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博览群书》今年第五期“本期关注”教科书专题，针对中文专业部分课程教材的些许问题产生了共鸣，因而特撰此文，以请教方家。
一部好的教材是从事教学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同时任课教师也是各高校中文系师资力量较强的队伍。这些构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和学术发展的推动者。教材建设深受国家有关部门和高校内部的重视，因而教材的编撰数量也很多。有国家组织全国统编的教材和推荐使用的教材，如北京大学曾经组织专家编写、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推荐教材使用三十多年，与此相配套的有朱东润先生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也是较有影响的经典教材。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古代文学学术研究成果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许多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也推陈出新，陆续编撰了许多替代性的教材，尤其是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主编的面向21世纪的教材《中国文学史》，深受各个高校及学术界的好评，采用的高校较多。由于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与《中国文学史》的配套教材《中国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2007年版）出版较晚，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袁世硕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2002年版）。这些教材虽然都是名家领衔担任分册主编、名校教授分头编选与注释，可谓倾力打造的精品工程，陆续被纳入面向21世纪教材或“十一五”教育部规划教材；但仍然避免不了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差错，尚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
常识性错误仍未修订
以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2002年修订版）为例，错误还是有的。譬如教材中提到的虞世南的文字：
初唐时代，当政的文臣多半都是深受齐梁影响的前朝遗老，唐太宗本人对齐梁文风也很爱好。他自己带头写淫靡浮艳的宫体诗，富丽呆板的宫廷诗。他命令魏征、房玄龄、虞世南等大臣编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文馆词林》等等类书，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供给当时文人们采集典故词藻之用。
其实一般人均能知道魏征基本上与这些书的编纂没有关系。主流观点认为《北堂书钞》为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所编，而非在唐代所编。也没有材料证明该书编纂与魏征有关。如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四云：“唐秘书监余姚虞世南伯施撰。其书成于隋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P423）对于这一点郭醒先生另有新说，认为是虞世南在唐代秘书监任上所撰（见《〈北堂书钞〉成书年代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3期）。
至于说《艺文类聚》的编者，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同卷是这样著录的：“唐弘文馆学士长沙欧阳询信本撰。案：《唐志》令狐徳棻、赵弘智等同修。”最新整理的《艺文类聚》出版《前言》中称：
《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下诏的年份，据《唐书》七十七《令狐德棻传》的记载为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唐书》一九八上《儒学?欧阳询传》记为武德七年（公元624年）诏修，乃是误以成书上奏之年为诏令修书之年。受诏参与编修的共十余人，今能考知姓名的有给事中欧阳询、秘书丞令狐德棻、侍中陈叔、太子詹事裴矩、詹事府主簿赵弘智、齐王文学袁朗等人。
领修该书的人，《前言》最终根据多种文献资料断定为欧阳询，由此肯定，《艺文类聚》的编纂与游先生《中国文学史》所提及的人没有关涉。
