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 年，晚清外交官、著名学者马建忠著《马氏文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是中国有了“第一部讲语法的书”（吕叔湘语，见《马氏文通》重印序，商务印书馆1983 年版，P1）。马氏研习西学，尤精欧文，其书云：“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中国少年“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马氏文通》P13）。他敏锐地意识到，个中缘由，乃在于中国缺少对于“葛郎玛”的教学。“葛郎玛”是希腊语“文法”的音译，马建忠认为，西人学文事半功倍的秘密就在于“葛郎玛”。如今，《文通》问世已历110 多年，普通中国人的语文能力又如何呢？
文法乱象
随手翻开一份报纸，一篇题为《恋爱压力侵袭女大学生》的报道赫然有如下小标题——“女儿不急，妈妈更急”。女儿既然“不”急，怎么就说妈妈“更”急了呢？看看正文，原来是女儿还没着急，母亲先急了。打开电视机，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演到日本鬼子终于要投降了，屏幕上打出了日军司令官叽里咕噜的译文：“向国民党的军队受降，不要向共产党的县大队受降。”真是不伦不类，如果事先不知道历史，你能闹明白日军到底是投降还是受降吗？再看某超级畅销书：
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三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四次，四次落榜。
以上句式重复四遍，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袁崇焕果真“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四次，四次落榜”吗？看看这本书里的下文就可以明白：
万历四十七年（1619），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他的运气很好。……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1584）生人。
不难计算，1619 减去1584 刚好等于35，也就是说，袁崇焕35 岁考进士是考中了的。这样看来，“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四次，四次落榜”的说法就是不实的。结合明代乡试每三年一次的惯例，此处明显应该改为：“从二十三岁， 一直考到三十二岁， 考了四次， 四次落榜。”或者：“从二十三岁，一直考到三十五岁，考了五次，四次落榜。”
近日，笔者受命为某高校大一学生讲授《大学语文》课，布置下作文，竟然极其难得收上来文从字顺、语言清通的习作。这个且不必详说，笔者发现，就连大学生们使用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版）教材本身，无论是其中的选文，还是编者加的导读，均不乏文法差误，有个别选文的语言问题还挺多挺严重，而这本教材的扉页上还印着“本书荣获第六届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的字眼。请看以下摘录和分析。
首先是词语的冗余现象：
1、这《芙蓉女儿诔》里面，有的地方很奋激，有的地方非常的悲哀，然后宝玉自己朗诵来送别晴雯，然后这个时候黛玉就出来了……（P30）
其中，“然后”、“ 这个时候”都表示时间，用一个就够了。
2、在（20 世纪）60 年代初期，那时候幼儿里头，因为我的大孩子是那个时候出生的，那时候幼儿里整天在传播一个童谣，这个童谣没有任何人教授，但是所有的小孩都会，我呆会儿一说你们也都会，而那些被教授、被推广的童谣，却都忘了。（P30—31）
其中，“那时候幼儿里头，因为我的大孩子是那个时候出生的，那时候幼儿里……”不可以简捷一点，写成“那时候幼儿里（我的大孩子也在其中）……”吗？
3、我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看得入了迷了，我曾经积累多少天的早点的钱，我买了一本太极拳图解 ，最后我发现按照书练太极拳太困难了……（P32）
这是一篇主语相同的流水账，作者不厌其烦地用了四个“我”。其实，后面三个“我”都没必要用，可以删去。
4、文章大多数篇幅在谈猪，临末曲终奏雅，揭示出全篇其实一直蕴含着的令人警醒的提示……（P59）
“曲终奏雅”本身即含有“临末”的意思，还有必要用“临末”修饰吗？
其次是句法的不通顺：
1、精神分析的治疗有个很重要的一条，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P29）
其中，“有个”即“有一个”，它后面怎能再跟“一条”？
2、同时我也要忠告所有女生，如果你们接到一封情书，文理不通，语言无味，错字连篇，这样人的求爱根本不予置理。（P29）
既是“忠告”，其内容必是未然之事，那么“不予置理”当说成“不要置理”或“不要予以置理”，文气方通。
3、很多人由于喜爱李商隐的诗，非常同情李商隐，认为李商隐仕途的挫折就是由于当时的牛李党争，由于唐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造成的，我丝毫也不怀疑这个，但是我同时觉得李商隐这个人的心理的承受力是相当差的。（P29）
其中，“李商隐仕途的挫折就是由于当时的牛李党争，由于唐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造成的”是一个杂糅的句式，用了“由于”，就不必再说“造成的”；要用“造成的”，前面就不必用“由于”，但是可以用“由”字。
