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8日 Wed

红军的对手如何看长征

《中华读书报》(2026年10月28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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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版:瞭望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0月28日 Wed
2026年10月28日

红军的对手如何看长征

  ■王厚明

  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先后调集了上百万重兵进行围追堵截。除国民党中央军外,还有粤军、桂军、湘军、黔军、滇军、川军、川康军、西北军、东北军及马家军骑兵等地方军阀部队,天上飞机侦察轰炸,地上大军一路追堵,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剿灭”红军。然而,英勇的红军将士克服重重艰险,走过万水千山,历经九死一生,最终会师陕甘,取得了伟大胜利,谱写了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作为红军的对手,有参与“围剿”的国民党军,也有侵华日军,他们是如何看待红军及其长征的呢?

  国民党的气急败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政部追剿密电档中,存有蒋介石给刘湘、潘文华发去一份密电:“据报,前朱、毛匪部窜于川南时,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又到叙永时,捉获团总四人,仅就内中贪污者一人杀毙,余均释放,借此煽惑民众,等情。希严饬所属军队、团队,切实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从蒋介石的电文中,不难看出当年红军在长征途中守纪如铁赢得民心的事实。

  从《蒋介石日记》和一些国民党将领的评价中也可见当时红军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据《蒋介石日记》1935年5月11日记载:“上周朱毛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残匪之机警灵捷与我军之呆笨迟钝,更为民族前途忧!非全力扑灭此匪,国家与民族更不堪设想矣。”在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蒋介石恼羞成怒,痛斥各部无能,不得不承认红军战术高超。

  云南省档案馆藏龙云军政往来电稿中也记载有红军出神入化的运动战:“匪利在运动战,我军则不问匪情及时间许可与否,动云布防数百里,赶筑碉堡,并随时为匪牵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一无所成。匪行踪飘忽,声东击西,我军疲于奔命。”

  时任中央军追剿总指挥、全程尾随红军的薛岳在《剿匪纪实》中写道:“共匪故腾其阶级斗争邪说,逋毒十省……然匪军善于急行军,昼夜奔袭,爬山越岭如履平地,我军每追辄落后。”

  而作为蒋介石得意门生的胡宗南,在1935年4月派第1团阻击红四方面军渡江部队,反被包围在乌龙堡里痛击了两天,死伤500余人。胡宗南急令驻守阳平关、杨木坝一带的2个独立营驰援解围,不料又被红军打得七零八落。7月,以胡宗南为总指挥、4个师又2个旅的“西北追剿纵队”,企图阻击红军北上,却连遭红军痛击,第49师在包座一役中几乎全军覆没。连吃败仗的胡宗南私下对部属发牢骚:“老头子要我们剿匪,等于判我们无期徒刑。”

  张学良的东北军奉蒋介石令参加“剿共”,先是1935年10月1日,张学良的东北军第110师师部和2个团在甘泉劳山被红15军团全歼,师长何立中以下1000余人丧命,3700余人被俘。随后,第107师1个团又1个营在甘泉以南榆林桥被歼,伤亡300余人,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做了红军的俘虏。在11月的直罗镇战役中,红一方面军主力全歼东北军第109师和第106师1个团,击毙师长牛元峰以下1000余人,俘虏5300余人。张学良闻讯,唏嘘不已:“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彼等长途跋涉,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战意不衰,我军装备精良却屡遭覆没,差距甚大。”

  更有当时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在《独立评论》1936年第187 期《剿匪与建国》中谈到:“共党本质类流寇,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远胜古之流贼;二万余里流窜,依托山区避剿,借分地笼络贫民,故虽屡败而不能绝。”

  颇有说服力的是,国民党军鄂军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的张振汉,在1935年忠堡战斗中被俘虏后和红军一起走完长征,他也是唯一一位参加长征的国民党军中将。2016年10月16日《中华读书报》刊载的《张振汉记述忠堡之役被俘经过》一文指出,张振汉从初识红军不是“乌合”,不是“匪”;再到认为红军是有“政治目标”,始终与民众在一起的人民军队,对红军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据张振汉之子张天佑整理其父晚年口述史料《张振汉: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中将》记载,张振汉多次向儿子提及:“在翻越雪山之际,有好几位红军战士不惜牺牲,将我从困境中抬出。我曾是他们的敌手,亲手杀害了他们的战友,但他们却以生命相救。这份大恩大德,你务必铭记在心。”亲眼目睹了红军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亲身感受了红军团结奋斗、厚德仁义的政治品质,心灵上经受了震撼和洗礼,自此全身心地投身革命。《中华魂》2016年12月刊登的《红军将领与被俘国民党中将》一文中讲道,张振汉到达延安后,对贺龙一吐肺腑之言:“从共产党和红军身上,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

