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04日 Wed

战争之后,歌声留下什么?

——芭芭拉《哥廷根》与战后法德的情感转向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04日 18 国际文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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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04日 Wed
2026年11月04日

战争之后,歌声留下什么?

——芭芭拉《哥廷根》与战后法德的情感转向

  2024年6-7月,我应邀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进行为期三周的集中授课,由于课程安排得十分紧凑,我闲暇时间基本只在大学或老城转悠。唯一的一次出“远门”,是去杜塞尔多夫大学参加一个研讨会。在杜塞尔多夫的那天晚上,我跟大学原校长腊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又去了他常去的酒馆Destille,吃了时令的荷兰盐渍鲱鱼(Matjes)。将鲱鱼与洋葱片一起放在抹好黄油的德国黑面包上,别有一番风味。“菜过五味,酒过三巡”之后,邻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太也挤到了我们这一桌,她好像跟腊碧士教授很熟。老太太满头银发,脸上已经有了很多褶子,呈现出岁月的沧桑。一双深陷的眼睛中,透露着机灵与智慧。腊碧士教授向我介绍说,这是凯尔纳(Dörte Kellner)女士,她曾在日本教过德语。当她得知我来自哥廷根时,突然两眼放光,问我:您听过芭芭拉的《哥廷根》吗?她自己则低声吟唱起来,而腊碧士教授也马上从Youtube上找到了这首歌。尽管是黑白的画面,但这位歌手的演唱极具表现力,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一

  据说,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哥廷根”是什么,大概他会回答说这是一座大学城,因为这座城市的人口中有20%是大学生。但如果问一个法国人同样的问题,十有八九他会回答说:这是芭芭拉演唱的一首歌。

  如今漫步在老城中,到处可见各种名人故居:从童话故事的作者、语言学家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 Jacob Grimm, 1785-1863, Wilhelm Grimm, 1786-1859),到普鲁士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的故居都名列其中。建筑物的正面墙上常常镶嵌着牌匾,上面标明了哪位著名的学者曾经在什么时候在这里居住过。

  在离开哥廷根的前一天,我也慕名来到了“集体骚动咖啡馆”(Café kollektiv Krawall)——这是芭芭拉创作她的《哥廷根》“香颂”(chanson)的地方。这是一家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咖啡馆,黄色的墙面上镶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芭芭拉——莫尼克·瑟尔福,1964年7月”(Barbara, Monique Serf, Juli 1964),距今正好是一个甲子的60年。尽管我曾读过很多有关芭芭拉创作《哥廷根》的故事,但今天身临其境,依然感到深深的震撼。

  芭芭拉留给后代最难忘的印象莫过于她那独一无二的、天籁般的声音。她自称只是“一个歌唱的女人”,但在20世纪60-70年代,她是与法国歌手、诗人乔治·布拉森斯(Georges Brassens, 1921-1981),比利时歌手、演员雅克·布雷尔(Jacques Brel, 1929-1978)等巨匠平起平坐的一位女性。她当时的名声之大,是我们这些不在法语文化圈中生活的人很难想象的。

  回到哥廷根之后,我又反复听了这首由芭芭拉用法文和德文演唱的“香颂”,她所拥有的极高音乐素养和精湛的演唱技巧,让人感受到了无尽的美好和向往。源于中世纪法国的“香颂”,意为歌曲,它有别于其他以节奏和身体为中心的法国流行音乐,是以语言和思想为中心的音乐:香颂是按照法语而不是英语或其他语言的节奏来演唱的,因此被认为特别具有“法国味”;此外,它的歌词也特别讲究韵味和意境。在听芭芭拉用法语演唱的《哥廷根》时,我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法语Göttingen与中文“哥廷根”的发音非常接近,也有gen的音节,而这在德语中并不明显。

