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读”与文学研究的时代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长篇小说作为承载时代精神与民族心灵的核心文体，始终在回应着“中国故事如何讲述”“文学如何介入现实”等根本性的命题。吴义勤、王金胜合著的《对读：新时代长篇小说十二部》（以下简称《对读》）以十二部新时代长篇小说为研究对象，通过“双重视角对读”的独特体例，既进行文本细读与美学阐释，又展开跨文本对话与理论建构，在文学研究的自主化、体系化、时代化方面做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对读》尽管是长篇小说的单篇阐析，但在具体文本的阐释过程中，两位学者的学术视野极为宽广，有意识地将新时代长篇小说的研究纳入到文学、美学、历史、心理学、哲学、政治学、文化研究、语言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多维度聚焦下，勘察十二部新时代经典长篇小说的思想价值和美学意蕴。对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的分析，吴义勤侧重文学和历史的融合维度，强化“对人性之恶的深度批判”；王金胜则将小说视为“波澜壮阔、深沉幽邃的史诗性小说”。对于贾平凹的《暂作》，吴义勤以“传统何为”为题，梳理了贾平凹小说的美学及其脉络；王金胜则在文本分析中探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这种跨学科、多视角的“视界融合”研究，不仅丰富了文学阐释的路径与内涵，更使文学批评具备了回应现实问题的强大功能。

　　“对读”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从汉代的经典对校、异文对读，途经唐宋的诗话、文话的比较阅读，再到明清评点派的对读式批评，直至清代朴学的校勘、注疏、辑佚的对读，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传统。西方的对读也是其来有自，从古希腊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模仿论的正反对照，到19世纪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到20世纪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与互文阅读，再到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对读。“对读”的广义是并置、对照、互证式的阅读，狭义则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合校、比勘、评点对读或者萨义德所谓的“对位阅读”。在新时代文学批评中，“对读”被赋予了新的理论自觉与跨文化形态，形成了新语境下极具创新的研究范式。这里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从过去的“不自觉比勘”变为有意识的批评方法，从零散评点变为系统论述，从统一文化的内部对读变为跨文化、跨体系、跨文类的对比阅读。十二篇对读，通过作品“小文本”联通世界“大文本”。它在跨学科的视界融合中，抵达了文本意蕴的深度空间，深度回应了时代精神与文化转型。

　　《对读》从理论到文本阐释，从文学现场到系统经验的梳理和总结，从话语自主性到中国故事的新时代表达，从时代议题到中华美学精神的构建，均体现了著者多维的观察、清明的洞见、超越的批判和清醒的建构意识，其“中国性”“视界融合”与“对读”的方法论，为我们标举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