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向阳湖文化的质疑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和成都召开的两次读书年会上，与会者对向阳湖文化都有一番争论，也很激烈，但似乎并未触及实质性的问题。时间仓促，未能展开，充分发表意见，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透彻的事。会后，我不断地思考，深感有必要深入地探讨一下。

    向阳湖文化抑或干校文化

    首先，所谓向阳湖文化，主要内容是“文革”中五七干校的那段历史。这就有了一个大前提，即应该搞清“文革”是怎么回事，“文革”的对象又是谁？这段历史，刚刚过去不久，大家是记忆犹新的。“文革”要打倒的对象，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黑帮、黑五类、反动权威……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统称之“牛鬼蛇神”，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但归结起来，实际上只有两种人：一是全国上下在职在位掌握实权的老干部，从国家主席、副总理到各省（区）市以及地县的一、二把手或三、四把手；二是教育界、文艺界、社会科学界和民主党派成员，以及右派、历史反革命（至于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令人啼笑皆非，纯属闹剧，草菅人命），有权的与没有权的校长、院长、书记、主任、教授、研究员、学者、专家，大多是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方方面面的名人、权威人士，等等。前者，全国江山一片红，造反派夺了权，他们被罢官了，下台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含冤自杀、有的被迫害致死致残。“文革”后都得到平反昭雪，健在的官复原职，发挥余热。而后者的道路却是比较曲折复杂的。“文革”之初，写检查、受批斗、游街示众、扫地出门、关入牛棚，等等；后来则被送去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改造，时间长短不一，直至“文革”结束，才算偃旗息鼓，得到解放。

    那么，五七干校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报告给林彪的一封信做出指示，五七指示由此而来。在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后，亦即“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两年之际，开始有了五七干校。最初，黑龙江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柳河办了一个大农场，取名叫柳河五七干校。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其中《编者按》有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于是乎，这一“新的经验”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各地纷纷群起效法，在边远荒芜之地建立起大小不一的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里，知识分子占了绝大多数，并不问是老、病、弱，统统要去，不去也得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无罪的流放”。如河南信阳罗山建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社会科学部分——亦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和天津的团泊洼建有文化部所属的五七干校，在江西余江鲤鱼洲建有北京大学的试验农场，在江西余江鲤鱼洲还建有清华大学的试验农场，在上海奉贤有上海市文化五七干校，等等。以上是规模比较大的，也是在全国有影响的。至于规模比较小的，各省市县，甚至一个单位、一个学校都可以在农村建立五七干校，不可能一一罗列了。总之，知识分子必须走五七道路，就是要到五七干校（实际上是去农村、山区）进行劳动改造。

    历史是既往客观存在的事实。“文革”中的五七干校是我国当代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社会史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不容忽视，更不能略而不论。总之，五七干校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而不是某一个地方的局部问题。当时全国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有一个形形色色的五七干校。对五七干校这段历史，如果以文化来称谓它，那是五七干校文化，而不能是柳河也好，向阳湖也好，团泊洼也好，或者任何一个地方的某个地方的文化。

    不妨再做个类比，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茶叶品种繁多，其中尖端者也有好几个，如龙井、碧螺春、毛峰、铁观音、普洱茶……却从未听说有龙井文化、碧螺春文化，等等。

    而且，究五七干校的实质，这个问题还可以上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伊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初，在刚刚解放了的大中城市里都搞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上至七老八十的专家、学者、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管理人员，下迄十五六岁的中专学生（即毕业后要当干部者，如师范生），都要人人过关，做思想检查，建立新的人生观、世界观。虽然还比较和风细雨，不用斗争的方法，但过后不少人要放下自己的专业工作和学习，短时间地到农村搞土改，到工厂参加生产劳动，或到边远地区去访问、考察等等。由此而下，对知识分子，名目虽异，本质相同的运动接二连三，源源不断。三五反运动（主要的是工商干部，也波及到部分知识分子），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胡适的实用主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和反右，等等，这些都是全国性的运动，规模或大或小，或长或短，主要都与知识分子有关。肃反和反右，前者针对既有的，而后者却是新划的，全国总计划了多少，说法不一。其后又有反右倾、拔白旗、交心运动，一直到“四清”、“五反”和“文化大革命”。前面的一系列运动，总的说还是文斗，既不触及人体，也不损及书籍、财物。而“文化大革命”则不然了，文斗、武斗并举，烧书、横扫“四旧”——包括重要的古文物，一齐毁掉。或扫地出门，或一号令下，统统遣送下乡。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去了五七干校。