  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位上世纪60-70年代的著名歌手,我找到了由西里尔·罗蒂(Cyril Leuthy)于2017年拍摄的《芭芭拉,不在场的女人之歌》(Barbara, chansons pour une absente)——这是一部完全由档案和动画组成的纪录片,为后世的我们打开了通往这位伟大女歌手世界的大门。影片通过一些芭芭拉最动听的歌曲和采访摘录将歌唱家的不同人生阶段穿插在一起。她的歌声如同一泓清泉,润泽了人们的心灵;她的歌唱才华无与伦比,每一次演出都带给观众无尽的感动。芭芭拉每次演出结束后,都要多次谢幕,这样热情的观众才能真的“放过她”。她讲述自己的人生,非常真实,有时让我觉得甚至有些残酷。这位著名的导演创作了一幅芭芭拉画像,亲切而敏感:一个活泼、风趣、快言快语的女人;一个与舞台和观众有着神秘而近乎宗教关系的女人;一个不喜欢自己但却学会接受他人眼中的自己的女人;一个“害怕但却勇往直前”的女人……

  二

  1964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哥廷根人满为患的青年剧院(Junges Theater),著名的香颂歌手芭芭拉演唱了她刚刚创作的《哥廷根》:

  是啊,那里没有塞纳河,

  也没有万塞讷森林。

  可我知道,那里也有美丽的地方,

  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那里没有河岸的长堤,

  也没有一遍遍唱起的忧伤小曲。

  可爱情也一样盛开,

  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说起法国那些伟大君王的往事,

  他们仿佛比我们还熟悉——

  赫尔曼、彼得、赫尔加和汉斯,

  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也请谁都不要介意:

  伴我们长大的那些童话,

  那一句“从前啊……”的开头,

  就起于哥廷根,哥廷根。

  是啊,我们有自己的塞纳河,

  有自己的万塞讷森林。

  可我从未见过哪里的玫瑰,

  比哥廷根的更美,比哥廷根的更美。

  我们有灰蒙蒙的清晨,

  有魏尔伦那颗忧伤的灵魂。

  可他们仿佛就是忧郁本身,

  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有时,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只要一个微笑,就已足够。

  我们便能懂得他们的心意——

  哥廷根那些金发的孩子。

  有人或许难以相信,

  有人觉得这样相比并不妥当。

  可孩子们都是一样的,

  在巴黎,在哥廷根。

  愿那样的岁月永不重来,

  让鲜血与仇恨摧毁世界的岁月。

  因为那里有我爱的人,

  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倘若战争的呼喊再度响起,

  倘若大炮再度轰鸣,

  我的心会流下多少眼泪,

  为哥廷根,为哥廷根。

  啦,啦……

  啦,啦……

  那里有那么多我所爱的一切,

  在哥廷根,在哥廷根。

  倘若战争的呼喊再度响起,

  倘若大炮再度轰鸣,

  我的心会流下无数眼泪,

  为哥廷根,为哥廷根。

  (本文作者据D. Kaiser于2002年所作德文译本转译。)

  当时芭芭拉只演唱了其中的一部分,以上的香颂完整版是在她从哥廷根回到巴黎后才正式完成的。哥廷根尽管跟芭芭拉所熟悉的法国风景或文化不同,“没有那些小港口或歌曲”,但爱情依然在这个小城绽放。芭芭拉感受到了对面的这些普通德国人似乎比她预想的更了解法国的历史,她也提到,由于格林兄弟曾经在这所大学教过书,那些广为流传的德国民间故事的起源就在哥廷根。她提到“哥廷根的玫瑰更美”,甚至认为这座德国城市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她对法国的感情。她说自己在哥廷根感受到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Paul Verlaine, 1844-1896)作品中常有的忧郁、深沉的情感,这令她无比感动。芭芭拉对哥廷根的“金发孩子们”充满着感情。她认为,即使语言不通,一个微笑就能跨越语言的障碍,让人与人之间产生理解和联系。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哥廷根,“孩子们其实并没有两样”。通过这一点,芭芭拉传达出了一种跨越国界、超越民族的普遍人性,特别是儿童的纯真和共通性。她在呼吁法德要超越国家和文化的差异,认识到我们共同的人性。芭芭拉提醒人们不要让过去的战争和仇恨重现,因为这些曾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破坏。她特别提到了自己在哥廷根所爱的人,这表明她已经跟德国的这座小城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联系,超越了国界和历史的隔阂。正因如此,如果战争再次爆发,她的心将为哥廷根流泪。芭芭拉用她的声音表达着人类最美好、最纯洁的情感——“爱”,人们正是用“爱”克服了曾经敌对国家之间的重重障碍。整首歌表达了她对这座德国城市的喜爱与温情,这在二战后法德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珍贵和感人。《哥廷根》成为法国和德国和解的颂歌。

