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04日 Wed

《丝与丝路初邂逅:汉代通西域新说》示范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在欧美学说主导的丝路叙事之外,以中国本土考古与简牍材料为据重新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把“丝绸”从单纯贸易商品还原为汉代社会经济、礼制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实。

从新的视角重估汉代丝绸之路的价值

——《丝与丝路初邂逅:汉代通西域新说》读后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04日 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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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版:文化周刊·国学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04日 Wed
2026年11月04日

《丝与丝路初邂逅:汉代通西域新说》示范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在欧美学说主导的丝路叙事之外,以中国本土考古与简牍材料为据重新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把“丝绸”从单纯贸易商品还原为汉代社会经济、礼制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实。

从新的视角重估汉代丝绸之路的价值

——《丝与丝路初邂逅:汉代通西域新说》读后

  张倩仪先生《丝与丝路初邂逅:汉代通西域新说》(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26年6月初版)是一部立意鲜明、材料扎实的汉代经济史、中西交通史与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新著。作者曾长期担任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以历史学博士与作家的双重视角介入丝绸之路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点。此书是作者承接《西行找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当今丝路人文风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年)等书之后对丝路的持续关怀。把目光从惯常的“西行”“西望”转向“从中国内部看丝绸”这一极具方法论意味的立场。全书要回答的问题并不复杂,却切中汉代丝路研究长久未决的关键:汉武帝通西域究竟出于何种动机?丝路开通之后,对汉代丝织业的发展究竟有多大影响?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汉武帝通西域的主要目的是在战略上挟制匈奴,而非出于商业与贸易;汉代丝织业的高峰主要植根于中国内部的消费需求与生产积累,输出丝绸相对于内需只是少数,西域需求并未构成驱动汉代丝织业发展的主要动力。

  这两大判断,正面回应了斯坦因“为商贸开通丝路”、韩森《丝路新史》“丝路贸易主要是政府支出的副产品”、魏义天《粟特商人史》以粟特商业网概括丝绸之路的欧美学说,并借助近半个世纪中国纺织考古的丰硕成果与大量新刊汉简而立论。作者正是在各家之间,借助马王堆、马山、老官山、尼雅、营盘、巴尔米拉等考古发现与长沙五一广场、悬泉、居延等汉简,重新把“丝绸”放回汉代社会经济的内部脉络中去考察。第一次系统地把汉代丝织业研究(技术史、经济史)与中西贸易结合起来,以中国本土材料回应欧美学者的核心疑问,为重新评估汉代丝绸之路的性质提供了坚实的新基础。

  在作者看来,研究汉代丝织,学界多从手工业史、技术史切入,而研究丝绸西传,中外学者又推敲其规模与影响;两条路径各有成果,却长期“未充分结合”,西传之推断往往并不建基于对汉朝丝织生产与社会发展的探究之上。而恰是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以来,中国纺织考古取得长足发展,从马山楚墓到老官山织机,从尼雅、营盘到西藏阿里,出土丝织品之丰富与保存之完好前所罕见,使“从中国内部看丝绸”第一次有了坚实的实物依托。此书正是这一学术条件成熟的产物,其“问题—材料—判断”环环相扣的写法,也因此具有了超越普及著作的学术锐度。

  一、新观点、新材料、新认知

  此书最具启发性的贡献,不在发明孤立结论,而在以“从中国内部看丝绸”的方法论,把汉代丝绸的生产、消费、技术、制度与西传诸环节统贯为一个整体。——汉代丝织业自有发展轨迹、汉武帝通西域不出于经济动机、西传有限、西域需求非主要驱动力。

  其一,是“内需驱动”与“传承有序”的判断。作者主张,汉代丝绸在进入西方之前已形成庞大产销体系;马王堆、马山楚墓等出土实物证明汉代丝织工艺承战国之绪而成熟于武帝之前,故“丝路开通造成丝织业重大突变”之说不能成立。她又从厚葬中的大量丝织品、丝价未见大跌、未见蚕丝滞销,反推汉代丝织品并无产能过剩压力,从而把“奢侈品史”重新纳入“必需品史”的视野——丝织品早已深入民间衣被与日常,帛絮在边地且具准货币功能。这一观念刷新,不仅关乎汉代经济史,也为此后的丝路研究提示了一个被长期遮蔽的维度:中国丝绸之西传,从来只是其庞大国内产销体系的“余润”,而非其存在的理由。

