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飞鸿〉的细节编辑》（《博览群书》2010年第4期），介绍了《五四飞鸿》一书的编辑过程。我当即借来阅读，获益颇多，深信作者所言不虚。《五四飞鸿》确实是一本具有史料价值、借鉴价值与欣赏价值的精品图书。书虽是精品，却也有微瑕。
《五四飞鸿》第54页，蔡元培致信罗家伦
志希吾兄大鉴：
前日见告，拟请周子竞兄任清华工学主任。昨已约子竞细谈，彼以清华为将来最有希望之学校，又与兄共事尤为难得，甚愿效劳。惟彼称在中央大学工学院多未了之事，一时不易结束，半年以内未能脱离，心领盛情谢谢。后此若有可以相助之机会，再图尽力云云。特为转达希鉴谅之。鄙意清华最好逐渐改为研究院，必不得已而保存大学，亦当以文理两科为限。若遍设各科，不特每年经费不敷开支，而且北平已有较完备之大学，决无需乎复重也。惟收束自当以渐耳。专此并祝
近祉
弟 元培敬启
九月十三日。
书中注释称此信写于1929年。据史料，此信应写于1928年9月13日。从蔡先生的信中知，9月11日，罗家伦拜会蔡先生，并托蔡先生请周子竞任清华大学工学系主任。12日蔡先生与周子竞细谈后，于13日写此信。此信的背景是：1928年8月17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提议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于9月18日到清华大学就任。在此期间，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回到上海。罗家伦在南方为清华选聘系主任和教授。当时清华的工科学系力量还不够强，罗家伦想请1910年留美的康奈尔大学毕业生周仁（字子竞）任工程系主任。罗家伦托蔡先生请周的另一个原因，周是蔡先生的夫人周养浩的弟弟。周仁于1927年-1929年7月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长，若是1929年9月的事，蔡先生的信中就不会说周仁因中央大学工学院的事而半年内不能到清华了。
《五四飞鸿》第79页，蒋梦麟致罗家伦
志希兄大鉴：
今晨抵京。读手书敬悉，清华问题如此解决，虽于手续稍有欠缺，而快刀斩乱麻，了此一场纠纷，亦是一种办法。至于弟个人对此决无芥蒂，请释怀为祷。此请
即安
弟 梦麟拜启
五月十四日
书中注释称此信约写于1930年。据清华大学史料，此信应写于1929年5月14日。信中说：“清华问题如此解决，虽于手续上稍有欠缺……”因为在1929年4月清华教授和学生发起了“废董直辖”运动。当时清华大学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若改由教育部专辖，教育部当然没有意见，但外交部不会轻易放手。罗家伦直接找国府委员戴季陶和陈果夫，由戴、陈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讨论清华的隶属问题。据罗家伦回忆说，他为戴、陈起草了议案，并在开会之前还拜访了谭延闿、孙科寻求支持。在5月10日的第28次国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清华大学改由教育部专辖的议案。这种作法虽然快速解决了清华大学的归属问题，但行政手续是不完备的。事后，罗家伦致信教育部长蒋梦麟解释此事，5月14日蒋梦麟写了这封回信，表示对罗家伦做法的理解和认同。
《五四飞鸿》第118-119页，陈寅恪致傅斯年和罗家伦
前函略言欲于一年内校注《蒙古源流》事，兹再详陈之。《蒙古源流》著录于四库书目，然讹误极多，几不可读。王观堂先生临卒前犹勤校此书，然迄未能蒇事。近日既得蒙古文原本，而中国文本系自满文译出，又于景阳宫发见满文本，及蒙古文书社新印汉文本，宝瑞臣、王静安等校本，是治此书之一最好机会，故思以一年之期间为之。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则教书与著书，两者殊难并行，此间功课钟点虽少，然须与学生谈话及阅改文卷等，仍无十分余暇及精神看书及作文。至于所授之课，如自己十分有把握者，则重说一番，如演放留声机器，甚觉无兴趣。如新发现之材料，则尚多阙疑之处，对人高谈阔论，亦于心不安。且须片段预备功夫，无专治一事一气呵成之乐。况近日之为教授者，复多会议等杂务，尤为费时耗力，此种苦处，想公等必知之甚明，不待详陈也。欲救其弊，惟有一策，即仍领教授之俸一年，而此一年之间暂不教书及作他种杂务，虽形式同于乾馆（好笑），而实际则责成著成一书，庶几更有具体之绩效可稽。较之随例授课，为功为罪无从分别者，固胜一筹。而国家欲提倡学术，奖励著述，恐此法亦不可不一试行之。自顾虽非其人，敢援请自隗始之例，燕王却骏骨、宋贤乞祠禄之义，兼而有之。故不以为嫌，冒昧率陈，或与蔡先生一言如何？匆上，敬请
孟真、志希两兄道安
弟 寅恪顿首
六月二十一日。
书中标注称此信写于1929年。根据信的内容“弟居清华两年之经验”来看，此信应写于1928年6月21日。陈寅恪于1925年2月在德国留学时收到清华学校国学院的聘任电报，并于7月接受聘任，但因事直到1926年7月才到清华任教。到1928年6月，陈寅恪已在清华任教两年。当时陈寅恪还担任清华学校东方语言学系主任，此信就用了该系的专用信纸。1928年9月后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撤销了东方语言学系。若时值1929年6月，罗家伦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陈寅恪就不会以这样的口气述说自己在教书和著书上的两难处境，直接向校长打报告才是解决问题的正当途径。这封信完全是同学间讨论问题的口气，应写于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的1928年6月。