  法德之间的所谓“世仇”已经持续了多个世纪,两国历史上经历了许多重大冲突和战争。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开始,德法关系充满了流血和对抗,随后是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对德国领土的统治,接着是1871年在凡尔赛宫镜厅举行的德国皇帝加冕典礼——这被视为对法国的挑衅,之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德双方总伤亡人数在70万左右的凡尔登战役(Bataille de Verdun),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对法国的进攻和占领。

  这段法德之间血仇的历史必须被扭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仇恨仍然存在,但两国领导人逐渐认识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1963年1月22日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和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 1876-1967)在巴黎的爱丽舍宫签署了《爱丽舍条约》(Élysée-Vertrag)。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法国和德国结束了敌对关系,并开启了密切合作的新时代。通过经济合作和政治对话,两国之间的关系逐渐从仇敌转变为伙伴,而这种关系的转变也为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贡献。

  尽管法国和德国的主要政治家都坚信这一点,并且两国的领导人都在积极推动双方的睦邻友好,但在民间层面依然困难重重。正是芭芭拉这位法国女歌手用一首小曲跨越了法德之间深深的鸿沟,弥合了数百年来所谓世仇的裂痕。

  2003年1月22日,德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在凡尔赛庆祝《爱丽舍条约》签署40周年。时任德国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 1944-)在讲话中除了提到法德友谊的许多政治里程碑外,还盛赞了芭芭拉于1964年创作的那首《哥廷根》:“芭芭拉在那里唱到我们心里的歌,对我来说,是德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美好友谊的开端。”值得一提的是,施罗德本人曾于1966年至1971年在哥廷根攻读法律专业。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依然是世界文学艺术的中心,很多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德国年轻人也经常往来于巴黎和德国之间。1958年5月,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日耳曼学和历史的女学生西比勒·彭克特(Sybille Penkert, 1935-2023)很幸运地获得了哥廷根历史学术讨论会(Historisches Kolloquium Göttingen)的奖学金,作为交换生去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正是在这一年,彭克特在塞纳河左岸一家名为“水闸”(Écluse)的小酒吧,认识了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歌手芭芭拉。两人相识后又在巴黎见了几次面,其间芭芭拉成为了有名的歌手。1963年11月,彭克特建议芭芭拉在哥廷根举办一场音乐会,芭芭拉未置可否。而彭克特回到哥廷根后,便向青年剧院的经理汉斯-君特·克莱因(Hans-Günther Klein, 1931-1982)提出了这个想法。青年剧院创办于1957年,当时尚处在起步阶段。得到这个好消息后,克莱因便亲自前往巴黎与芭芭拉接洽。芭芭拉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讲述了这次会面的情景:

  1964年初,年轻的剧院经理君特·克莱因在“水闸”酒吧中找到我,希望我在他那里举办一场音乐会。我拒绝了他。我不可能去德国演唱。但君特仍然坚持,向我描述了他的剧院有一百个座位,并谈到了学生。

  “但在哥廷根谁认识我?”

  “学生们认识你!”

