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哲学”是一种国家哲学

    《李泽厚近年答问录》，李泽厚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28.00元

    李泽厚先生是一个自负而有趣的人，前几年读他与陈明的对谈录《浮生论学》时就有这种感觉，如今读《李泽厚近年答问录》，这种感觉又浮现出来。比如，当记者问他“能否对自己做个评价”时，李的回答是这样的：“近两年已经有好几位这么问过我了。我对自己不好做评价，让时人特别是后人评价吧。我总不能像牟宗三说自己是‘古今无两’吧，有人说我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我心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我又想为什么近来老有人问这问题，我想我大概是快死了。”（P154-155）这种回答就很有趣很机智，却又透着一种自负。那里面流露出来的东西是很耐人琢磨的。

    李泽厚先生又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种聪明既是指那种大才学，也指他那种适应环境、驾驭生活的能力。他说他62岁到了美国，当时有三大冒险：第一是必须学开车，第二是必须去讲课（在国内从来没有上过课），第三是必须用英文讲课。结果，这三关都闯过去了。（P95）我想，一般有点小聪明的那种人，闯第一关兴许还能对付，但第二关、第三关呢？

    闲话道过，说说我对这本书的感受。这本书里涉及到的问题不少，但有两点应该是李泽厚反复强调的：西体中用和吃饭哲学。关于西体中用，李的解释如下：“西方的‘体’搬过来就是物质文明，搬过来在中国可以产生新的形式，这就是‘用’。”（P120）“我讲的西体中用就是转换性创造，创造出新的形式，这个新的形式对‘体’会起作用。”（P121）“‘西体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讲改革开放，不就是讲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开放吗？现在年轻人学得最多的是什么？不就是数理化、电脑、英语等西学吗？这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但把它们应用到中国（中用）以后，就会产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国实际结合。这个现代化的生活本体改变了一切。这二十年来思想意识改变很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经济发展，也就是这个生活本‘体’变了。”（P159）

    如果我的理解不错，李泽厚显然是在用“西体中用”对抗“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而关于这几种学说，里面机关暗道甚多，我学力不逮，不敢妄加评论，但感觉总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到西体中用，我的感觉是这种概括可能更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走向。因为时至今日，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确实在“物质文明”的层面拿过来了西方的许多东西，拿过来之后又经过了“转换性创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麦当劳在西方是快餐，还是所谓的“垃圾食品”，但我们却把它“转换创造”成了有点品位有点情调的吃饭场所，这是不是李先生所谓的“西体中用”？

    如此看来，只是把“体”界定在“物质层面”，然后拿过来一些东西为我所用，总觉得让人有些疑惑，因为我马上想到了如下一些问题：光拿“物质层面”的行不行？“精神层面”需不需要同时拿过来一些东西？舍弃了这个层面，我们的“拿来”是不是会面临一种丰富的匮乏？这么个拿法是不是与李倡导的“实用理性”有关？在今天这样一个拜物主义的年代里，“拿来”种种观念是不是更有意义，也更有利于改造国人的精神结构？凡此种种，显然还需要认真讨论。可惜，我在李泽厚先生的书里却没有看到。

    细想一想，李泽厚的这个西体中用又是和他的吃饭哲学连在一起的。关于吃饭哲学，李在此书中多次谈到，其基本意思是要强调“经济力量”的重要性。（P51）而为什么要以“吃饭”哲学名之，李亦做过反复解释：“‘吃饭哲学’始终只是一种通俗说法，为的是故意采取这种‘粗鄙’‘庸俗’的用词，使语言在使用中具有刺激功能，以针对轻视、鄙视物质生存、日常生活，侈谈道德理性、精神生命、灵魂拯救之类的各派理论学说。其本名仍应是‘人类学历史本体论’。”（P269）我不知道这样的用词是否真能对那些“大谈精神哲学”的人（港台的“新儒家”？）构成一种刺激，但里面隐含的问题似乎也值得讨论。

    吃饭哲学应该是一种非常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比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关于这一点，李泽厚也并不否认。（P139）但随着人们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哲学家关注的重心是不是需要有所转移？当今中国，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显然已不在物质层面（虽然不排除这一层面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而是在精神、道德等层面。在此背景下，依然坚持吃饭哲学虽然非常正确，却不但无法解决一些更紧迫的实际问题，反而容易把一些问题大而化之，或形成一种保护层。所以要我说，吃饭哲学其实是植根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集体诉求中，与“发展就是硬道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呼相应的一种哲学。在此意义上，吃饭哲学其实就是一种国家哲学。李泽厚坚守自己的哲学理念当然值得尊敬，但是面对新的历史语境，他的哲学观显然难当重任。或者也可以说，时代的变迁很可能正在让这种哲学成为一种“古典”哲学。它可能有理论价值，但是在当下却很难有直指人心的现实意义。

    或许也正是由于吃饭哲学的视域所限，李泽厚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一些微词的。他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承继了马克思的伦理主义的一面，至今仍有价值和作用。其重要缺陷一直是，很少真正深入研讨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与‘武器的批判’相似，他们的‘批判的武器’缺乏构建某种建设的哲学，即如何可能通由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去研究逐渐建设出一个更好的社会”。（P294）在“告别革命”的背景上来面对“西马”所存在的问题，其批评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也符合李先生一贯倡导的那种观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革命／批判的哲学，而且更是一种建设的哲学），但这个问题似乎要更为复杂：首先，“西马”的那套理论也是“告别革命”的产物，为什么那些理论家在“告别革命”之后会拿起“批判的武器”，以至于在上层建筑的层面兴风作浪？其次，批判与建设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是不是扯起批判之旗，建设之路就会被堵死？果如此，如何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种构建审美乌托邦的冲动？第三，我一直觉得，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已经或正在遭遇西方人曾经遭遇过的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又是“西马”理论家早就注意过思考过的。他们的思路或解决方案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这些后来者提供一种启迪？

    当然，话说回来，李泽厚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是有着深入思考的，这是我读过他那篇《关于马克思的理论及其他》之后的一个强烈感受。在这篇对谈的结尾，李先生说：“我大半辈子的生活和工作被笼罩在这个题目（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下。我想此生不应该糊里糊涂地被打发掉，在思想理论上清理一下，至少对我个人是必要的。……费正清晚年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说，他不是写博士论文，反对罗列参考书目，说这不适宜于专家，也无益于一般读者，说越宽广的著作越少精确性等等。他没说年老，而且他仍在写学术著作。我却明确认知自己年老力衰，繁征博引，写严格的学术文章是做不动了，只能做这种聊天式的对话。这是非常遗憾，也非常抱歉的。”（P299）读到这里，不禁让人感到悲凉。上个世纪80年代，李泽厚先生如蛟龙出水，叱咤风云，他也因此被看作是青年人的导师；转眼之间，他却已经写不动学术文章了。他在此书中新见不多，重复不少，莫非也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人谢幕？如此看来，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其实是非常短暂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代人是应该感谢李泽厚的。80年代初期，我曾把他的《美的历程》差不多抄写过一遍。后来，我在本雅明那里读到他那个关于“抄书”的高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李泽厚的《美的历程》。这很可能意味着，不仅是李泽厚的思想，而且还有他的文风、遣词造句的方式，也许早就化为了自己生命结构的一部分。然而，读他的这本书，我却不时陷入可爱者不可信或可信者不可爱的困惑之中。所以便从实招来，敷衍成文，不知能否算作是对一位前辈学人的致敬。

    （本文编辑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