《管子》的作者是管仲吗
《管子》究竟为何人所作，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管仲所著，有的说是战国以及秦汉时好事者为之，甚至有的说是魏晋以后的伪作。
有人说，能见到的最早见到的《管子》本子上，题名为“战国管仲著”。管仲明明是春秋初期时人，而题作战国，由此可见此书不是管仲所作。而且，书中常有“管子曰”、“管子云”或“桓公谓管子曰”等话，不像作者的口气。更可疑的是，书中多处提及到管仲病危及其身后多年的事，例如《形势解》篇中有“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的话。考这五伯，乃自齐桓公起直至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止，前后共历经了两百余年才形成的。管仲之时，哪有“五伯”这等的话？又如《小称》篇中有“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之句，考西施、毛嫱皆越国之美人，一为范蠡之妾，一为勾践之姬，皆管仲身后之事。
再从内容上来看，全书86篇，现存76篇，约20余万言，广涉旁触，庞杂丛芜，篇章散乱，段落重复，一个题目一个主旨，却在几个篇章里被反复赘述，又将诸子百家之言，皆都收揽其中。（郭沫若说：“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医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
这些指陈，无疑都是有道理的，但因此而否定《管子》为管仲所著，则未免有些偏颇，立论不足。若说书中常有“管子曰”等话，这就像《论语》中常有“子曰”、“子云”的话一样，只能证明此书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作者的好友、信徒等人所笔录与追忆的，而不能因此就此做出否定的结论。至于书中常有管仲身后百年之事，也不能因此而将其全部推翻，这只能说明后人在整理书稿时也添补和追加了许多自己的话，有狗尾续貂之弊。
若说《管子》全非管仲所作，都是战国和秦汉时人所为，那么，司马迁的《史记》中怎么会有这样的话：“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又说：“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像《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也未见他有详哉其言的赞叹之语，可见他对《管子》的深服与厚爱，是发自肺腑的。再说，他距汉初只有60余年，距秦始皇一统天下也不过百年，若是《管子》皆为秦汉时好事者所为，凭司马迁的深厚阅历，焉能不辨别出其真伪来？郭沫若说：“《轻重篇》成于汉文、景之世，皆确凿有根。”未免夸大其辞！试想，文、景之时的司马迁，焉有对同时代人的伪作也看不出，还点名指出《轻重篇》为管仲所作呢？
在汉初尚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人们对于《管子》一书还是颇为重视的，因为书中讲的多是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道的，正符合当时历经多年战乱亟需恢复经济和安定社会的需要。到了武帝罢黜百家之后，《管子》一书也还受到尊崇，书中所言的盐铁官营与国家调控市场、物价和商品流通等方针策略，也都为理财官孔仅、桑弘羊等所采用，在一部《盐铁论》中，多处提及到管仲，并常引用《管子》之文（详见《力耕》《本议》《援时》等篇）。其时，未见有人提出《管子》为伪作之说。
一百年后的汉成帝因见诸子百家之作多已轶失散落，残缺不全，于是下令光禄大夫刘向，竭尽全力收集天下的遗书，从儒家的经史，到诸子百家、各行各业的著述，统统编纂校定，核准勘实之后重新出版。每部书刻出之后，刘向都要“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向皇上详奏一番。刘向在校定《管子》之后上疏称奏说，《管子》“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接着，他详述了“管子者，颖上人也，名夷吾，号仲父”，其中未曾有一句话提及八十六篇之中有伪作与续作之说，且在结尾处重引司马迁的话，感叹其书“详哉其言之也”。
班固作《汉书》时也说：“筦子（即《管子》——编者注），八十六篇”，与刘向的说法完全一致。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能否定管仲是《管子》的作者，或者说是主要作者。至于说《管子》是魏晋以后的伪作，更是没有道理的。现今世上流传的《管子》各篇章，基本上皆存于汉刘向所辑之书中。
当然，反对论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且不要说，书中谈及到一些管仲身后之事，除了前面提及的“毛嫱西施”之外，还有“吴王好剑”“天下之国，莫强于越”（见《轻重甲》篇）等许多地方；而且，最令人生疑的是，体系杂乱，庞杂芜荒，有些论述显而易见与管仲的思想体系是不相符合的，例如《幼官》与《幼官图》，说的全是齐国阴阳家邹衍的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管仲之时此说尚不盛行，管仲治国从未伸张过此说。再以《版法解》中的一段话，“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整个是非墨的学术论战，这只能出自于战国时期儒家的手笔。因为墨子是晚于孔子约近百年之人，在管仲时是不可能有关“兼爱”这一命题之争辩的。
从篇章结构上来看，次序混乱，颠三倒四，反反复复，全无一点逻辑。一个题目前章讲了，后面篇章里又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让人一眼就看出来，决非是出自一人之手，否则作者为什么刚刚在前面讲过，后边又累赘不堪地重复呢？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匡》《中匡》《小匡》三篇。本来，这几篇都是讲管仲从政任相的历史经过和他治国的基本方针政策的，有一篇就足够了，可是却反反复复拖成了三篇。三篇的内容只在细节上稍有繁简差异，而基本梗概却都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可以断定，《管子》一书既有管仲之所作，亦有很多篇章为后人之补续，所以晋代傅玄推论：“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南宋叶适论断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黄震《日抄》中说：“《管子》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这些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如何区分管子原著和他人补记
