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洋外交官

    1896年10月，清廷驻英国公使馆参赞英国人哈里代·马卡尼（MacartneyHalliday1833－1906）导演了一幕绑架孙中山的丑局。这个阴谋事件一经曝光立即使整个伦敦舆论哗然，这个中国的洋顾问即遭到新闻界和法学界、政界的指责、抨击。绑架事件结束之后不久，孙中山在伦敦出版了他的英文著作KidnappedinLondon（中译本名《伦敦被难记》），更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不过对于这个历史丑剧的导演——英人参赞哈里代·马卡尼的来历，《伦敦被难记》书中对他也没有详细介绍，只知道他是清使馆的实权人物，长着一脸白花花的大胡子，使馆中人称他为马大人——他有一个中国名字叫马格里，表字清臣。其实清廷公使馆里的这个洋人顾问倒是颇有一些传奇经历的。

    马卡尼于1833年生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ofEdinburgh）医学专业毕业。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他作为军医于1858年随侵华军来到中国。清廷屈服后，随英军协同清政府围剿太平军，之后不久即被聘为淮军洋炮队教习，深得李鸿章信任。在围剿太平军期间他帮助李鸿章建立了中国早期近代意义的兵工厂，起初于1863年春在上海松江建造了一个洋炮局，1863年10月苏州城被攻破，洋炮局即迁往战略重镇苏州，建立苏州洋炮局。传说在苏州他还娶了太平军叛将纳王郜永宽之侄女为妻。1864年夏，太平天国天京（即南京）失陷，次年夏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即命马格里在南京又建立起一个规模更大的兵工厂“金陵制造局”，由马格里担任总监。

    从上海松江洋炮局、苏州洋炮局到金陵制造局，马格里为淮军效力十余年，引进了欧洲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可谓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一位有功之臣。但善始未必善终，他终因淮军内部的倾轧，在一次恶性事故中栽了跟头。1875年1月，天津大沽口炮台试放金陵兵工厂出产的新炮，不料2门大炮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官兵7人。这并非偶发事故，毕竟对于军事工业他是外行，后来他亲自到现场试炮，仍然再次发生爆炸事件。经查明发生事故原因是使用了劣质钢材。这年7月他被免职。但是第二年，仅赋闲一年的他很快就碰到了一个更适合于他发挥才干的难得的机遇。当时英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官马嘉里在云南被杀事件刚刚了结，清政府应英国政府要求于光绪二年十月（1876年12月）派遣礼部左侍郎郭嵩焘（后复任兵部左侍郎）为钦差大臣赴英国“通好谢罪”，同时设立中国驻英国伦敦公使馆。李鸿章力荐自己的旧僚属马格里充任翻译官随同郭嵩焘出使英国。他是以三品衔候选道充任三等英文翻译官的，到曽纪泽任公使之后晋升为二等参赞。这样，哈里代·马卡尼就由中国近代兵工厂的第一位洋厂长，变成了大清帝国派驻国外的第一位洋人外交官了。他离开故乡时还只是一名英国青年军官，当他回到自己的祖国时却已成为东方帝国的朝廷命官了。

    当孙中山绑架案发生时马格里已在中国公使馆任职整整20年，历经六届任期（三年为一期），已是一位资深的中国外交官了。虽然这次的失手没有像二十年前大炮爆炸事件那样使他丢官，但是他在自己的国家弄得声名狼藉，名誉上遭受的损失却大大超过前一次所栽跟头。

