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我在震旦大学读书时，何满子先生正在震旦教授文艺学。那时他很年轻，仅30岁出头，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与王元化、贾植芳亦很投合，皆崇拜鲁迅与他的著述，都被誉为“鲁迅专家”。他才华横溢，讲起课来全力以赴，不遗余力，声音洪亮，姿态翩翩，引人入胜。在短暂的相处中他给我留有很好的印象。
在讨论写作时，何先生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具体事例来诱发我们的写作热情。他曾经开玩笑地说他不怕“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自小就学得一手好古文，还会写“八股文”。有一次，塾师不禁拍案叫绝地称赞他的作文：“要是放在清朝，凭着这篇文章，考个秀才举人也不在话下。”到了40年代中后期，他在南京当记者，邂逅沈钧儒老先生，当沈老知道他会写“八股文”时，吃惊地说：“你如此年轻，竟能会写这玩意，不多见，不多见。”
那时震旦的学风宽松，自由气氛也比较浓厚，人们敢于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何先生更是知无不谈，谈无不尽。谈到写作时，他说在读一部书时，最好的是先读了一多半再停下来，思考一下应该如何持续下去，自己所想的与作者是否不谋而合。如果有了距离，就可以相互对比一下差别在哪里，孰高孰低，孰精孰拙。这样不但可一目了然，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还可以训练自己的脑子，开涌自己的思路，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测验出自己的实际水平。把自己看成是一匹马，路遥才能知马力啊！他这一番宏论，我感觉颇有新鲜感，一时心血来潮，就跃跃欲试。正好这时，法国文学翻译家李青崖教授正在讲授他所翻译的莫泊桑的《项链》，我就照着何满子所讲的，有意先读了一半，然后自己编写下半部。李青崖教授知道我的情况后，不但没有说我不专心听课，还夸奖我读书方法“很有见地哩”！
说实在的，那时我能读上大学也是勉强的。当时父亲因心脏病谢世，母亲亦生病卧床，哥哥处于半失业之境，一大家人生活都很困难。我虽然也申请到了助学金，却不时牵挂着家里的亲人，很难专心一致搞学习。我也曾经有过辍学找工作以助哥哥一臂之力的念头，便把这想法说给何先生听。他听了我的叙述，感同身受，对我有所同情，要我振奋精神，面对现实，战胜困难，还把这情况告诉了贾植芳教授。说来事情也巧，这时有一所职工夜校人手不够，正在向教育部门聘请一些家庭比较困难的同学作为代课教师。经贾、何二位向教务处提出申请，我成为该校的代课教师，不但解决了膳食费，在生活上还得到了一点补贴。这意外的收获使我喜出望外，因而也能顺利地完成了大学的学业。饮水思源，贾、何二位先生恩德难忘。
52年前大学毕业之时，我们开过一次谈心会，满子先生的临别赠言是“待人以诚，多读鲁迅书”。不想在后来的日子里，何先生却生活坎坷，屡处逆境，不仅划为“胡风分子”、“右派分子”，还被下放边疆进行劳动改造，所受之苦，一言难尽。
正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平反了冤案后，他也恢复了原来的职务，供职于上海古籍出版社。此时虽将届暮年，但他干劲不减当年。工作之余，他钟爱杂文，一生敬仰鲁迅的风骨文章，学识渊博，观察生活，细致入微，针砭世弊，入木三分，一文既发，振聋发聩，破解民风，痛快淋漓。他的人格魅力赢得广大读者的爱戴，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话题。
作家白榕对何先生极表倾慕之情。白榕本名谭之仁，在震旦和我同窗，后来转学到北京大学，又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与我再度同窗，友谊之深，非同一般。有一次，白榕来上海，要我陪他去看望满子先生。一到何家，只见他的书斋群书聚萃，触目生辉，何先生笑脸相迎，殷殷好客，溢于言表。事后，白榕说他心仪满子先生已久，尤喜他的杂文，每遇佳作，必贴于册，如今得见斯人，三生有幸！
何先生以为作一名学人，做学问不能赶时髦，既要有文品，更要有人品，人品不正，只不过在卖狗皮膏药，欺世盗名而已。汪精卫文品虽好，但他叛国投敌，千夫所指，万夫所骂，成为民族罪人。
满子先生以为写历史戏要多读书，勤查资料，切忌信口开河，随心所欲，以致成为笑柄。现在电视中“辫子戏”很多，如《康熙王朝》、《雍正王朝》之类，一看片名就觉得可笑，稍具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王朝”是指一个朝代的全过程，不是指某一个皇帝而言，正如李氏唐朝不能把唐太宗之“贞观盛世”和唐玄宗之“开元盛世”称作“太宗王朝”或“玄宗王朝”同样的道理。
河满子先生还以为，名家学者开讲座、作报告要有真知灼见、学术价值，而不能哗众取宠。他说易中天的《品三国》像是在说相声、说书，找不到它的学术价值；于丹把“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中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不是在开玩笑吗？这些看来似乎都是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但在他那像显微镜的目光下，无一不显现无疑。但他并不是在豆腐里挑骨头，存心压制新的名流学者，恰恰相反，他对新一代的学人抱着殷殷的厚望呢！
在我与何满子的一次谈话中，他向我说：“你能写点杂文吗？”我一时难以回答，只能脱口而出：“那玩意有点风险。”他不以为然地说：
风险也许就是“怕”的借口吧。要说风险，人之一生无时无刻不处于风险之中，儿童怕夭折，外行怕车祸，乘船怕覆舟，投资怕亏本，睡觉怕失眠，骑马怕路窄，怕之所在，私在作祟，去掉私字，一身轻松，写杂文之乐也就乐在其中了。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云：“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满子先生一生遭遇，也许如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各种苦难他尽尝矣。然一旦恢复公职，埋头工作，所付辛劳倍于他人，他著书立说，尤钟杂文，深解人间真谛，敢想人所未想，敢言人所未言，被誉为“八大杂文家”之一，并不为过。斯人虽逝，但他那极具战斗性的杂文定能长留于世。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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