  侵华日寇的关注和忌惮

  而作为欲吞并中华的侵华日寇,也极为关注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发展动向。九一八事变爆发伊始,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亡运动大旗,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奋战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沿,日本当局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其侵华扩张的“最大障碍”,为此组织各种情报机构及人员,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长期、全面的监视与调查,在长征时期也不例外。如“满铁”调查部、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及日本媒体朝日新闻社东亚部等机构定期编纂大量内部资料,如《支那赤色势力の現段階》《支那共産軍成立の経緯》《中国共産黨及び紅軍近情》等,都涉及对中共及红军的观察。

  1935年,日军实时侦察的文献《现支那政局的全貌及中国共产军的动向》写道:“赤匪朱毛一股自赣西突围,遍历湘、桂、黔、滇、川,渡金沙江、越大渡河、翻夹金山,迂回万二千里(日方当时统计里程),国军各路追剿军步调不一、相互推诿,堵截计划全盘落空。匪军善避实击虚,利用西南山地周旋,虽减员颇多,但指挥系统、主力步兵完整留存,现已抵达陕北,与陕北赤匪合流,西北赤化势力已成气候,对华中华北局势影响甚大。”充分反映了红军长征时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打击敌人的英勇顽强。

  关东军驻华北头号特务松室孝良在1936年《华北情势调查报告·共产党与共产军》中,写下了他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看法和评价:“共产军主力虽退守陕北,然有进击察绥、联结苏联抗日之隐患,为帝国之大忌。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极强,其吃苦耐劳之精神,近代各国军队无可比拟;其革命思想极易深入底层民心。红军自江西根据地出发,绕行华南、西南、西北,转战数万里,历经雪山、激流、荒蛮绝境,物资极度匮乏,精神斗志反而愈发旺盛。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终不能将其歼灭,主力完整保全,实为古来罕见之大移动。其行军机动、山地作战、群众工作之能力,远胜国府各军。”

  松室孝良还写道:“共产军之主力,现虽返还陕北,然有袭入察绥向满洲联苏抗日之危虞。此帝国不可忽视者也。”“此种红军,实力雄厚,战斗力伟大,其苦干精神,为近代军队所难能;其思想极能浸澈民心,以中国无大的资本阶级,仅有小的农工阶级,即被煽动。竟由江西老巢绕华南、华中、华西趋华北,转战数万里,倍历艰辛,物质上感受非常压迫,精神反极度旺盛。此次侵入山西,获得相当之物质,实力又行加强。彼等善能利用时势,抓着华人心理,鼓吹抗日,故其将来实力,不容忽视。”为此,松室孝良建议日本军队及日本政府,将来遭遇共产党军队时,应采取“利于守而不利于攻,应严防其思想之宣传及不时游击与出没无定、扰攘后方之行军”的方针与政策。松室孝良对红军的探查侧重政治主张、战斗精神、群众工作,可谓抓住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优势所在,印证了红军经历艰难困苦的长征淬炼后,已成为一支具备强大凝聚力、战斗力、生存力的革命队伍。

  1937年7月,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内部限阅机密资料这样评价红军:“世人多将红军视作乌合之流贼,实为大误。朱毛所部经二万余里西迁,穿越川、滇、黔雪山恶水,食无粮、衣无棉,日夜奔袭,屡遭重兵包围而建制不散。全军自上而下组织严密,纪律严苛,不劫掠民众,买卖公允,沿途贫苦百姓多自愿依附。国府追剿各部装备精良,却疲于奔命、处处被动,对比之下,红军之军事素养、生存韧性,在中国军队中独树一帜。此次长途移动绝非败退,而是主动寻找新根据地、积蓄抗日力量之战略行动。”