    在孙中山眼里这个清廷的洋爪牙简直是一副犹大嘴脸。20年前中国公使郭嵩焘对他的这个洋随员就产生过相类的感觉。郭嵩焘十分恼怒马格里业务上不称职，成事不足败事有馀，多次在日记中述及。如光绪三年二月十二日日记云：“夏弗斯伯里商禁鸦片烟一节，开示马格里应答之词，……讵是日马格里编造无数言语，而所开示之词，竟无一语及之。”（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见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2008年版）这是在办理外交事务时公然违背公使的意旨，胡言乱语。又，光绪三年二月十四日日记：“议禁鸦片烟公会教士丹拿来，传夏弗斯伯里言，以初三日马格里传言竟无一合者，恐补刊新闻纸，益使人疑。其中惟荷兰国本拟禁烟，而误为种烟，情节过为违悖，无以对荷兰人，必得改正。丹拿能为此言，马格里乃至尽反吾所指授之言而自发议论，顽然不顾，使人茫然不解其心意之所属。”（同上书）一个翻译官在正式的外交商谈中，违背公使“所指授之言”“而自发议论”，“顽然不顾”竟将“禁烟”译成“种烟”，这是一个可能引起外交麻烦的政治性错误，当时郭嵩焘不过训斥了他几句，其实予以记过甚至免职处分都不为过。郭嵩焘不仅对马格里办事颟顸极为不满，而且对其人格评价也极低，郭氏本已憎其“愚谬专擅”，后来发现他为副使刘锡鸿讲解西洋年鉴（AlmanachdeGotha，《哥达年鉴》）颇为尽力，才意识到马格里冥顽不顾的原因，即在日记中写道：“至是始知马格里之真为走卒才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三年五月初七日）外交使节中本无副使一职，在公使向英国女王递交国书时刘氏差一点被拒之门外，大丢其颜面；此人完全是清廷顽固派势力硬塞进中国驻英使馆里监视郭嵩焘的一个钉子，实际上就是奉旨与公使为敌，并且果然起到了损害国家利益的破坏作用。刘锡鸿得力于马格里的帮助确实不小，所著《英轺私记》即多来自马格里的见闻。由于马格里的双重身份，他既属于李鸿章淮军系统中人，同时又是驻在国之臣民，郭嵩焘也只好忍受，感到百般无奈：“马格里诸事生疏，而喜持意见专擅，亦予大运中之一劫星也，心实苦之。”（同上书，光绪三年四月初三日）“马格里愚谬专擅，屡经训饬，略无悛改。”（同上书，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二日）

    公允的说作为走卒之才，其外交上的才能得到充分而正常的施展是成为第二任公使曽纪泽的僚属之后。此时驻英使馆已无刘锡鸿这般奸佞之徒作祟（刘后调任驻德公使，后又与郭嵩焘同时被撤回国），用郭氏的话，就是再不会“熏蒸于刘锡鸿之积恶以与之化，无事不承其害”了。实际上就是说，马格里是一个具有可塑性的人物，如果没有恶人的影响，他是可以改变而向积极方面发展的。后来事实证明，曾纪泽更懂得如何驾驭走卒之才，他充分的发挥了马格里的长处而避其短，并且曾氏本人深通异国语言（英语），也不会出现受蒙蔽欺瞒的情况，使馆职员只有诚实、尽心尽职才有可能被聘用、留任。郭嵩焘自己曾检讨云：“然其弊皆坐不通语言，是以出充西洋公使，以通语言文字为第一要义。”（同上书，光绪四年十二月廿三日）马格里给曾氏的印象是“情形熟悉，办事实心”，因而也赢得了曾纪泽的信任重用。郭嵩焘与曾氏的评价当然相反，说：“西洋人才实盛，吾所得马格理（里），可与言学而断不可与办事，皆蹇运为之。”（同上，光绪四年七月初一日）这样的印象其实已算是郭氏对他的最佳评价了，确实郭氏也常与他海阔天空闲谈，其目的自然希望多获得一些西洋文化风俗方面的知识，但实际上郭氏常常对其所谈予以纠正，并不欣赏。不过，对于马格里来说，郭嵩焘这一页算已经翻过去了。