  “我不想去德国。”

  芭芭拉的原名叫莫尼克·瑟尔福,是一名犹太人。二战期间,全家为躲避德国纳粹或与德国合作的维希政权的搜捕辗转流离,1943年逃到圣马塞兰市(Saint-Marcellin),一直藏匿到1945年。对于二战期间不断被追捕的创伤记忆,芭芭拉从未公开谈论。她对自己犹太血统的隐藏意识同样影响了她的表达,她将自己的秘密赋予了她的香颂,这成为了她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此时的她对德国的感情非常有限,然而,她为彭克特和克莱因的真情所打动,最终答应前往哥廷根举办音乐会。尽管后来她承认说,她为1964年7月独自一人前往哥廷根,并在德国演出而感到懊恼不已。

  四

  1964年7月4日,演出的当天晚上,当芭芭拉到达本来就很简陋的青年剧院时,感到非常生气,因为按照合同规定,剧院应当提前为她准备一架三角钢琴。她后来回忆说:“当我来到哥廷根时,钢琴运输商正在罢工。我不想在简易钢琴上演奏。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惹恼谁,而是因为这架钢琴让我看不到观众。”一架好的钢琴对她来讲太重要了,多年来她一直凭直觉弹奏钢琴,这使她在作曲和演唱时常常创造出非传统的和弦。因此,她断然拒绝了演出。

  正在这紧急关头,一个学生说,在青年剧院隔壁的大楼里住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的家中有一架三角钢琴。之后有十名男生跟着那位学生一起去敲了女士家的门。学生们说,他们演出需要一架三角钢琴,女士同意了。然后,他们拧下了琴腿,把相当重的琴身运到隔壁的剧院中重新组装起来。三角钢琴就这样诞生了。

  原定于晚上八点半开始的演唱会延后了将近两个小时,芭芭拉终于走上了舞台。尽管艺术家最初情绪不稳,但观众的热情还是让她深受感动,她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热烈欢迎。她上台演奏、歌唱,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演出结束后,克莱因邀请芭芭拉再加演几场,于是她将演出时间延长了一周。这座城市带给她的热情远超预期,她发现自己对这个邻国充满了感情,并真的爱上了哥廷根。曾经凭借在德国电视一台(ARD)播出的《巴黎人杂志》(Pariser Journal)节目而一举成名的驻巴黎记者特罗勒(Georg Stefan Troller, 1921-2025)为德国观众采访了芭芭拉:

  她本不想去那里,就像格雷科(Juliette Gréco, 1927-2020)一样,她对去德国登台根本不感兴趣,也从不谈论它。其中的改变一定是在去了哥廷根之后,因为她告诉我在那里她受到如此欢迎是多么高兴。她之前对德国人非常不信任,但她从未透露过自己的故事。

  正是在哥廷根逗留的最后一个下午,她将过去几天感受到的意外惊喜总结为香颂《哥廷根》的雏形,并在青年剧院的花园中写下了这首歌曲。同一天晚上,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她演唱了这首歌。当时这首歌尚未完成,而且旋律也跟今天的不尽相同。

  芭芭拉回到巴黎之后才最终完成了这首香颂,她的制作人听到这件事后认为应当将《哥廷根》收录到她的下一张专辑《芭芭拉二号》(Barbara N°2)中。制作人的直觉是准确的:这首香颂于1965年正式发行,在法国大热,真正给她带来了事业上的突破。此后,《哥廷根》成为她每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1967年5月,包括《哥廷根》在内,芭芭拉在汉堡共录制了十首改编为德语的歌曲,收录在专辑《芭芭拉演唱芭芭拉》(Barbara singt Barbara)中。一直到今天,在哥廷根的几家旧书店中,依然可以找得到这张老唱片——这些用黑胶制作的、承载着音频的物理刻纹同样也代表了芭芭拉时代的独特音质体验。

