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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1年05月07日 星期六

    令人费解的一错再错

    ——诗人李章伯其人其诗

    吴心海 《 博览群书 》( 2011年05月07日)

        李章伯非李伯章

        沈用大先生的《中国新诗史1918-1949》(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年1 月版)在谈及“海派”和“现代派”时,有这么一段话:“伴随《现代》、《新诗》前后还有不少较小群体,他们大致信奉其观点、接受其影响,遂形成众星拱月之势。……有吴奔星、李伯章于1936 年6 月创办的《小雅》双月刊。”(P489)

        文中的“李伯章”,其实是“李章伯”之误。不过,由于一是因为沈用大先生并非专业的诗歌研究论者,二是可能是电脑录入或校对出现的“鲁鱼亥豕”之误,笔者对此没有特别在意。直到不久前,看到知名诗歌评论家孙玉石先生撰写的《我思想,故我是蝴蝶——30 年代卷导言》(见《百年中国新诗史略〈中国新诗总系〉导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3 月版,P70),同样写着“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小雅》诗刊”字样时,终于意识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结果,把手头的资料翻了一翻,更是令人大吃一惊,把“李章伯”误为“李伯章”的,竟然比比皆是:

        1986 年,陈绍伟编《诗歌辞典》(花城出版社)P371—372 :“(《小雅》)1936年6 月创刊于北京。双月刊。……主编吴奔星、李伯章。”

        1999 年, 孙玉石著《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P130 :“北京的《小雅》(1936 年6 月-1937 年6 月,共出6 期)这个由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诗双月刊,坚持任何一派的作品,都一律看待的原则……”

        2004 年,刘静著《新诗艺术论》(中国文史出版社)P174 :“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小雅》1936 年6 月到1937 年6 月在北平出版6 期。”

        2006 年, 王文彬著《雨巷中走出的诗人:戴望舒传论》(商务印书馆)P185 :“注3,《小雅》诗刊由吴奔星、李伯章担任主编。”

        2006 年,金理著《从兰社到〈现代〉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及刘呐鸥为核心的社团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P122 :“北京吴奔星、李伯章主编的双月刊《小雅》……”

        2007 年,张林杰著《都市环境中的20世纪30 年代诗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P43 :“ 注3, 吴奔星、李伯章:《社中人语》,《小雅》第3 期,1936 年10 月。”

        由此看来,“李章伯”误为“李伯章”的情况如此之多,应该不是孤立的文字误植问题了,而是由来有自。但限于所见,始作俑者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些谈及《小雅》的论者,未必真正看过或者认真看过《小雅》原刊,多半是人云亦云,才会出现类似错误。其中,孙玉石先生是我十分尊敬的诗论家,但这么一个简单的错误却在他的重要论著中延续超过十年之久,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也十分令人费解。

        其实, 关于李章伯的情况, 正确的介绍也有不少。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史料·索引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年5 月版)在“新文学运动纪事”及介绍“小雅诗社”时分别如此叙述:

        (1936 年)六月,小雅诗社在北平成立,由吴奔星、李章伯主持。同年下半年创办《小雅》诗刊,共出6 期。(P793)1936 年6 月成立于北平, 主要成员有吴奔星、李章伯等。曾创办《小雅》诗刊,共出6 期。约于次年6 月停止活动。(P824)

        李章伯的新诗

        李章伯的新诗,以发表在他和吴奔星共同主编的《小雅》诗刊上为最多,其中创刊号上有《寄——》、《蒲公英》、《望儿归》、《死床》、《远思》( 以上两首署名“月华”);第二期有《三月》、《原上之歌》、《百合花》、《月》;第三期有《归欤归欤》、《无题》;第四期有《无题》、《秋夜之华》;第五、六期有《旅邸之夜》、《无题》、《冬天的屋子》、《春之郊》, 计17 首。此外,他还在路易士主编的《菜花》、《诗志》(可参见《博览群书》2009 年第10 期拙文“《小雅》创刊地及《诗志》刊名题名者”),叶悬之编的《诗林》以及香港《红豆》等很多刊物上发表过作品,是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现代诗坛的重要诗人。

        尽管不少新诗史著作谈及现代派诗歌时都会提及《小雅》诗刊及李章伯,但迄今为止,尚无专人研究过他的诗歌,其诗也鲜见各类新诗选本。就笔者所知,孙望选编的《战前中国新诗选》(绿洲出版社1944 年初版,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 年重印),所录李章伯诗作《无题》(最初发表于《小雅》五六期合刊),是他见诸选本的第一首新诗——

        在午夜,我的南窗下/ 有你的芳踪//竹林的风声/ 碎落在月照的莓苔// 来了,酒湖上的行橹/ 曳着轻摇的醉波// 啊,我的年少的相思

        此诗虽然写得清新怡人,但在佳作云集的20 世纪30 年代的诗歌中,并不突出,不能代表诗人的水平。

        台湾学者周伯乃在《早期新诗的批评》(台湾成文出版社 , 1980 年5 月)一书中,评论过李章伯1936 年11 月发表在路易士、韩北屏主编的《诗志》创刊号上的诗作《夏之午》:

        夏之午/ 是岑寂的:豆棚底叶荫里,/蜥蜴守着静静的窗// 小毛是睡熟了;/ 当我负米归来,/ 妻已作成了/ 他底周岁的鞋。

        周伯乃认为,“这首诗,前一段比后一段写得好。前一段具有诗的韵味,而后一段就仅仅是一种说白。作者并没有经过沉思,完全以直觉的瞬间感觉投影在诗上。所以整首诗就显得空洞而贫乏,没有深度。”