4、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也同样的颇不鲜见。（P49）
很多学生用不对助词“的”、“地”，这里连教科书上也用错了，句中“颇不鲜见”作动词短语使用，修饰它的应该是“同样地”，而不是“同样的”。如果使用助词“的”、“地”不加区分，当初便无分别二者字形的必要。
5、但我们读完全文，却能对秦腔有了极为真切、深刻的印象和认识。（P56）
这里的“能”表示主观的判断，“了”表示客观的动作完成，二者怎能同时使用？
再次是语言表达的逻辑混乱：
1、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我相信马克思主义经典，他们提出这样的命题当然有他非常科学的根据……反过来说语言对人的社会生活，包括对劳动，它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这种作用实在是太大，使你们觉得有没有比较充分的语言，是人和动物的一个很鲜明的界限，也是一种文明发达不发达的一个非常鲜明的界限。我从理论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是我始终心里憋着的一句话，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我敢不敢在这儿说，也是语言创造了人？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语言的人类？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文字的发达的文化？（P25）
从上下文看，“我”解决不了的问题是语言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关键作用，“心里憋着的一句话”应该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可原文的表述却是“我从理论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是这是我始终心里憋着的一句话，就是劳动创造了人。”注意，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么让人免不了产生误解：憋着的一句话是“劳动创造了人”。而实际上，“劳动创造了人”是“我”在上文已经承认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要解决这个因为表达失误造成的逻辑混乱，应该把原文相应部分改为：“我从理论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但这是我始终心里憋着的一句话，就是：不仅劳动创造了人，也是语言创造了人。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语言的人类？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文字的发达的文化？”
2、上星期五晚我奉国王之命组织新内阁……国会与国民显然希望这个内阁在最广泛的基础上组成，包括所有党派在内。……我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一个有五位成员的战时内阁已经组成，随着工党、反对党和自由党的加入，代表了国家的统一。由于局势严峻，时间极端紧迫，这项工作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另外一部分重要职务是昨天确定的。今晚我还要向国王陛下提交一份补充任命名单。我希望在明天之内能完成主要的内阁大臣的任命。在平时，其他内阁大臣的任命需要稍长一点的时间，但是我相信，等到国会再次召开的时候，这项工作将已经完成，组阁工作将全部结束。（P352）
这段话中“内阁”一词共出现了五次，既然“一个有五位成员的战时内阁已经组成”，怎么还说“希望在明天之内能完成主要的内阁大臣的任命”，“国会再次召开的时候，这项工作将已经完成，组阁工作将全部结束”呢？初读至此百思不得其解，笔者便去查丘吉尔演说的英文原文，原来只有“战时内阁已经组成”的“内阁”丘吉尔用了“cabinet（ 内阁）” 一词， 其他几处为“administration（政府）”或省略了的“administration”。（绍民、茂云选译《为未竟的事业奋战到底——丘吉尔演说精选》的相应译文中，“政府”、“内阁”区分得很清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年版，P15）内阁是政府的核心，只有部分政府大臣才是内阁成员，首相是内阁之首，更是政府首脑，译者不加区分地把cabinet 和administration 一律译成“内阁”，而编入课本时竟未被加以修改。
不可忽视文法
追根溯源，上述种种文法乱象，实在与中小学阶段语文教材的忽视文法密不可分。诚然，文法问题，对于职业写手来说，是用不着多谈的，对于优秀的作家而言，更是不在话下，因为他们早已从活语言当中领悟了文法的奥秘。但是，对于普通大众、普通学生而言，通过学习文法来增强语言交流的能力，还是非常必要的。欣赏影音节目，常常发现不少的歌手、球星、演员等名流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出的话拖泥带水、表达不清。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学习文法的重要和100 多年前马建忠引进“葛郎玛”的卓识。