    曾纪泽外交生涯中最光彩的一笔是为伊犁改约一案出使俄国谈判，争回了被俄国侵吞的新疆部分领土主权。这次谈判马格里作为曾纪泽的智囊团重要成员一同前往。此任的艰难，正如曾纪泽致丁日昌信中所说：“夫全权大臣（按，指前任使俄全权大臣崇厚）与一国帝王（按，指俄国沙皇）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极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者乎？”这是说他此番赴俄是要去推翻沙皇与中国全权大臣所签订的中俄边境及通商条约，即所谓《里瓦几亚条约》，这是一个无端丧失中国领土主权的极其不平等的条约。卖国贼崇厚被革职下狱判斩监候（死缓）后，曾纪泽随即授命赴俄去翻盘，谈判商改条约；曾纪泽将此次使命形容为“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任务之艰巨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重大复杂的使命，当然不是曾氏一人能够完成的，他率领了一个精悍的外交人才队伍，马格里是他最得力的助手之一。出使俄国之前，马格里陪同曾纪泽与英外相密商，请英国支持中国的这次外交谈判，希望谈判“遇有争辩相持之际，望英使之驻俄都者从旁婉劝俄廷”。（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光绪六年四月廿五日；见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这就是与英国商量联手牵制俄国。这个要求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应允，因为英国在印度、中亚的利益正需要中国对俄国的牵制，英帝国也必须维护其在华势力的均势走向。赴俄国谈判期间，中国官员与英、法驻俄公使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络。正因为具有这样的国际政治形势，也正因为中国公使曾纪泽很好地掌控了这场外交斗争的有利国际形势，才有可能“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

    在与俄国商改伊犁边界条约谈判中，这位洋参赞的表现我们从曾纪泽日记中可以寻到一些痕迹。光绪六年（1880）七月初二日曾氏在日记中写道：“清臣来，久谈。与之展阅中、西地图，考核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诸境。”日记中的“清臣”是马格里的表字，同僚和朋友间经常称呼他的这个别名。七月十五日曾纪泽日记写道：“与清臣谈极久，阅俄人所刻土耳吉斯坦暨伊犁等处地图。”虽然日记中仅寥寥两笔，其辛勤工作的情形已跃然纸上。又，十六日日记：“将译署奏定准驳约章，用三色笔批于随身条约之上。与清臣、日意格谈甚久。”日记里说的“译署”指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日记里说的另一个洋人顾问日意格（ProsperMarieGiquel，1835-1886），是个法国军官，经历与马格里相似，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随军来华，也参加了镇压太平军，以后协助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福建船政局，被任命为正监督，是中国近代海军的一位重要创建人。他当时也作为曾纪泽的随员一同赴俄，显然在出使俄国的谈判队伍中很需要他这样的在中法之间能够起牵线协调作用的洋参谋，与马格里在中英之间所起作用一样。关于这两位洋人，郭嵩焘曾经作过比较：“日意格随沈幼丹办事有年，一切体式优于马格理（里）远矣。”（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光绪三年四月初三日）然而曾纪泽二人并用，各取其长。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曾纪泽日记：“摘录初五谕旨，因纪泽致俄外部文牍，未将应驳诸务全行商改，俄派使赴华，……至清臣、日意格处，将前此所拟商改全约之牍，修饰数处。”这是说俄国企图绕过中国钦差这个强硬谈判对手，直接去北京找总理衙门的大臣去谈，于是曾纪泽赶紧找马格里和日意格商量适当的妥协办法；同时要求朝廷坚持在俄都圣彼得堡谈判。八月廿九日日记：“核改致布策函。阅昨日问答节略。至清臣、日意格处谈甚久。”布策是俄国驻中国公使，因中方的坚持，他终于被召回国与中国钦差大臣具体商改边界以及通商条约。九月初一日记：“清臣、霭堂、日意格来，商订致布策函良久。”此时谈判已初见成效。九月初五的日记里说：“至清臣室，与日意格查对地图极久，补编电寄译署，四十七字。”这是向北京总理衙门发电汇报谈判的进展以及初步结果了。三个月后，曾纪泽经接到圣旨，通过了他们商改的条款。廿九日日记：“至清臣、日意格处久谈，偕二人至余室，商所改通商章程稿，……”此时已临近除夕过年了。光绪七年元月初二日：“至清臣、日意格室商改条约章程。”十一日：“清臣、日意格来，商议约章字句。核阅条约稿。”（以上均见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从这些极其简略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在紧张的工作中度过了1881年春节；同时也能想象在130年前，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势下，中国的外交官员们是怎样艰难地抵抗沙俄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吞吃我国北疆领土的。

