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 树
诗人说：“诗是像我这种蠢材做的，只有上帝能造一株树。”
——题记
我要在庭心里种一株树，
用五十年的耐心看它从小变老，
我要在树底度我的残年，
任秋风扫着落叶。
为着曾经虐待过我的女郎，
我要在树干上刻满她的名字，
每一片叶上题着惨毒的相思，
萦秋风吹下落叶。
我将赍着终古的怨恨死去，
我要伐下这树做我的，
棺木，当末一序的秋风，
卷尽了落叶。
这是朱生豪留下的不多的诗篇之一，应当说，它并不广为人知。并且，朱生豪之为新诗人，其成果如自编的《丁香集》、《小溪集》和《古梦集》均毁于抗战初年逃离上海时。然而这不多的篇章便足以使人窥见其诗歌的品质、才华和人生之境了。其妻宋清如曾言：“他的作品可以置之世界名著中而无逊色。”这至少在诗歌精神上是极为恰切的，《种树》便是可以代表这种赞美的篇章。
这首《种树》从今天的诗歌艺术来看似不够简洁，但依旧诗骨铮铮。从整体看这首诗沾染了英国浪漫主义的气息，可其精神完全是现代的，感觉也是现代的。在这里作者一改新诗成长阶段的那种铺陈叙事状的语言风格，用想象力构筑了一个别样的艺术世界。其深沉的力度在五四以来的新诗里甚为鲜见，可以看出这完全是他内心的源泉所致。这首诗在我、树和女郎之间展开，以树为媒介，通篇贯彻着一种刻骨铭心的东西，是深的爱还是恨？这稍稍使人忆及《呼啸山庄》那样的风格。其实，这更是殉教者的品质使然。惟因作者生逢战火纷飞之际，非凡才华又蕴于柔弱的病躯内，故而他所有的生活、事业都必须以此为背景展开。他渴望人应当成就的那种事业、渴望摆脱生的寂寞与无聊，因此选择了抗争。正是这样一种慷慨的英雄主义气质，才使得这首貌似抒情的短诗有了千钧笔力。因为这不是那种潺潺流水似的情怀，这情怀阔大悲壮的想象力奇异，似痛苦的心灵向恒久宁静闪射而出的利箭、似空洞茫然生命里的脊柱。因此，这首诗不能只一般地视作爱情诗。
只可惜，这首诗未曾见于任何现代诗选。但作者是一位诗人，而且造诣很不一般。其师夏承焘多有赞语。王佐良先生亦说：“他写的诗文连那些留过洋的人也无法比。”尤为珍贵的，这是一位沉默的诗人，一位一年四季都难得说上几句话的人，一位从乡间陋室里走出的大师。一如莎士比亚经历的那些暴风雨般的创造时光，埋首译事的朱生豪内心又该有几多波澜。
这也正是他能匹配另一个智慧心灵的原因吧，可以说，正是诗歌精神的重力使他得以进入莎士比亚的斑斓与深邃。因为，纵观世界各大语种的莎士比亚译者，无不是优秀的诗人与学者，无论是俄文的帕斯捷尔纳克、德文的施莱格尔、保罗·策兰，还是法文的伏尔泰。这当然也包括卓越的莎学专家、诗人，曾译出广受赞誉的《亨利四世》的吴兴华先生。
不能是真实，如此的幻象不能是真实！
永恒的品质怎能寓于这纤弱的身体，
颤抖于每阵清风像是向晚的杨枝？
或许在瞬息即逝里存在她生的意义，
如火链想从石头内击出飞迸的歌诗，
与遥远的应答，穿过沉默的世纪……
很难想象，这些堪比莎士比亚的词句出自一位年轻的中国诗人，然而这是吴兴华的。或许，他一生的歌哭与求索都源于此。这段诗，形式上虽没有朱生豪《种树》的那种象征的坚硬，但精神上却有惊人的契合。那种对生命虚无感的慨叹以及想要冲破虚无的焦虑力透纸背，直抵诗歌的核心。这一点与《种树》同样的触目惊心，只是形式上较委婉。如果对照布莱克《Auguries of lnnocence》的前四句，会是很有意义的，同样是对恒久精神的追寻，但却发自两种不同心境，布莱克无疑要平静的多（“一粒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梁宗岱译）。因此，同样不应忽略的是作者在沦陷区以及此后的生存环境对其创作的影响。不过与朱生豪不同，他的诗虽流传下来了，却依然成为“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这恐怕不仅是叶威廉所言的太超前之故。