2005年孟宪实先生从《罗家伦先生文存》读到这封信，并以“新发现的陈寅恪书信”为题（见《光明日报》2005年11月8日）讨论与此信相关的史实。因《罗家伦先生文存》也注明此信写于1929年，所以该文说：
收信人孟真（傅斯年）与志希（罗家伦）并列，当时傅斯年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为清华大学校长，提及的蔡先生就是蔡元培，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当时的陈寅恪既是清华大学教授，又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若此信写于1928年6月，则上述相关人员的职务就不同于文中所列。此时，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未成立，罗家伦未任清华大学校长，蔡元培是大学院院长，陈寅恪是清华学校国学院导师。自1928年秋起，清华大学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支持陈寅恪的学术研究上有密切的合作，就应是这封信产生的结果。
《五四飞鸿》第149-150页，杨杏佛致信罗家伦
志希我兄大鉴：
由杭州回，悉驾已来沪，并承过访，失迎至歉！敦复先生在杭相遇，道及盛意，曾力为劝驾。惟敦复先生以交大及大同两处关系，均不能摆脱。为道义计，未便弃而他适，故托婉辞。并谓兄曾有电致彼，云此事关键完全在交大黎校长，盖大同尚可谅解，而交大则就合同与人情言，均不可突然言去。胡先生于薪水及地位皆无意见，如得黎校长昌助，当亦成功也。今日屡电沧洲，皆值外出，故先以函达，想尚有数日留沪也。匆上，即颂
旅安
弟 铨再拜
十月十日
书中标注称此信写于1929年。从信的内容判断，此信应写于1932年10月10日。1929年罗家伦在清华大学校长任上，但胡敦复还未到交通大学任职。胡敦复接受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礼聘任数学系主任时在1930年秋，而此时罗家伦已经辞去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于1932年8月接任中央大学校长，并于9月就任。10月罗家伦到上海，住在沧洲饭店，杨杏佛打了数次电话，均值罗外出，才写了这封信。此时罗家伦请胡敦复到中央大学，是任系主任，还是理学院院长不得而知，但胡敦复在交通大学深得黎校长器重，且签有合同，于情于理都不便辞职他就。所以，杨杏佛的信中说，“如得黎校长昌助，当易成功也”。料想罗家伦也没有办法让黎照寰校长割爱，胡敦复任交通大学数学系主任直到1945年。杨杏佛于1933年6月遭特务暗杀，罗家伦请托之事也就只能发生在1932年。
《五四飞鸿》第185-186页，蒋廷黻致罗家伦
志希学长：
昨奉手示，所嘱各事，均已遵办。……今夏弟在东京东洋文库所研究月余，所得材料颇不少。现正着手写《近代中国外交史》之第一部，史料稿略有修正，拟加少许军机处档案，惟篇幅过多，而割删又极困难，现定由商务出版，月内即须交稿一部。此书纯为授课之便，殊无学术价值可言也。史系事照旧进行，因校局不定，史料丛书惟有暂时搁置，其他扩充计划，一时亦难提及。前年来清华时，纯因兄适主校政，弟思在兄热心指导合作之下，或能有所建树。盖一般人视史学为学界之奢侈品，不愿多费，而史学非经费充足不可。主校政而深明史学之重要如兄者，实未见过也。近数月芝生兄诸人虽对史系非常爱护，但前途如何，至今不明。弟以后之行动，亦难确定。……此颂
撰安
弟 廷黻
九月廿六日
书中标注称此信写于1932年。从信的内容看，此信应写于1931年9月26日。信中说：“前年来清华时……”罗家伦聘蒋廷黻到清华任教是中国教育史的一段佳话。蒋廷黻1929年秋到清华任历史系主任，由 “前年”推算，此信写于1931年。罗家伦于1930年5月辞去清华校长之职，之后清华有近一年时间没有校长，由冯友兰、叶企孙等人组成校务委员会主持校政。冯友兰（字芝生）曾任文学院院长，所以信中说，“近数月芝生兄诸人对史系非常爱护”。1931年12月3日起，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的发展步入正轨。蒋廷黻对梅贻琦校长颇多赞誉，不会在1932年9月还说“前途如何，至今不明”。另外，蒋廷黻还提到“今夏弟在东京东洋文库所研究月余”，“今夏”当为1931年夏，若是1932年9月写信，因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就不可能在1932年夏到东京从事研究了。
以上五条均讨论写信时间上的问题，《五四飞鸿》若作为文学与书法作品来阅读和欣赏，写信的时间无关紧要；若用作史料，时间就必须准确。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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