  芭芭拉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哥廷根,我发现了格林兄弟的故居,那里孕育了我们童年的熟悉童话。在我逗留的最后一天,我在这个与剧院相连的小花园里匆匆写下了《哥廷根》。那个晚上,我一边道歉,一边配着未完成的旋律朗诵并演唱了歌词。我是回到巴黎后完成的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的诞生要归功于君特·克莱因的坚持,十名学生和一位慈祥老妇人的热心,哥廷根金发儿童的可爱形象,以及深切的和解愿望,但绝不是对历史的遗忘。

  当然,对芭芭拉来讲,如果没有此次哥廷根之行,没有遇到这些可爱的“哥廷根人”,没有亲历他们的“热情”,根本不可能有《哥廷根》的诞生。正因为此,芭芭拉称《哥廷根》为她的一首“情歌”(Göttingen c’est une chanson d’amour.)。

  其实1964年7月的德国哥廷根之旅对芭芭拉来讲并非易事,当时战争结束仅19年,大部分人还没有完全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这位犹太裔的法国女歌手尽管答应了主办方的邀请,但对她而言,德国始终是敌对的形象。她本人的眼睛就好像被蒙住了一般,已经不看任何东西了。正是哥廷根人的热情改变了芭芭拉对德国的认识——在她演出的舞台上一直有哥廷根的玫瑰花瓣在飘落,而这些改变我们可以在《哥廷根》中深切地感受到。

  五

  尽管芭芭拉在后来的采访中一再重申,《哥廷根》的创作并非出于政治动机,而只是单纯为了感谢哥廷根人的热情好客,但《哥廷根》的产生的确与1963年法德两国签署《爱丽舍条约》的时代背景相契合。德国也因为芭芭拉的这首歌而变成了法国人眼中一个“正常”的国家,哥廷根甚至受到许多法国青年人的青睐。芭芭拉的这首歌成功地与时代精神联系在了一起,为战后法德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1967年,芭芭拉重回哥廷根。这一次,她应邀在哥廷根的市立大礼堂(Stadthalle)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大礼堂建成于1964年9月,可以容纳1千多名观众,当晚座无虚席。法国广播电台报道了芭芭拉的访问并转播了整场的演唱会。她第一次演唱了由德国著名词曲作家瓦尔特·布兰丁(Walter Brandin, 1920-1995)翻译的德语歌曲。观众报以热烈且经久的掌声,并向她献上了数百朵红玫瑰。尽管当时芭芭拉患了严重的感冒,但她还是第一次完整演唱了德语版的《哥廷根》和其他歌曲。她还特别向观众们介绍了迪特尔(Dieter),这是她第一次到访时搬运三角钢琴的学生之一。芭芭拉介绍说,迪特尔是那个在著名的哥廷根之夜搬运钢琴的学生。今天是她第一次尝试用德语演唱《哥廷根》,因为感冒了,她不断流鼻涕,对不起大家。她希望迪特尔能用德语准确地告诉大家她今晚戴上眼镜的原因,因为她的德语不够好,她没有办法记住所有的词。

  芭芭拉并没有辜负她献给德国的歌曲及其寓意,她将自己晚年的回忆录命名为《曾有一架黑色的钢琴》(Il était un piano noir, 1998)就是最好的证明。《哥廷根》是芭芭拉最著名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也被视为二战结束后为法国和德国之间相互理解与和解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品。芭芭拉在她人生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上也演唱了《哥廷根》。1997年11月,她在巴黎郊区去世,享年67岁。

  令人遗憾的是,在德语地区,芭芭拉的《哥廷根》除了在哥廷根之外,并未得到充分的认可。1983年,德国左翼的民谣歌手弗朗茨·约瑟夫·登哈特(Franz Josef Degenhardt, 1931-2011)在他的专辑《战争之间的摇篮曲》(Lullaby zwischen den Kriegen)中尝试回应芭芭拉的香颂。登哈特认为,芭芭拉歌唱了金发男孩、玫瑰以及那些丢失的孩子身上所带有的忧郁。他认为芭芭拉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在他同名的歌曲《哥廷根》中,他补充了对于这座小城的政治状况观察。

  20世纪90年代法国最顶尖当红的女艺人派翠西亚·凯丝(Patricia Kaas, 1966-)在她演唱的香颂《来自德国》(D’Allemagne)中也提到了芭芭拉的《哥廷根》,她唱道:“再跟我聊聊哥廷根的玫瑰吧。”(Reparlez-moi des roses de Göttingen.)

