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石仲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

    90年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创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历经90个春秋，跌宕峰回，波澜壮阔，但贯穿其间的主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党的历程，无论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归根结底，在于“是否坚持和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从某个角度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90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说到底，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以后继续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当然它的内涵会扩展，但这个主题具有长久性。只要共产党还是执政党，不变质，始终会是这个主题。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乃党之魂、国之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源，中华民族在21世纪和今后更长时间的安身立命之本。

    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观世界形势和时代发展变化，不断总结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先后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过反复探索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创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体系，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是邓小平、接着是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在总结国内国际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指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伟大成就。

    取得伟大成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反映在学术领域，是一个研究热点。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述林林总总，出版的书籍可谓成百上千；发表的论文更是成千上万。这是个常研常新的课题，从不同学科或不同视角进行研究，可以丰富它的内容。在当代中国，它已成为一门显学。教育部门将它列为一门重要学科，高校、党校、军校和社科研究机关，或专门讲授这一课程，或开展专题研究。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被列为重点课题。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进一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战略任务。

    怎么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怎么理解？它的内涵是什么？学界众说纷纭。我和龚育之作为首席专家带领课题组，承担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后，对这个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龚育之在2005年4月《人民日报》撰文，讲了由他提出、为课题组完全赞同的看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个方面。他写道：以前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般从“民族化”方面讲得比较多。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时，主要就是讲民族化，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主题，同列宁所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没有明显变化。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新的主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就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讲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讲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地强调“当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一个重要丰富。（参见《人民日报》2005年4月4日，《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11日）这个看法得到了理论界许多同志的赞同。《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6月版）一书即按此观点来叙述。

    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十七届四中全会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民族化和当代化”关系问题。我以为，这两者不矛盾。十七届四中全会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给它下定义，重新界定其内涵，而是根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政治需要，在讲“中国化”时要突出“时代化、大众化”。因为我们国家当前正处于需要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新的形势和任务，迫切要求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进一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指导，十七届四中全会便提出了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因此，从学术层面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与从政治层面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其所讲的问题、所论的对象不同，可以并行不悖。前者是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为“民族化和当代化”，后者是讲理论战线的战略任务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至于有的学者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要将“当代化”改为“时代化”，也无不可；我以为，这些用词不是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主要是考虑角度和用语习惯问题。我们编写组既然在龚育之生前就已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表述为“民族化和当代化”，并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且与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不矛盾，因此在表述上兼顾两者，根据语境来确定用语，或者互用。如果说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的内涵思想进一步提升，也无不可。

    根据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是：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准确把握改革发展实际，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进一步结合起来，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根据日新月异的时事变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来审视马克思主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科学回答时代课题，吸收新的时代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宗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用简明质朴的语言把理论讲清楚，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观点说明白，使之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成为更好地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

    当然，大力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一个相互关联、不可割裂的统一整体。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三者并提，并不意味着三者是并列关系。在三者中，中国化是核心，也是基础和前提。中国化不仅仅是民族化，它蕴含有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

    三个“30年”与两次历史性飞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创立90周年之际，我们编写组撰写了《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该书写作的具体指导思想，是党的两个《历史决议》；还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6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引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相关文献和著作。

    为叙述简便起见，我们将党的90年历史分为三个“30年”（取整数）。从党的成立到中国革命胜利（1921-1949）为第一个“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1949-1978）为第二个“3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978-迄今）为第三个“30年”。党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路的历史进程也以此分三个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特别是第二个“30年”怎么看？从国内学界来说，由于人们的不同经历和阅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观念，其中不少还牵涉一个感情和理性、历史认知和与时俱进、分析视角和全面把握的关系，因而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见仁见智，这是正常的。可以通过切磋、争鸣，能取得共识最好，不能则求同存异。但是在境外，则不一样了。除了有历史观、价值观的博弈外，还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背景。有的著述极力诋毁、歪曲、丑化党的历史。怎么对待这个问题？打口水仗没用。只能以正确的历史观写出符合实际的党的历史，回答各种非议。这就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的学人以为这是过时的陈旧研究方法，这至少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会过时的。不是讲“普世价值”吗？它具有被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不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吗！因此，研究历史、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历史唯物论。只有这样，才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获得正确认识。过去或者时下对有的历史问题没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不是这个方法本身错了，而是没有运用得当。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党的历史、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不能不突出“探索”这一视点。从宏观上看党的历史，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干革命是如此，搞建设也是如此，即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在研究和写作中，我们强调党获得的成功是在探索中获得的，发生的挫折和失败也是在探索过程发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过去被认为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应当看作是在进行探索。特别是建党初期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五届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还有其他领导人，实际上已开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历程。陈独秀在领导党的前期所做的贡献是如此，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右倾错误也应当这样去认识。同样，毛泽东在新中国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包括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也应当从探索的视点来看待。该书努力跳出过去“路线斗争史”的传统模式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但是，按照党的历史进程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分为三个“30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只有两次，不是对应关系。怎么说明这种不对应关系？在我们研究初期是个难题。后来，我们对党史的三个时期，即三个“30年”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关系作动态性表述——第一个“30年”（1921—1949）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30年”（1949—1978）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1978—至今）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到现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是一个新的观点。龚育之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讲了这个新观点，也获得许多学者赞同。它的好处是一目了然地展现了三个“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状况和特点。

    该书既然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题，对它的论述就着重围绕“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来展开。所谓独特的东西，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有东西基础上而产生的相异的东西，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化”了之后的丰富和发展。为此，该书的主线可概括为“三、二、二、二、三、二”。第一个“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时期，即三个“30年”。第一个“二”，是党领导的两次伟大革命，第一次伟大革命，系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初步建立；第二次伟大革命，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个“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三个“二”，两条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倒数第二个“三”，是讲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作为目前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后一个“二”，也是前面讲过的经过十七大整合后将三大理论成果概括为两大理论体系，即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从邓小平理论到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样的表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90年历史所获得的实践之果和理论之果。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