《马氏文通》所揭示的尚为传统的文言文语法规律。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席卷中国，有识之士开始探索汉语白话的文法，黎锦熙先生于1924 年出版的《新著国语文法》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研究水平，而这部书一度被用作中等学校教材，初版时被明确标明“中等学校用”。黎先生在该书“绪论”中说：“国语文法的用处，就在于用科学方法，指示我们许多的法则，我们按照这些法则，可以把国语说得很正确，把国语文作得很清通。”；到1951 年，这部书已经印行了22 版，由此可以想见它受广大读者欢迎的程度。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纠正当时的书籍报刊使用语言的混乱现象，《人民日报》在1951 年6 月6 日发表社论，号召人们“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结和健康而斗争”, 并连载了吕叔湘、朱德熙两先生的《语法修辞讲话》，语法学习和语法教学因此受到了普遍的重视。为了编好一套中学汉语课本，由吕叔湘先生负责，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汉语编辑室征集专家、教师进行研究、讨论，历时3 年，于1956 年编定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在1966 年之前，根据这个语法系统编写的中学汉语课本，对普及汉语语法知识起了不小的作用。
1978 年， 教育部制订了《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要求“语法、逻辑、修辞以及词句篇章的有关知识，可以结合的内容要尽可能结合起来教学。要少用术语，紧密结合学生阅读和写作的实际，力求通过练习收到实效”。而实际上，尽管不再单独开设汉语课，初中语文教材中文法知识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在各类考试中设置的文法理论性考题也较多，教师和学生都很重视，教师深入细致地讲解, 学生大量反复地练习。但是剑走偏锋，教材讲解语法的繁琐和试卷上文法考题的艰深迂腐最终引发了人们的不满，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人每天讲汉语，其语法规律自然而然就能体会出来，根本用不着专门学习，因而叫嚣要“扭断语法的脖子”。于是形格势禁，近十几年以来，语文进行了新课程改革，语法被逐步淡化处理，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现行初中语文教材，语法知识仅在教材7 年级下至9年级上各册的附录部分以表格形式作了列举；再如北师大出版社现行语文教材，仅在7 年级下册和8 年级上册的附录部分编有“语法基础知识简介”。相应地，现在的各类语文考试中也已经鲜有语法知识方面的考题，如2010 年北京市中考语文试卷上，没有任何直接涉及语法理论的题目。在这样的形势下，语法知识就真正地坐了冷板凳，倍受冷遇，教师乐得回避难讲的语法理论，学生更无学习语法的观念和兴趣。如此，必然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学生在作文或其它语言交流活动中或啰嗦冗余、或文理不通的现象层出不穷。
因为不重视文法，甚至语文教科书本身，在新添加的选文中，在编者加的导读中，一些有着语言问题的句子也堂而皇之地出现了。上述《大学语文》如此，中小学语文教材亦如此。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室、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编著的小学《语文》（2002 年版）第5 册《亲人》：“我正在晾衣服，老奶奶高兴地从屋里走出来，把拐棍立在一旁，双手捧着我的头，把热乎乎的脸紧贴着我的脸，笑眯眯地说……”这一段写老奶奶的一连串动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作者却接连使用了表示静态情景的“捧着”、“贴着”，与上下文语境不相协调。应当改作：“我正在晾衣服，老奶奶高兴地从屋里走出来，把拐棍立在一旁，双手捧起我的头，把热乎乎的脸紧紧贴在我的脸蛋儿上，笑眯眯地说……”再如苏教版《语文》（2007 年版）8 年级下册《名著推荐与阅读》：“他与‘造反’本来毫不相干，可是他一出场不久就碰上一个大麻烦：妻子遭人调戏，林冲得知后立即奔赴现场，保护妻子，严惩流氓，可是得知这流氓乃是‘本管高衙内’，就‘先自手软了’。”这句话涉嫌句式杂糅，“一出场”表示刚刚出场，“出场不久”则表示出场后情节已经稍有发展之时。“一出场不久”杂糅了两种表示时间而又有不同涵义的句式，其所指反倒令人不知所云了。另外，从语境上看，“奔赴现场，保护妻子”是叙述实情，而“严惩流氓”只是并未实现的一时的想法，因此主客观不宜混淆，可在“严惩流氓”之前加上“并想要”三字。语文课而不重语法知识，真可谓“怪现状”。
因语法难学而抛弃语法，无异于因噎废食。语法研究者在忙于引进国外种种语言理论之余，在忙于曲高和寡的语言学专业领域的论争之余，也应当学习马建忠的忧国忧民，向民众推荐和介绍以简驭繁的“葛郎玛”，学习黎锦熙的国语教学方法（比如他讲句法的图解法），以使学生、普通人更易于理解语法知识。当然，上世纪50 年代那种把普及文法知识当作重大文化事业的政府决策，也值得今天的文教职能部门借鉴。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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