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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11年05月07日 星期六

    中国统一的规律性现象

    李树喜 《 博览群书 》( 2011年05月07日)

        由分到合 北胜南败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由分到治,走向统一,不但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人心所向,是广大民众利益的基本要求。

        我自幼读书,长大习史,始终留意和思考中国历史的统一和分治问题,尤其是由分到统的历史背景和统一走向,那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对比,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人才状况。在考察梳理之后,竟有始料未及的发现——洋洋中国,南北分治居多,且多以长江为界( 偶有以黄河、淮河为界),尤其是几番分统,结局往往是北统南服,北胜南败。即使南方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人杰地灵;北方族群蛮荒草莽,文事不修,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或奴隶制形态,却都是北方对南方形成明显的,尤其是军事上的优势。北方族群一旦挥师南下,往往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可阻挡。

        秦国扫灭六国,结束战国纷争局面。汉武帝动兵南粤,实现了第一次南北分治后的统一。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家鼎立,赤壁鏖兵,北方的曹操折戟沉沙,“不利”而退,但蜀吴总体上无法改变明显下风的局面,曹操之盛,不可争锋,北方之强劲,胜于东吴与西蜀。“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吴和蜀最后被北方的司马氏灭亡,三国归晋。南北朝分裂二百多年,至隋文帝杨坚厚积薄发,传檄讨陈,南北分治的局面由此结束。北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兵伐南唐,势吞吴越,使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归于一统。而后,北南两宋在与北国辽、金的对峙中,由于地势改变,变北为南,形势随之大变,基本是被动挨打,处于下风,以致北宋被金国消灭,蒙受两个皇帝被俘的“靖康之耻”。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接连灭金、灭南宋,都是北风呼啸、摧枯拉朽席卷南方的重演。至于明清之际,满族以区区之地、蛮荒之兵向庞大的明王朝政权挑战,降洪承畴、挫李自成,继而以武力高压和强权制御中国,三藩被平,南明等分裂势力逐一被歼灭。康熙年间,经过武力和谈判等手段交替使用后,台湾回归中国,更是统一史上的光辉篇章。

        以上纷争的胜负结局,除了政治、军事、人才实力和人谋、人和之外,不是明显有地理位置因素在起作用吗!

        循历史长河走来,还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中国的政治重心渐次北移。纵观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轨迹,中原和北方开化较早,南方紧紧跟随。前期,北方经济明显领先于南方,而后北方战乱频繁,南方渐渐发达。分段而论,经济方面,南方经济在南北朝时代即和北方并驾齐驱,后在宋朝时期超过北方,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南移的轨迹,而政治重心却始终居于北方,即使南方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政治重心,最终也会向北转移,如明王朝那样。这种“经济向南、政治朝北”的现象,说到底也是地理方位和格局的影响使然。南方之南是大海,北是江淮和内地。尤其是南部之南,没有或较少有外来的干预和侵扰,相对稳定,对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较为有利;而北方大地向来纷争不断,诸多民族部落彼此之间争强斗胜,战争的烽火从未熄灭过。这使得北方的统治者首要应对和处理的就是政治和军事问题,因而北方的君主形成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作风。

        中国的历史走向由分到统,往往是北胜南败,使得汉族政权逐渐疲软,其他民族政权渐渐强劲。此间须说明,我们所说的“南北”是地域概念。地理、地缘、方位是客观存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地域是最首要、最根本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到政治、军事、文化的面貌和态势,影响到民族风格习惯和历史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中国和世界历史都已证明了的。

        北方为何占优势

        为什么存在上述现象呢?北方对于南方有着怎样的优势?