  作为哥廷根市荣誉奖章获得者,芭芭拉去世后,除了盖斯马尔区(Ortsteil Geismar)的一条街道被命名为“芭芭拉大街”(Barbarastraße)之外,哥廷根市还想为这位歌唱家做点什么。1997年,在她去世时,市政府把一大束带有金色“哥廷根”字样的玫瑰花送到了她的葬礼上,以表达对这位曾经为哥廷根,也为法德友好而讴歌的歌唱家的思念。从那年起,每逢芭芭拉的忌日,哥廷根市都会默默地派人将鲜花送到芭芭拉在巴黎的墓前。

  六

  尽管芭芭拉在1988年被授予联邦德国十字勋章(Bundesverdienstkreuz),但她本人和她的歌声在德国基本上已被遗忘。我去过哥廷根很多次,但如果不是此次在杜塞尔多夫偶然通过凯尔纳女士而知道芭芭拉和她的《哥廷根》,可能我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动人故事。在哥廷根的书店和小卖部,我想买一张与芭芭拉或者她的《哥廷根》相关的明信片寄给凯尔纳女士,但跑断了腿最终也没能买到。

  而在法国,《哥廷根》却成为了一棵常青树,是国家文化遗产的一部分。2002年,时任法国学校教育部长代表的格扎维埃·达尔科(Xavier Darcos, 1947-)将《哥廷根》纳入了小学的官方课程。2010年,法国文化部设立了“芭芭拉奖”(Prix Barbara),用以表彰在法国音乐领域的杰出新人,旨在鼓励和支持那些在音乐创作和表演上展现出潜力的新兴艺术家。2012年11月,在芭芭拉去世15周年纪念日,歌迷们聚集在歌唱家的墓前,一起低声吟唱芭芭拉的歌曲,其中当然包括《哥廷根》。一位法国女歌迷在接受德国记者采访时说道:

  在我们参加的音乐会上,芭芭拉每次都唱《哥廷根》,还用德语唱。在我的印象中,哥廷根是个小镇,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小房子。但我从没去过那里。芭芭拉唱道,巴黎的孩子和哥廷根的孩子是一样的。她的歌声抹去了一切敌意,将人们凝聚在一起。

  在纪念《爱丽舍条约》——法德之间敌对关系结束的标志的各种庆典上,人们不约而同地提到芭芭拉的《哥廷根》,不断重唱这首历久弥新的歌。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表明,尽管条约可以奠定基础,但友谊和睦邻关系远不止于墨水、握手和政治家的拥抱。

  基于戴高乐和阿登纳的远见卓识,《爱丽舍条约》特别提出要促进青年和文化交流:条约强调通过扩大青年和文化交流来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当时的两国政府都承诺支持法德青年办公室的建立,推动青少年交流项目。对此,这位总是一袭黑衣、以犹太祖母的名字自称为“芭芭拉”的歌手功不可没,她冲破历史的羁绊,通过歌曲《哥廷根》向一个德国小镇的居民发出了爱的宣言,为法德关系的改善画上了浓重的一笔。

  《哥廷根》是一首充满爱的歌曲,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民族自豪感或家仇国恨,但它通过润物细无声的吟唱,表达了法德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正是这种理解深深打动了两国人民的心。这首歌给人们带来了美好的感受:理解、亲情和爱——这些才是人间最重要的。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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