一部《管子》76篇，究竟哪几篇是管子之原著？哪几篇是他同时代人根据他的口述补记和追忆的？哪些是战国与秦汉之时好事者为之的？而更重要的，又是哪些人为之的？这一问题对研究管子的主体思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纵观《管子》全书的编写体例、思想内容、行文笔法、遣词造句风格，以及说话的口气，可以断定该书第一册的七篇文章，《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皆出自于管仲之笔。
何以知之？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经明言：“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肯定了这五篇为管仲所作。而其中，《九府》已经散失，《山高》经考证即是《形势》，而《权修》《立政》几篇司马迁虽然未提，但其文势与所提及到的三篇乃一气呵成，不容分解，显而易见是出自一人之手。对于第一册这几篇文章，刘向在分类时又标之曰《经言》。《经言》正如《春秋》《左传》合刊时的体例，前者曰《经》，后者曰《传》，《春秋》谓之经言，《左传》谓之传语。按着这个体例推理《经言》中的七篇文章：《牧民》《形势》《权修》《立政》《版法》等七篇，是出自管仲之手无疑的；而后面的几章：《外言》《内言》《短语》《杂篇》《管子解》，显而易见，是对《管子》正式经文的七篇文章补记与追忆，是杂陈与注疏理解的文字。所以，载在《经言》中的《牧民》《形势》《版法》等篇目，又在《管子解》一章中，重立了《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等篇章，此为后人续补之作，是十分明显的。有的虽然没有标注“解”字，但就其内容来看，十分明显的是注解与诠释《经言》正文的文字，如在《乘马》一篇之后，在《管子解》栏目内又设立了《臣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三篇，不是明显得很，专为乘马而写的续作吗？
再从文字上来看，《经言》七篇皆是古朴简洁之语，气势磅礴，朗朗上口，且其中多有传世的名言警句，例如“仓廪实则知礼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
再从语句上来看，在《经言》的七篇中，可有一句称“管子曰”、“管子云”的话吗？没有！因而可以确信不疑地说，此七篇实乃《管子》的主体，出自于管仲之手。
除了《经言》七篇之外，还有没有管仲的自著呢？肯定还有。像《问》《势》《山国轨》篇，从内容与语句上看，肯定是；此外，稍做肯定的是《小匡》。前面说过，《小匡》一篇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管仲从政任相的经历和他富国强兵的基本思想和政治主张，而且与《国语》中的记叙是完全相同，应当说它是基本符合于当时的历史事实的。不像有的篇章，名曰管子思想，而实则是把儒、道、法、名、阴阳家的诸种学理都输注到里面。
管仲在《小匡》中首次对社会四大集团士、农、工、商做了职业划分，并提出定居而处，划地经营的政策，这是管仲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对四民的排列次序一直传用到今。所以说《小匡》一篇，必出自管仲之手，即使不是管仲自己完成的，也是由协助他一起治理齐国的所谓五子，即宁戚、隰朋、宾胥无、鲍叔牙、王子城父所为。《管子》书中其他一些篇章，凡与管仲治国的言行无误者，大抵也是出自这些人之手。而其中特别是隰朋，管仲曾经称之为“以为夷吾之舌也”（见《戒》），并说自己“辩辞之刚柔，乃不如隰朋”。
至于现存的《轻重》甲、乙、丙、丁、戊等五篇，是否为管仲所作则是一个最令人作难的问题。按司马迁《史记》中所言，他所列举的管子五篇著作中就有《轻重》，而在刘向所编写的本子中则列出了七篇，并标明后两篇《轻重己》与《轻重庚》已经轶失。对于留下的这五篇，持儒家观点的人，一概贬之为后人伪作。傅玄曰：“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唐代大儒、曾经注疏过儒家全部经典的孔颖达直言不讳地说：“《轻重》篇或是后人所加。”南宋叶适也说：“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甚于轻重诸篇。”
历代儒家之所以如此地菲薄排斥《轻重》诸篇，倒也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做了提示，《轻重》诸篇所阐明的，纯粹是《管子》经济思想，与儒家的扶本抑末思想正相反，从而让聪明的读者尤为重视《轻重》诸篇。考管仲卓越于历代治世能臣之上，就连孔子都深服他的才能，说有此才能不仅可以称霸，完全可以称王。管仲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内，让地处海滨的区区齐国，民富国强，富甲天下，人民归之如流水，正是他深知轻重之术，大兴盐铁之利，善于调控市场、物价和商品流通之所致。
管仲的经济思想是非常卓越辉煌的，轻重之术正是他治国富民政策的精华所在。他以商品与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主张由国家来调控市场、物价与以谷物、布帛为主的商品流通，便民之所利，并以此为基础来增强国家实力和人民物质生活，是非常有创见的，司马迁对这些政策措施非常称赞，在《史记》中简要地将其概括为：“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故论卑而易行，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作为管子思想精髓部分的《轻重》五篇，纵然不是管仲亲笔，也是他的亲近——协助他一起治理齐国的五子等人和以后继续沿管仲之法治理齐国的人为之的。《管子》一书中涉及到轻重之术的经济思想还不止以上五篇，在《乘马》《权修》《国畜》《海王》《山国轨》《揆度》《地数》《山至数》《山权数》《侈靡》等16篇中都有详细论述。纵观《管子》一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文字实乃我国古代所有著述中从未有过的一部巨著，其理论之精湛，思想的超前，在整个经济学术思想史上，即使放眼到世界范围内，也是十分珍贵而罕见的。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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