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8日 Wed

把音叉敲响——读《共鸣教育学》

《中华读书报》(2026年10月28日 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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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版:书评周刊·社科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0月28日 Wed
2026年10月28日

把音叉敲响——读《共鸣教育学》

  ■朱广军

  我是在一所初中的开学季读完这本小书的。作者哈特穆特·罗萨是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恩德雷斯是教育家,两人合著的《共鸣教育学》原书名Resonanzpädagogik后有一个颇有画面感的副题:“当教室里噼啪作响的时候。”所谓噼啪作响,说的是课堂上师生之间擦出火花的那一瞬。

  书不厚,来历却不小。罗萨的成名作是社会学三部曲:《加速》诊断现代社会的病根,《共鸣》开出世界关系学的药方,《不受掌控》则为药方划出边界。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最大的病症是加速:技术更新越来越快,社会变迁越来越快,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却越来越哑。他给这种病起了个名字,叫新异化。异化是老概念,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里讲过劳动者的四重异化;哲学家耶吉把它改造成一种关系病,说异化即“无关系的关系”,是人与世界之间冰冷、僵死、索取而无回应的关系;罗萨接过来,把病因落在加速上。当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变成可取用、可支配、可优化的对象,世界就不再向我们说话,我们也不再被它触动。

  教室恰恰是这种病症的高发区。技术更先进,资源更丰富,评价更精密,教师的倦怠、学生的心理压力与家长的焦虑却在同步增长。两位作者合写这本书,是想把社会学诊断接进教育学:一间沉默的教室,未必是管理成功的教室,可能只是关系断裂的教室。

  书里有一处细节令人难忘。德国人民教育基金的奖学金评审会上,专家们为候选人的成就反复争论,久议不决。后来一位顾问提出:我们需要另一个标准,当候选人报告自己的主题时,他的眼睛是否发光?出乎意料,这句话立刻在评审委员会中形成了共识。罗萨由此写道,共鸣是可测的,能在眼睛里读到。但他紧接着就给这个浪漫的比喻划了一道界限:“眼睛发光”不能用来测量学生的成绩,它适合测量的是教学质量,是关系那一边的事。这道界限,是全书最见分寸的地方:教育中那些最难解释的失败,常常不发生在能力那一侧,而发生在关系那一侧。

  共鸣是什么

  共鸣由此被认真定义。它有四个环节:被触动,能回应,会转化,且始终不受掌控。前两个好懂。第三个说的是共鸣会改变人,人带着新的状态走出这段关系。第四个最要紧。共鸣无法被制造,无法被订购,无法靠投入足够的资源逼出来。它可以被准备、被期待,却不能被生产。罗萨反复强调,竞争与共鸣不能混为一谈;把教育办成一场选拔,共鸣就退场了。

  全书最出我意料的一处,是罗萨对不和谐的处理。常识把不和谐当作共鸣的失败,他不这么看。他说,不和谐、不同步、失望,并不站在共鸣的外面,而恰恰站在共鸣三角形的中心。一段真实的师生关系里必然有阻抗、有误解、有沉默,这些时刻若被诚实对待,反而是关系还在的证明。真正要担心的,是无话可说的圆滑,是彼此配合着完成表演。书里还有一个观察可以作为佐证:幽默是共鸣关系的指标。能一起笑的教室,关系多半还活着;连笑都要看场合的教室,安静里藏着的往往就是异化。

  一首校歌的对读

  读到这里,我想起自己学校的一首老校歌。

  我任教的学校2019年成为南师附中实验初中。而南师附中传唱的校歌中,最早的一首是《国立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校歌》,又名《神圣劳动》,词作者是陶行知。两段歌词反复咏唱的核心问句是:“为甚读书?为补助劳动。为甚劳动?为吾人类大众。”

  用罗萨的话来对读,这两句问答几乎就是共鸣四环节的民国白话版。世界以劳动和大众的形态向学生发出呼唤,读书是对呼唤的回应;回应的归宿也不是分数,是转化,把所学变成能做工、能做事、能服务大众。罗萨说教育与其说在派发任务,不如说在发出邀请;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讲的是同一件事:教育要让学生与真实世界之间保持一条通的线路。

  两人生前的处境几乎相反。罗萨面对的是过量的富足,一切太多、太快、太满;陶行知面对的是匮乏,无校舍、无经费、无乡村教师。可两副处方却惊人地相近:别在书斋里办学。陶行知1927年办晓庄师范,师生自己盖校舍、自己开荒、自己筹款,校舍落成之日即开学之日,“教学做合一”在建校方式里就得到了践行。罗萨则主张把课堂重新向世界打开,让学生在真实对象上经验“世界向我说话”。一个在加速社会里往回找生活,一个在贫瘠乡土上向前找生活,殊途而同归。

  这层对读让我确信,共鸣教育学进入中文语境并不孤单。它不必被当作崭新的西方理论来顶礼,我们自己的教育史里就有它的同路人。

  把书读回校园

  书评不能只谈书,还想谈谈书怎么用。

  罗萨在书里给教师画过一个像:教师是定音叉。这个比喻我读着亲切。我所在的学校近年在做教育转型,把“有温度的初中教育”写在方案里。做法上没有惊天动地的项目,无非是把节奏放慢:教学上低起点、小步子,让基础参差的学生够得着;课程上补足劳动与美育的位置,建起美育课程群,管乐、足球等团队让禀赋各异的孩子各有着落;管理上推行全员关爱导师制,每位教师认领若干学生,定期坐下来听他们说话。学校的温度,从来不体现在最好的学生有多好,而体现在最普通的孩子是否被看见。历史课上我见过一次“噼啪作响”:讲光绪帝之死,不下结论,把两派史料的矛盾摊开让学生自己吵,下课铃响了没人动。那一刻教室里发生的事,任何评课量表都量不出来。

  这类经验也提示了这本书的限度。罗萨的诊断深刻,处方却偏软。他把重心放在个体间的关系修复上,对评价制度、选拔制度的结构问题着墨不多。耶吉提醒过,只谈好的关系而不改坏的结构,容易变成用温情安抚不义。落到学校,就是一句话:改制度,而不是解释制度。评价里若仍然只剩分数一条通道,再多的谈心也补不回来。

  有意思的是,当下的政策语言与这本德国小书遥相呼应。教育部部署学生体质强健与健康学校建设时,提出让学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进而“心中有梦、脚下有力”。身上有汗,是身体重新在场;眼里有光,是被触动的样子;心中有梦、脚下有力,是转化之后的自我效能。这十六个字可以视为共鸣四环节的政策表达。自上而下的要求与自下而上的理论,在同一个地方会合:把人的回来,作为义务教育的底线。

  加速逻辑仍在向教育领域全面渗透,我们改变不了时代的节拍器。但教师是定音叉,音叉的用处不在改变大厅的音响,而在给出一个准确的音高。我们仍然可以先把它敲响。敲响音叉不为制造共鸣,共鸣从来制造不了;敲响它,只是为了让路过的孩子听一听,世界上还有值得回应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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