    总而言之，从1949年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到“文革”的五七干校整个历史阶段，是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五七干校虽是登峰造极了，也还是它的一部分，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必须联系起来，全面地进行研究，这样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给子孙后代一个真实的交待。

    再具体一些讲，五七干校也仅仅是“文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却不是全部的。“文革”的发生，早在批判京剧《海瑞罢官》和批判《三家村》的杂文时，就已经发出了信号。“文革”之初，先有了“牛棚”，而后有了五七干校，作为一种文化，或者“史”，它的前因后果都必须联系，而不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由此观之，湖北咸宁向阳湖（不知向阳湖这个名称，古已有之，抑或应运而生的，如向阳公社、向阳大队、向阳学校、向阳大院、向阳商店、向阳大道，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也仅仅是五七干校中的一个，而五七干校又仅仅是“文革”的一部分，以向阳湖文化为名，能否涵盖这段虽短却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史，是颇为值得认真商讨的。

    值得重视的干校研究

    毫无疑问，五七干校应当研究，“牛棚”也应当研究，“文化大革命”更应当研究。研究所需，首要的是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当事人亲历亲为、亲自见闻及种种真实的事物，尤为可贵、难得，必须倍加珍视、收存、分析、研究，总结起来。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陆续地出版了一些由当年被关过“牛棚”、进过五七干校的人所写的回忆亲身遭遇，和深刻反思的书籍。比较著名的有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季羡林的《牛棚杂忆》、《谭其骧日记》中的《文革日记》、陈学昭《浮沉杂忆》中的《灾难的年月》、刘冰的《风雨岁月——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忆实》、杨绛《将进酒》中的《丙午丁未年纪事》、《温济泽自述》中的第八章《遭遇“文化大革命”》、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中的第九章《暮年岁月》、韦君宜《思痛录》中的《“文化大革命”拾零》，等等。

    有关五七干校的书同样不少，如贺黎、杨健采写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杨绛著《干校六记》、陈白尘著《云梦断忆》、何西来的口述文字《往事如烟》、王西彦口述的《焚心煮骨的日子》、黄宗英口述的《但愿长睡不愿醒》。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真实地反映了一个诗人在干校中是怎样被迫致死的。巴金的五本《随想录》中有多篇忆及“牛棚”生活，孙犁的散文（如《文字生涯》）小说（《女相士》）也描述了“牛棚”、干校的见闻、感悟。总之，此类的书籍和文章是不胜枚举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预料，将会有更多的书籍问世，不断地充实这方面的史料。

    不过，仅仅有这些资料还远远不够，需要有更多的实物印证这段并不很长的历史，如当年五七干校的旧址，住过的“牛棚”、土坯房，劳动时所使用过的种种工具，生活起居的床、凳子、马扎以及大批判的标语、大字报……凡是有关“牛棚”、干校的一切的一切，都应收集起来，成为不可或缺的史料。这方面，湖北咸宁向阳湖的有识之士做了大量的有效的、令人称赞的工作。他们是做在全国各地干校的前边的。他们及时地采访了许多进过干校的耄耋老人，抢救下稍纵即逝、失而不可再得的口碑、活的史料。他们编写出版的书籍，应受到重视，给以应有的评价。

    列宁曾有过“每一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的论述，妥当与否，另作别论，怎么理解它，也无关紧要。不过，对待同一事物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如同样住过五七干校的人，却写出了不同的文字。有人《忆向阳》，唱的是赞歌，阳光普照大地，到处欢声笑语，莺歌燕舞，好一派心向往之的乐土。而有人描绘的《团泊洼的秋天》却“时刻都会轰轰爆炸”：“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以上这一些，对我们认识五七干校，都有很大的启迪作用，也不能不引起深深的思考和警惕。

    对一些枝节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态度，有些事意见分歧也在所难免。但对根本的问题，如“文化大革命”及其派生的五七干校等，却容不得含糊、是似而非的。这里，不妨引证一下，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中，写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段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还有“‘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前一句是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后一句是为知识分子正名。由此可知，“牛棚”也好，干校也好，这些曾经专门对干部、知识分子进行迫害的事物，都应进行深刻的批判，而不能是颂扬它、赞美它。在收集、整理、编写一切有五七干校的资料和书籍，都应依据以上无比正确的论断，才是最符合实际情况的。

    （本文编辑   李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