        《中华艺术话语宝典》(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 年12 月版)的编者在“情境视角”范文部分选取了《夏之午》的前一段(P707),似乎是认同了周的“前一段具有诗的韵味”的说法。

        不过,诗论家吴奔星并不同意《夏之午》后一段是“一种说白”、“空洞而贫乏”的论断,他分析说:

        第二节写人。写了三个人。儿子“小毛是睡熟了,”表现了“夏之午”所以“岑寂”的主要原因,要是小毛不睡,他是会笑、会哭、会闹的。特别令人称道的是,正当小毛睡熟的时候,丈夫利用这个空隙从外面扛了米回来了,妻子利用这个机会作成了小毛周岁的鞋。这对“夏之午/是岑寂的”原因深化了一层,要不是小毛睡熟了,这些家务事都是不能干得这么快、这么好的。

        诗分两节,一写景,一写人,合而观之,显示出一个小家庭在“夏之午”这段时间的生活风貌。看来,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是并不富裕的,然而却是善于安排的,精神生活是充实而又幸福的。(见《台湾新诗鉴赏辞典》,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 年12月版,P7)

        李章伯曾在香港《红豆》杂志上发表过两首诗歌,即4 卷5 期的《夜之序幕》和4 卷6 期的《十二行小唱》。其中《十二行小唱》形式和内容都比较新颖,第一节和末尾的一节文字回环重复,别具匠心,立意升华。不妨抄录于下:

        有何惋惜于褪色的春衫的/ 春已归去/ 春衫的色泽徒然// 著五月的榴红/ 饮陈年的醇酒/ 视桃红柳绿何如// 莫追悔更莫迟疑/ 一年都是可享的季节/ 而光阴是没有季节之循环的// 有何惋惜于褪色的春衫的/春已归去/ 春衫的色泽徒然

        春天虽好,总要离去,与其无谓的追悔、感伤,不如珍惜每一季的光阴,享受每时每刻的生活。

        谷风之轻语,/ 似催人安息。// 垂头的锦葵,/ 已擎不起凝聚之露珠。// 而喜暗窥的田鼠,/ 眼帘亦如山岚之沉重了。// 夜航的云呢,你还驶向何方,/ 扬起银色之孤帆?

        这是李章伯发表于《诗志》第2 期(1937 年1 月)上的《夜》——一首象征意味浓郁的诗歌,各种意象着力烘托夜之宁静,一种动中之静。尤其是结尾,更令人回味深长。纪弦曾在回忆录(《纪弦回忆录》第一部《二分明月下》,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版,P111)中表示,“我记得,当年吴奔星和李章伯的作品,也都是在水准以上,不输给那些同时代人的”。这首《夜》可为例证。

        同在宝岛却错过纪弦

        《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年5 月版)收录了“李章伯”辞条:

        (1906-)原名月华。湖南湘乡人。30年代初就职于上海中华书局《小朋友》杂志社。1933 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1936年后曾与吴奔星创办并主编《小雅》诗刊,并在《菜花》、《诗志》等刊物上发表作品。抗战时期在广西、四川等地任教。1949 年去台湾,曾任台北农业学校校长。(P530)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章伯并非1949年去的台湾,而是“台湾光复”后于1946年即赴台湾,同年11 月11 日获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任命,执掌省立桃园农业职业学校,为百废待兴的台湾培养了大量农业方面的人才。李章伯先生夫人李戴秀丽曾在《口述历史》第6 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年)《戴秀丽、秀美姊妹访问记录》一文第三节“结识先夫李章伯先生”中叙述:

        先夫早年毕业于北京师大外文系,因此对文学及新诗创作方面都有其不同的见地,曾发表多篇诗作,在三十年代的诗坛,享有一席之地。民国二十五年先夫曾与吴奔星于北平创办《小雅》诗刊,与路易士(纪弦)的《诗志》,戴望舒的《新诗》为当时诗坛的三大刊物……

        按照纪弦在《纪弦回忆录第二部·在顶点与高潮》(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 年版,P22)里的叙述,他于1948 年11 月29 日乘船抵达台湾基隆后,就暂住在老友穆中南任教的桃园农校的宿舍里,李章伯恰恰此时正担任农校校长,两人却擦肩而过,无缘相见!后来李章伯奉调台湾省教育厅工作,担任视察、督察,远离诗坛,不知道老友路易士改笔名为纪弦并成为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旗手,但纪弦在台北成功中学教书多年,同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达数十年之久的两人竟然再未谋面,颇有造化弄人的意味。等到终于互知下落之时,纪弦已经移居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尽管隔海表示“想念你和章伯”(见《现代作家书信集珍》,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6 月版,P969-971, 致吴奔星函),但直到李章伯于1993 年4 月1 日去世,双方再无机会把酒言欢,实乃一大遗憾!

        李章伯去世后,吴奔星1993 年7 月30 日在台湾《联合报》副刊发表悼念文章《离弦之箭》,题目就出自李章伯发表在《小雅》诗刊第1 期《寄——》中的诗句:

        离弦之箭是无法挽回的,/ 我能挽得住你吗?今朝你是决定走了,/ 走了,永不回来! // 我只好/ 在月光清冷的坟头,/ 为你开一朵向阳花。

        后来,吴奔星又为李章伯编辑了《月华轩诗稿》由香港出版,并寄赠远在美国的纪弦。纪弦回信说,“最近这些日子,我专心拜读你的新旧诗选和章伯兄的诗稿,等我读完之后,一定会写点东西,寄给你过目”。遗憾的是吴奔星已于2004 年去世,生前没有看到纪弦所写的文字。至于纪弦在2005 年中风前是否动笔、有无完成,就不得而知了。

        (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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