    曾纪泽没有埋没马格里的功劳，多次向总署以及英国政府为他报功请赏。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马格里获得了英王奖赐的三等宝星。在郭嵩焘属下时他还只是一个英文翻译官，而此时他已是二品顶戴总领事衔二等参赞了。曾纪泽卸任之际，还致函英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请英王奖赏马格里二等宝星。

    马格里跟随曾纪泽七年，不负出使大臣向朝廷请赏奏折里对他的“办事实心”这句表扬。尤其可圈可点的是襄助第四任驻英公使薛福成（兼任驻法、意、比三国公使）与英国政府谈判，为签订中缅边界勘定条款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薛福成日记中录存了马格里为争中国属地的谏言：

    二十四日记马格里来信云：

    ……英虽战胜缅甸，此地不归英属，昔曾侯已明告外部，今中国若不欲失管辖之权（此地即穆雷江之北，厄勒瓦谛江之东），现在必须竭力索问。此处即出翡翠之地，虽非尽中国人，却皆中国一类之人；风俗教化衣服，皆与中国同。中国可云：“向归我辖，现仍欲管辖下去”，必能有效。从前中国四面皆有属地。今则俄在北边，既辖黑龙江大股之地，又欲觊觎喀什噶尔之西；朝鲜已为自主之国；日本灭琉球；英人踞缅甸；法人取越南；暹罗不肯再进贡中国。中国所有属地，仅余西藏而已。非中国之不能管辖各地，实由中国于边界之事，太不加意。甚可诧也。（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光绪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

    所谓“非中国之不能管辖各地，实由中国于边界之事，太不加意。甚可诧也。”这话可说是对于当时总理衙门诸大臣的批评。马格里的这一番言论与薛福成的想法甚为合拍，于是薛特记录了下来。薛福成十分清楚洋务大臣的颟顸愚钝，因此他叹息道：“安得识洋情、有风力之大臣，久居总理衙门而一挽此习也？”（《出使日记续刻》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记）并认为：中国欲图自强，必自精研洋务始；欲精研洋务，必自整顿总理衙门始。

    薛福成在马格里的得力辅佐下，与英政府经过艰难谈判，终于勘定滇缅边界。签约当日薛福成在日记中记道：“自壬辰闰六月接总署电音，与英外部商办滇缅分界通商条约，发轫之初，势甚凿枘。又有印度部掣外部之肘，印度总督又掣外部、印度部之肘。凡关系紧要之件，往往既允复翻，无从得其要领。余督同参赞马格里，相机理论，刚柔互用，稍稍使就范围。”（同上书，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四日）

    这就是一个英国籍的驻英中国外交官员的立场。从赴俄参加修改重订伊犁条约，到积极筹议续订中英滇缅边界及商务条款，这些在清季外交史上非常少有的亮点，均包含有这位中国的洋外交官的劳绩。他效忠于所服务的国家，为自己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利与西方列强包括自己的祖国英国进行针锋相对的论辩，“相机理论，刚柔互用”，充分发挥了其外交才干。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使他获得了中英两国政府的褒奖。

    但是也正因为他对于清王朝的愚忠，对于一切颠覆分子、乱党（革命党），当然绝无同情，这种职业道德使他缺失了“遍布英国的宽厚的公德精神”（孙中山《伦敦被难记·致各报编辑》中语），尤其是使他丧失了作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博爱精神，竟然干出了违背国际公法、滥施外交特权，置人身保护权于不顾的阴谋勾当，其“奴才走卒”、“愚谬专擅”之本性暴露无遗。从这一面来说，郭嵩焘的眼力则比曾纪泽锐利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