  其二,是“无商动机”的论断及对两派的回应。作者以匈奴问题为主线,指出武帝通西域的战略,主要出于挟制匈奴与“广地万里”,而非出于商业;她引轮台诏之悔、桑弘羊理财之不用为反证,正面回应斯坦因“为商贸开丝路”与韩森“贸易为政府支出副产品”两说,主张汉代积聚财富靠内部储蓄与农桑,“不必依赖对外贸易”。

  其三,是“民间动力”的凸显。汉代丝织的扩张植根于社会内部——官方的养老赐帛、督劝农桑,民间致富之欲,家庭妇女“由春到秋忙不过来”的劳作,以及官私作坊(织室、齐三服官、襄邑服官与私作坊)、周边产业之盛,皆是其动力;修正了把汉代丝织单纯视为官营或宫廷产物的印象,也说明丝织的扩张来自汉朝社会本身的选择。

  其四,把“农桑为本”的价值落到中国社会史层面,指出汉廷终以“农桑为本”、抑制工商奢侈,这一价值取向对后世两千年“以农立国”的社会模式影响深远;而在这“不变的结构”中,民间活力仍是推动社会变动的重要力量。这一升华使全书兼具微观考证与宏观通识的特点,为理解汉代丝路性质提供了一个由内及外的解释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并非否定丝绸西传的存在,而是主张:其一,汉代丝绸的传入西方,起点是汉武帝的外交赠赐与军事供应,而非民间商人的逐利;其二,丝绸输出和总量相对于汉朝庞大内需只是少数,西域诸国“使者”之来,与其说是贸易,不如说是朝贡与“乞赐”;其三,罗马购丝虽促成“丝路”之名,但汉代丝织业的发展高峰早已奠定,罗马需求并未反哺、改变汉朝的生产结构与工艺水平。她既否定了“为商开丝路”的旧说,也修正了“丝路毫无商业价值”的极端之论,在两大叙事之间给出一个更符合材料和史实的分寸。

  全书的观点对话极具学理层次。作者除与斯坦因、韩森、魏义天诸家商榷外,还广泛征引余英时、钱穆、夏鼐、俞伟超、赵丰、张德芳、王子今、黄今言、宋叙五、秦晖、葛剑雄、林甘泉、陈直、高敏、林剑鸣等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或印证、或辩驳、或借以补证,使论证始终立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上。使“从中国内部看丝绸”这一新立场,能够在一个深厚的学术谱系中显示其承续与推进的分量。

  在材料选取上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复原三宗缯帛盗劫案,统计赃物与匹值(平均约700钱),说明东汉内地缯帛交易普遍、已进入民间日常,是全书对“内需之盛”最有力的个案证据;它与河西简牍形成对照,反映出内地与边塞丝绸流通的不同形态。

  其二,作者系统利用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梳理戍卒买卖衣物的三类原因:本地军吏缺衣物、戍卒转卖私衣或官衣、边地缺桑蚕而戍卒多来自桑蚕发达地区,受差价的吸引。指出河西丝帛衣物流转主要是汉人圈子内部的零散交易,简中几无胡商记录,故“河西是丝路大贸易枢纽”的流行假设需加质证。

  其三,马山一号楚墓彩条纹绮打破“汉绮组织”之名(此织法战国已有,非汉代新创,费斯特与夏鼐之说因此须加修正);成都老官山二号汉墓四台提花织机模型,证明西汉织具水平已超三国马钧改良的十二综织机;绒圈锦改写“起绒织物明代传入”之旧说;0.9厘米“千金绦”上织篆书“千金”二字,精巧绝伦。西藏阿里故如甲木、曲踏墓地出土东汉魏晋丝绸,把汉代丝织品西传的版图扩展到喜马拉雅山麓;尼雅“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王侯合昏”锦被,营盘汉佉双语锦,巴尔米拉近百件汉代绢锦被确认来自中国;波兰学者朱可夫斯卡更指出巴尔米拉葡萄纹锦与尼雅暗花绮裙图案惊人相似,为“汉代丝织并非封闭系统”留下开放命题。