        一、正统观念,统一意识。按照唯物论的一般理念,经济是基础,但经济往往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统一或分裂、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政治往往优于经济、文化,而军事又往往优于政治,尤其在不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更是如此。战争的发动者和终结者未必一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强者。

        一般说来,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趋势,人类总有一天要走向大同,统一有利于经济、科技和人文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的生活繁衍。统一是先进力量的追求,而分裂和偏安从本质上来说是负面的,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来说是落后的、保守的。

        人类对统一的渴望有着复杂的动力或初衷:有的着眼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希望可以使百姓休养生息,生活安定,这无疑是积极的。有的则是出于主观上的贪婪和占有欲, 如金主完颜亮因羡慕杭州的美景和佳人,便要据为己有;蒙古建立元朝和满族建立清朝,开始都具有明显的抢掠和民族歧视的特征,曾经使生产遭到破坏,给人民带来苦难。但这两次统一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定的进步效果。

        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统一、反分裂的观念长期牢固地凝结在中国人民和政治家心头,历来中国的统治集团始终有着坚定如铁的统一和反分裂观念,在国家统一这一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寸土不让,丝毫不容国家和民族的分裂。一旦出现国家分裂的危机,中国的统治集团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即使遭遇经济困难、交通阻塞等重重困难,即使要跋涉千山万水、经历许多年月、遭遇种种曲折,中央统治集团派发的征讨大军也要以武力为主要方式维护国家统一。中国民众的国家统一意识亦为世界诸民族之最。即使王朝腐败,君主昏庸,自身的生活困苦,中国百姓尤其是士大夫和知识阶层,也不会甘做异国、异族的臣民,而是选择宁死反抗,不畏牺牲。

        无论是出于对社会发展的责任心也罢,或是出于私心欲望也罢,北方统治者的统一观念往往强于南方。而且南北差别甚大——北方往往觊觎南方的富美,从而产生侵略之意;南方则不喜北方之苍凉,从而多怀避让之心。南方满足于偏安,北方不甘于半壁。所以北方往往是攻击者,南方则往往扮演被动抵御的角色。其最后的统治者大多是悲剧角色的命运——哭哭啼啼作了俘虏,凄凄惨惨了却一生,如徽钦二宗、陈后主、李后主、阿斗。

        谁是中华民族的正统?在汉民族主导的中国社会,人们心理上、习惯上是偏重汉民族政权的。其实,纵观中国历史的走向,纯粹的汉民族政权并非多数。自两汉三国之后,汉民族政权渐渐被杂化和异化。隋朝杨家和唐朝李家实际上都杂糅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南北朝和五代时期,北方各族更是多为少数民族。北方的辽、金政权虽然最终没有统一中国,但在与北宋、南宋的对立中明显占据上风,南宋甚至协议向金称臣。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此时赵宋才是正统而非辽、金。辽、金在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大半个北方甚至淮水流域。那时候,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民众都是辽、金的子民,都是北番。自诩为汉族的人们,其祖上却不知有过多少次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融合。大多数汉族人都不纯粹,我记得北京大学历史系汪副教授的一句名言:“我们这些汉族人实际上多数是杂种。”此语听似刺耳,却道出了史实和真理。

        正是由于中国正统政权的逐渐演变,纯粹的汉民族从而渐渐减少, 于是在辽、金占优后出现了元朝和清朝两个少数民族帝国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们在叙述汉魏六朝以后的中国历史朝代时,应该充分注意少数民族的强势走向,不应叙述为“唐宋元明清”,而应是“唐宋辽金元明清”,这才是准确、客观的表述。

        二、蛮荒强劲,孔武有力。自然环境、生存环境对人的素质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北方幅员辽阔,大山荒漠一望无际,游牧迁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得这里的人们自古就视野宽阔,惯于奔走,不习安定,善于挑战,在与自然( 包括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凶猛的野兽) 的斗争中练就一身本领。而且,北方不同民族、不同部落乃至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融合,从人种学来讲具有杂交优势。即使是以汉族或其它民族自居的人,也往往杂有其它血统。同南人相比,他们一般身材高大,剽悍强劲,孔武有力,坚韧好斗,这些是南方民众远远不及的。南方的风格是如娇花彩蝶,烟波画桥,柳丝风片;北方则是奔马扬鹰,大漠秋风,雪满弓刀。如果把南方的韵味旋律比喻为蛮腰好女抚丝竹,低吟“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北国的风情则是关西大汉执铁板,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分析金朝为什么得以在短时间内吞辽灭宋的原因时说:“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故能“以数千之人取天下而有余”。(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八)

