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与口述历史的研究，是当今国际史学界研究发展的新趋势，是“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美〕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标志。吴铭能《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6月版，下引该书只注页码）一书专注于档案文献、口述史料与现代历史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研究，能从多角度多方位勾稽察核史实记录，用以小见大的方法，从史料矛盾的爬梳中探寻史实真相，提升历史事件、活动和人物的核心价值，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具有相当的创新；能站在学术前沿，适应史学发展的新趋势，时出己意；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在观点和方法上都有突破性进展。
该书的突出特色、主要建树和学术价值主要有：
一、善于运用档案、书信、口述史料对比考证的方法，从历史的细节出发，探索梁启超、陈独秀、徐志摩、台静农、蹇季常等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人物文化性格的核心之处，有新的创获。如：由梁启超与蔡锷的交往史料论证出梁对于“共和再造”的杰出贡献，“为全国人人格而战”的精神实乃护国运动的核心（P72-73），“蹇季常是梁启超的灵魂”（P72）等，皆有新意。对梁的思想善变、性格复杂、公众形象与人格特质不一致（P21-28）、陈独秀与台静农的特殊关系（P108-113）、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思想根基的真实旨意（P113-143），皆有为史家忽略的创获。这些探索对于研究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性格大有裨益，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二、重在通过档案、书信、口述史料，辨伪求真，不仅纠正一些史实的偏颇、歧义和伪造，而且在方法论上提出了纠空疏之学风，复传统的实事求必求其是、持论必求其正的实学学风问题。该书以实例分析和细密考证，揭示实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性，揭示敏锐的观察力与扎实的考据方法、学术功底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方法论上也很有启示性。如：揭示梁启超年谱台北本基于政治见解的涂抹删改（P40-42）、对二二八事件口述史料记载的曲意涂改（P294-320）、对《实庵自传》不同版本的订正（P110-113），皆能秉持客观求实态度，这对当前空疏学风与范式失衡的学术大有警醒价值。
三、强调“场景再现”（P24）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精神，提倡“文化情怀”（P26），以情感投入来“深入历史的最核心之处”（P27），这种对历史“抱着理解的同情”的研究态度，在当前亟有价值和意义。尤其对梁启超与徐志摩的严师诤友的情谊、梁启超与蹇季常、陈独秀与台静农、梁启超与蔡锷之间的友谊与交情，条分缕悉，鞭辟入里，剖析史料令人信服。
四、资料充实，引证规范，引用资料、观点来源清楚详明，并有新的史料发掘，值得称道。
五、通过对黄彰健《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与官方版《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的比较与批判，澄清历史真实与昭示学术良知，彰显了该作者热爱祖国的情怀和黄彰健先生的学术良知，彰显了他们对于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努力，使得该书除了学术价值之外，尤具关怀现实的深切意义（P321-322）。特别是揭露把“日据时期”改为“日治时期”的别有用心（P294及315-316），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以上是该书的显著特点。然笔者对该书几处有不同看法，敬谨提出与作者商榷：
一、对书中有关文化人物，应放在当时的时代精神与文化性格、文化心理（集体无意识）的大视野下来分析，从这些人所代表的文化集群的集体性格来分析和提升。该书已提升到这样的层面了，但缺乏画龙点睛，是个遗憾。
二、对梁启超所说“唐盟碑殆我国与他国为国际上平等条约，传世最古者”（P64）的观点，应加以分析和指正。梁的观点是错误的，“唐盟碑”是国内民族关系，不是国际关系。该书没有分析，是个缺憾。
三、对“告别革命”问题，改良与革命的关系问题（P83-86），不能脱离历史环境，抽象论证。该书不加前提条件，笼统肯定改良，否定革命，不妥。
四、口述史，依我个人见解，分为“口述史料”、“口述历史”与“口述史学”三个层面。口述史料与档案资料不能笼统说口述史料很多靠不住，不如档案史料真实。这个问题易引起争议。作者对鉴别口述史料的真伪与档案书信的可信程度，已做出了范例，这是值得称道的。但给人唯有档案书信才是可信的、口述不可信的结论，失之偏颇。作者在“口述历史”层面已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但建议在“口述史学”的研究层面要慎下结论，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持论求其中，实事求其是。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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