在承接传统的过程中，与闻一多等新格律派的诗人过于刻板不同，他的诗在保留了旧诗神韵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形式，尽管浸透作者的学养却不失清新的品质，而这正是穆旦苦思却不得解的（穆旦认为，旧体诗与新诗怎么都无法衔接）。夏志清说：“如果在这条道路上继续下去，他会成为一位大诗人。”这不无道理。遗憾的是，他继往却没有开来，后来的新诗完全西化了。这恐怕是他的诗被文学史边缘化的重要原因。
也因此，人们对他是陌生的。但打开中译人文版莎士比亚全集，吴兴华，却是一个前后出现了15次的名字。而当时他正身处被错划为右派的冤屈中，是施咸荣先生冲破阻力邀请到他为朱译莎剧作了大部分校订。一位燕京才子、一位之江诗人，在这两位有着同乡之谊（吴兴华祖籍是杭州）而又“落笔文华洵不群”的人之间有着那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同样是教会学校哺育了他们深湛的英文（朱生豪当年读的还是中文系），同样是旧学根基深厚却没留过洋。要知道吴兴华更是一位西语天才，在中国学人里，精于一种外语的人很多，三种左右已不多，比如朱湘、梁宗岱（也是莎士比亚14行诗的译者）、何兆武，故而，除陈寅恪、赵元任、钱锺书、徐梵澄外，他的这种能力几乎无人能与之相匹。而作为学者，这却是最基本的，首先是要掌握资料，然后是见识（加之直面世界的洞察力、胆识、热情、对真理与正义的倾向性，始成大学者）。从这里出发，有两条道路，或翻译或治学。朱生豪、梁宗岱、查良铮、傅雷、罗念生、杨宪益等属于前者，陈寅恪、钱锺书等属于后者。但吴兴华是两者兼而为之，除了莎士比亚，他也是翻译但丁、乔伊斯的先驱。而他那篇无与伦比的论文《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则更是彰显出他心智的创造力。关于吴兴华，这会是一篇大文章，学术界对其研究也才刚刚起步。目前，人们只是从钱锺书、哈罗德·谢迪克（Harold shedick）、夏志清、周煦良等诸位先生的赞词里察知了其分量，因为其生前未曾出过一本书。他的一生是歌者与思者相交融的一生。其实，多少文章都是书不尽人们的遗憾的，此文就不赘述了。只要知道，倾其一生的努力，吴兴华与朱生豪有着一样的悲剧，勇敢的鲜血仅洒在了半途。兴华有诗云：“宇宙奔着不变的路程，万世深忧在一人肩上。”可以说这是两人的共同写照。由此可见，莎士比亚这样的心灵，进入任何语种的土壤都非偶然。在特定的环境下，则要兼有哈姆雷特那样的智慧、诗情与果敢。
考虑到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历经整个抗战并大部在沦陷区译就，真可谓是废墟之上的玫瑰了。一如安妮·弗兰克之于她的日记、维特根斯坦之于他的哲学、肖斯塔科维奇之于他的音乐，皆因它们都是在战火之上成就。如果战争是仇恨、掠夺，那翻译正是它的反面，这是爱、是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伸出的友爱之手，是给予。
这优雅之举本身就是一首更凄美的诗吧。“只有埋头在工作中，才恢复了一点自尊”，这是诗人朱生豪的一句质朴的话，正是为了这尊严，译事虽几经波折，却历上海、常熟、嘉兴而不辍。也正因此，吴兴华先生在黑暗的岁月里却依然极端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热爱的校订工作。谁说永恒的品质不能寓于这纤弱的身体？
(本文编辑 董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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