而《文馆词林》的编纂一事则更与该《文学史》所述三位相去甚远。根据多种文献资料考查，《文馆词林》是唐中书令许敬宗等奉高宗之旨编集的一部文学总集，共1000卷，分类编辑先秦到唐代各体诗文。宋人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有明确的记载：“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十月二日，许敬宗修《文馆词林》一千卷，上之。”宋人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也有类似的记载。另外，《新唐书》《旧唐书》均有相同的说法，无须赘述。事实上《文馆词林》编纂完之后的显庆三年（公元658年），魏征（公元580年—643年）、房玄龄（公元579年—648年）、虞世南（公元558年—638年）均至少先后过世十年以上，并且没有文献资料记载，他们参与其事。并且《文学史》还将《文馆词林》作为类书看待，似有不妥。从上述情况看出，只有虞世南主持编纂了《北堂书钞》，而魏征、房玄龄则与这三种著作没有关涉。
教材修订后编者校勘不严
语言方面的教材就存在这类问题。有些问题是在修订的过程中由于排版等因素影响，将正确的内容搞错了。如一部历经多年修订的著名学者领衔编撰的《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教材前三版均正确，而2006年修订的第4版教材则至少有两处错误。如该书上册第46页舌面元音舌位唇形图将半高e[e]误标为ê[e]。这样的错误，反映出教材的修订需要更为细致认真的态度，尤其是重新排版的教材，要注意新出的错误或问题。本来出版者和编者是想借修订之机，从开本到装帧、版面等进行精美的设计，达到锦上添花的目的，没想到重新编排以后由于校勘上的大意，却造成了内容上的差错，反倒弄巧成拙。
有些教材虽然经过修订，有些错误已经改正，但有些尚未发现。笔者曾经针对一本《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版）教材就所发现的内容和文字差错提出过意见。修订后的第2版，笔者看到诸如介绍《史记》的人物刻画中谈到《苏秦列传》中刻画苏秦形象时，已经修改了。笔者曾经书面所提意见“苏秦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恭后踞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结果为“苏秦富贵还乡，笑视兄弟妻嫂前倨后恭的变化，抒发对世态炎凉的感慨”。这样一来，所用词语与人物前后行为才相一致，当然还修改了一个别字。但还有未能纠正的问题，如有些表述文字还存在用词欠准确的情况，在该《文学史》介绍《战国策》的文学成就时，说《战国策》在写人上“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还有在介绍《左传》时又说：“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笔者以为这两处的“成立”应该改为“创立”。
注释文字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同样是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在经过了第2版修订之后，关于宋人“寇准”和“杨亿”的注释中的小差错仍未修改。前者称：“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州人）。”按照现在地名，陕西省没有“渭州”县或者市。古代虽然有“渭州”一地，指现在的甘肃平凉地区，但与寇准故里无涉。而寇准则是渭南市这个“三贤故里”之一贤，因此，这里括号内的注释文字应该为“今陕西渭南人”。后者“杨亿”注释所言：“杨亿，字大年，建宁蒲城人（今福建蒲城人）。”全国县名有两个读音相同，且容易搞混的地方，即福建浦城县与陕西蒲城县，福建浦城县应该是宋代杨亿故里，而陕西蒲城县则是杨虎城的家乡，与杨亿无涉，因此括号内“今福建蒲城人”应该更正为“今福建浦城人”。
面对诸如上述教材中常出现的一些差错与不足，我们热切希望能够在教材的修订完善方面提出一些有益的措施。
一是要能够建立国家层面的教材修订完善制度。这个可以由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制定，明确规定教材修订机制、年限、责任人等，并广泛征求意见，予以颁布实施。二是国家可以设立教材修订的基金，以资助和鼓励名优教材进行修订工作。三是有些教材编委会需要及时补充和更新成员，包括主编等，保持教材修订工作的前后衔接，使教材修订工作不因某位主编或成员的过世而终止。否则，修订完善工作成效不显著。四是教材编委会应该设立专门的教材使用意见征询联络员，使教学第一线反馈的意见或建议能够及时与编者见面，以便搜集汇总，届时将征求的建议或意见吸纳进去。教学第一线的意见也不一定非要以公开发表的形式见诸刊物。有些教材虽然教学一线的反馈意见提了许多，但最终由于未能反馈到教材的参编者那里，修订时仍未被采纳。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作为高校文科“中国古代文学”课的主要教材,为各地高校所广泛使用。有学者就其上编第1、2册作品注释,提出30余条修正意见。然而从2002新版和其后的印次看不到修订完善的内容。
除了上述措施之外，我们认为在教材编者中提倡“闻过则喜”精神和胸怀也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作为高校或者基础教育施教者，发现教材中有小的差错，及时反馈给出版社或编者很有必要，也不必大惊小怪或大肆渲染，更不能因此刻意攻击别人或侮辱人格。另一方面，编者也要有虚心接受的态度和容人的心胸，将各类反馈意见或建议及时梳理，有选择地吸纳到修订本里，使之更加完善，这样才能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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