  其四,“通货羌胡”之辨与悬泉使团。作者辨析《后汉书》“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之“羌胡”实指河西羌人、小月氏与匈奴余众,属汉朝内部近地贸易,与《西域传》“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朝贡贸易分属不同层次;又以悬泉汉简“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等,勾勒西域使团规模之浩大与“客”“使”混杂之实,杜钦、郭舜之怨正见汉廷对西域商贾“消耗国家财力”的警惕;佉卢文绢条(“天竺法师的丝绸卷,40尺长”)则提示中国丝绸西输曾有特定中介交接。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巴尔米拉丝绸的审慎确认。她据桑蚕丝、无捻弱捻、幅宽47厘米、经线起花及“明”字文字锦等特征,将巴尔米拉出土的近百件绢、绮、锦、绫、绣判为“主要来自中国”,却又提醒研究者:罗马文献所载的“拆解重织”只是“一部分”贸易情况,不宜据此断言汉代丝织只能供罗马拆作原料。这种既敢于定性、又严守证据边界的做法,正是全书在材料运用上可贵之处。

  二、史实考订上的贡献

  除宏观观点与新材料外,此书在具体史实的考订上亦多有发明。

  其一,是对“汉代是否用纺车”“汉代织机是否已有提花装置”两大争论的梳理与研判。作者遍引考古与文献,指出纺车的明确形象见于约当武帝时的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墓帛画,东汉画像石中更有纺车图像与武威磨嘴子M22出土的木纺锭,从而推定单锭手摇纺车至晚于汉代出现并提高了产能。

  其二,是对“河内廿两帛”与官私合作生产的考释。作者据居延汉简中屡见的“河内廿两帛”库存记录,指出其属昭帝元凤年间、反映缺钱时以帛代俸,并据《管子》所记“鲁梁之民俗为绨”、东汉前期河内一郡曾调绨、素、绮、縠八万匹、质帝时调十五万匹等,论证河内郡蚕桑生产已成商品化。

  其三,是对“织室兴废”与“齐三服官”规模的考订。作者排比元帝罢齐三服官、成帝省东织室、东汉明帝复置织室又再废等事件,发现汉廷在西域商人积极叩关、罗马购丝需求上升的一、二世纪,反而屡罢织室抑制奢侈——这一“时间差”成为“西域需求非主要驱动力”的有力旁证。

  其四,是对“拆解重织”之说的辨析。自普林尼《博物志》记载罗马妇女把中国丝绸“拆解重织”以来,此说常被用来说明罗马只需中国生丝原料、汉丝织仅为原料供应。作者综合夏鼐所引《岭外代答》之例、赫贞(Hudson)“中国丝织品图案不合罗马人口味”之论与《魏略·西戎传》“解以为胡绫”的记载,指出:其一,罗马人所好者乃是半透明薄纱,未必是嫌中国图案;其二,被拆解者更可能是平纹的绢,而非精工织造的锦;其三,从巴尔米拉实物看,运抵罗马的丝织品多半是“已织甚至已绣的制成品,当地人直接使用”,只有少量以西方捻向、染料纺织。这一辨析,既回应了“汉朝近于原料供应国”的旧说,又提醒研究者罗马文献只反映“一部分”贸易情况,不宜据此断言汉代丝织品只能供罗马拆作原料——史实考订与宏观判断在此达成了一致。