  1938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内部作战参考《中支方面に於ける共産軍》(华中共产军研究)指出,“共产军之根基,始于江西西迁万里之长征。长途饥寒苦战磨砺出极强的连续作战能力,擅长分散机动、夜间急行,此战术特质国府军队完全不具备。长征积累的群众工作经验,使其进入华北后迅速扎根乡村,成为皇军治安肃清最难对付之对手。”可以看出,侵华日军对红军在长征表现出来的机动的作战能力和发动群众的人民战争经验颇为关注和忌惮,预判红军是日军不可回避的强敌。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日本侵华最高民间情报机关)1939年秘本《第八路军及新编第四军相关资料》记载:“红军当年二万五千里长征,堪称无畏的战略大转移。舍弃江南旧苏区,跨越西南险恶山川,突破层层封锁,最终扎根西北,证明依靠山地、依靠工农群众的游击移动路线完全可行。长征途中保存的骨干力量,今已改编为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日核心,其坚韧不拔之特质,根源即来自万里行军千锤百炼。国军单纯依靠碉堡、重兵围剿,完全无法遏制此类武装力量。”

  1937年的日本陆军调查资料《支那赤軍長征実態調査報告》中,专门单列“女性党员随军长征”一节,特别关注了不畏艰险,与男士兵一同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其中称:“在此次两万五千里的长征中,有三十名女性成员(此为日方统计,实际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远不止30位——编者按)自始至终坚持了下来。他们途经广东、湖南、贵州、云南、西康、甘肃等七八省,一路高山大河阻隔,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无一人中途掉队、无一人牺牲,全部平安抵达陕北。这些女子本非体魄强健之人,却硬生生熬过饥寒、病痛、日夜不休的艰苦行军,她们这种敢于挑战艰难困苦的精神,与今天在城市里贪图享乐的其他妇女比较起来,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故要特别将其姓名记录如下:1.刘英(张闻天妻子);2.陈慧清(邓发妻子);3.刘群先(博古妻子);4.危拱之(叶剑英妻子);5.危秀英;6.李伯钊(杨尚昆妻子);7.蔡畅;8.李建贞;9.金维映;10. 贺子珍(毛泽东妻子);11.廖施光;12.钱希均;13.韩世英; 14.邓颖超(周恩来妻子);15.周月华;16.廖月华;17.阿香;18.吴胡莲;19.王乾元;20.吴仲莲;21.邓六金;22.谢小眉;23.钟玉林;24.刘彩香;25.曾玉;26.杨厚增;27.李小江; 28.李建华;29.康克清(朱德妻子);30.丘一涵。”同时在这份名单的最后,还特意附上了一段文字说明:“这三十位女性来自于不同省份,出身也各不相同,但从工农家庭中走出来的人占据了绝大部分,而且都是已婚女性。”

  作为日本媒体代表的朝日新闻社东亚部,在其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一书中也记载:长征路上女性队员同时承担作战运输、伤员救护、群众宣传多重工作,翻越雪山、跋涉草地时承担与男兵同等任务。即便被数十万国民党追剿军包围,女性队伍无一人退缩。在侵华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所编写的资料中,朝日新闻社东亚部曾对长征作出过如下一番归纳:“(红军主力)在朱德、毛泽东的率领之下,击败了无处不在的追剿部队。……此次行军,越过了无数的深山幽谷,渡过了无垠的荒漠原野,先后共计转战约四千余回。因为苦于饥渴而掉队牺牲,抑或是嚎啕大哭的人不在少数。”对于艰苦卓绝的长征,他们评价道:“或许在红军士兵的眼中,曾经的迦太基军事奇才汉尼拔(Hannibal Barca)当年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艰苦行军与长征相比,不过只是小学生外出春游的水平而已吧。”

  而对于长征后期红军的内部情况以及会师过程,《中国共产党》写道:“在当时,红军的这两万五千里大西迁转移,绝对不能被称为败退,更不是溃退。而应该是为了追求新的苏区而实施的战略性移动,理应被命名为长征。从其结果来看,红军的主力实际上得到了有效地保存,而且在途经的各个地区,已然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这一举措,最终得以发芽、结果,汇聚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即便在今天看来,当时中共首脑的坚强意志及其实践能力,都应该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句“已然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可谓与毛泽东指出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相一致,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不仅宣传了革命真理,还播撒了革命火种,开创了革命新局。

  从当年日本当局和侵华日军情报的介绍分析来看,无论是日本的外务省、“满铁”调查部,还是朝日新闻社东亚部,对于长征、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评价都让人对红军心生敬意,充分证明长征铸就的伟大精神力量是红军不可战胜的根本所在。

  作为红军真实意义上的对手,从其根本利益出发对红军长征的审视揭示出深刻的道理:一个政党、一个军队一旦拥有清晰崇高的信仰和植根人民的初心,便能看淡物质困顿、直面生死考验,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拥有不可撼动的精神凝聚力。也深刻昭示:长征是人类军事史上的非凡壮举,长征精神是穿越时代永不褪色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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