        近来学界兴起一阵关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孰优孰劣的讨论。这一命题和我们所阐述的南北地域不同,环境差异、草原大漠和小桥流水之类的比较,有近似之处。研讨与地域相关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认识南北统一、民族融合等许多问题,无疑有着崭新的、有意义的视角。

        当然,环境又可以改变人。比如,许多南方人迁居到北方,由于环境的改变,经过磨练后变得粗犷、雄阔、伟岸,如明太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由于他曾在北京作燕王,所以习惯了北方的环境,汲取了北方民族的强悍作风,借用蒙古族骑兵,南下靖难,所向披靡。而一些北方人士移居到南方后也变得柔媚、细腻、保守起来,比如东晋时期的许多过江大族明哲保身、不思进取。

        三、冒险精神,勇者无疆。人是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古来成大事者,知识固然重要,守成当然不易,但有冒险精神、敢于开拓、敢于实践更为重要。中华民族一直是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秦灭六国,刘项灭秦朝,张骞通西域,李渊起兵,玄奘取经,郑和下南洋,郑成功收复台湾……不都是冒险和探索精神的体现吗! 一个民族、团体和个人是否有冒险精神,决定了其有没有扩张或成功的能力,能否在历史的舞台上作出一番有声有色的表演。冒险开拓者,其特质往往是重武轻文,重行轻言,重视功利,重革新而轻秩序,重开拓而轻保守,框框少而幻想多。刘项原来不读书,周勃少文安天下。而秀才多思、多虑,虽然满腹经纶,却常常与实际脱节。秀才掀起造反的,多数不成,只有依附善于用人者,才可能有所作为。

        应该指出的是,经过多年的演变,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分野、异化或者蜕化——儒家文化、保守意识渐占优势。“重文轻武、重享乐轻冒险,重守成轻开拓”的意识渐渐流向和集于某些统治者和知识层,集中表现在南方一带的偏安政权:在和平年代,由于自然条件良好、物资富足,南方君主往往骄奢享乐,沉迷于歌舞升平,一旦政局有变或发生战争,则表现出其保守和脆弱的一面,畏首畏尾,不堪一击。这就是为什么开国之君、统一之帝大多是穷困之士、鲁莽英雄,而并非文采之士、风骚之徒——成大事、创造历史的人物,首要应当具备的素质不是风花雪月的书生气,而当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无畏气概。

        四、贫困少财,不惧战争。从总体而言,南方自然条件优越,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长期好于北方。南方人善于经商和积累,世代大家、官宦豪门遍布江南。他们一般拥有稳定的田产、粮布盐茶、磁器、艺术乃至书法绘画等,经营这些都需要稳定的环境,这使得他们趋于安定,害怕动乱,即所谓“人富怕打仗”。但是北方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不善经营以上各业。他们当然也需要这些物品,但其消费品不是通过交换获得,就是抢夺而来。他们的财产规模一般很小,并且大多是漂泊不定、时多时寡、时有时无的,至于一般民众更是世代贫穷。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些人自然动乱不怕、战争不怕、流动不怕、丢失也不怕。因为贫穷无所拖累,“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最多是生命,而他们得到的往往是大宗战利品”。一旦战争爆发,北方族群必然奋不顾身,所向披靡。一攻一守,高下立辨,胜负可知。

        哲人云:从来成大事者, 三分在人,七分在天,人事不能与天时相争。国家统一和社会走向,人之成败和朝代更替,除了上述分析的原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如天命、运数、偶然或机遇等人事难以左右的因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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