  其五,是对戍卒买卖衣物年代与“帛絮即货币”现象的考订。作者把居延汉简中戍卒买卖衣物的材料按年代排比,指出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路博德筑居延后不足五十年,宣帝时已出现“戍卒贳卖衣财物爰书名籍(居延汉简10.34)”的统计;元康二年(前64年)三月有“乘胡隧长张常业亭卒不贳买名籍(居延汉简264.25)”,甘露年间,仍有不少“卒行道买卖衣物名籍”;敦煌简亦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隧长向戍卒买布袍的记录,此后成帝、哀帝时仍有发生。据此说明,戍卒买卖衣物之制相沿甚久,其规模“靠戍卒人数多及每年换防,以及卖官衣,才形成一定数量的衣帛买卖”,而其交易“每宗是衣服一两件或布帛一两匹”,实属零散。戍卒所携帛絮在边地竟具准货币之功能——这与汉代布帛可作军费、可代俸禄的制度背景相印证,是全书对“帛之货币功能”在微观层面的一个细致补充。

  综观此书在“史实”层面的贡献,兼具“辨正旧说”与“考出新知”。所谓辨正旧说,如“汉绮组织”非汉代所创、起绒织物非明代传入、“拆解重织”非罗马之常态需求,皆以战国秦汉实物校正了流传已久的学术定论;所谓考出新知,如河内廿两帛之商品化、齐三服官之规模扩张、戍卒衣帛交易之制度性存在、皆为前此丝路叙事所忽略的“汉朝内部”细节。作者把这两途熔于一炉,使史实考订不再是对零散材料的孤证罗列,而成为支撑全书“内需驱动”判断的重要支柱——这正是本书“论从史出”的具体体现。

  三、尚需继续讨论的问题

  汉武帝开通西域,其目的在于“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战略意图在政治和外交方面。但其“无经济动机”,似乎还应有更确凿的证据加以否定。由于材料的缺乏,作者使用了新疆、西藏可以笼统断代为汉晋的材料论证汉代的情况,时代上尚有错位的缝隙。另外“内需”与“输出”,在河西和西域的过渡地带往往交织在一起,划分标准并非始终清晰。因此也需要更为详尽的辨析。

  总之,此书以“从中国内部看丝绸”为纲领,用马王堆、马山、老官山、尼雅、营盘、巴尔米拉等数十处考古发现和长沙五一广场、悬泉、居延等大量汉简,重新检验“武帝为商贸开通西域”“丝路驱动汉代丝织业”两说,提出“内需驱动、自有轨迹、西传有限、无商动机”的整体判断;其观点鲜明、材料翔实、语言晓畅、问题意识锐利,既是一部可读的普及之作,也是一部能推动专业讨论的学术新说。就当下丝路研究“重译介、轻本土建构”的语境中,这样一部以中国材料、中国立场正面回应欧美学说的专著,示范意义尤不可忽视。

  此书真正的贡献,不在其结论能否成为定论,而在示范了一种研究路径——在欧美学说主导的丝路叙事之外,以中国本土考古与简牍材料为据重新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并把“丝绸”从单纯贸易商品还原为汉代社会经济、礼制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实。无论对其判断认同与否,研究者都必须正视它所整理的材料与提出的问题——好书开启争论,而非终结争论。

  因此,“从中国内部看丝绸”与“中国人看中国史”这两句话,既是对全书立场的概括,也是对当下丝路研究的提醒:丝绸并非仅仅是“运往西方的商品”,更是汉代社会“男耕女织”生活、礼制秩序与价值观念的物质载体。唯有回到汉朝内部,才能理解其生产、消费与西传的真实关系。此书于此既树立了范式,也留下了争论的空间;研究者有责任在尊重其开创之功的同时,以更严格的材料考订与更自觉的反省,把这一方向推向深入。

  张倩仪先生此前的《西行找中国》《当今丝路人文风景》等,多从行走与人文风景切入丝路;而此书则退回书斋,以汉代丝绸为轴,系统经营一部考据之作。这一“由行入史”的转变,使她得以用作家的叙事能力驾驭繁难的考古与简牍材料,又以学者的审慎节制作家的想象,二者相济,遂成此书兼具可读性与学术性的独特品格——这也正是“包括所有注释在内”仍能让普通读者读而不倦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甘肃简牍博物馆创始馆长、西北师范大学简牍学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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