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非正统”视角看科学传播

　　■本报实习记者  彭远峰

　　刷短视频、看科普漫画、读极简科普书，已经成为当下很多人接触科学的常规方式。但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刘兵看来，这种碎片化、极简式、娱乐化的科普，正在悄悄简化甚至扭曲我们对科学的真实理解。作为长期深耕科学史、STS（科学、技术与社会）与科学传播研究的学者，刘兵始终以冷静、反思的立场观察科学传播的动向，思考相关问题。近期，刘教授新著《我看科学传播：一些非正统的观察》出版，随即入选“凤凰好书”等榜单，受到学界和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围绕这部新书，我们采访了刘教授，听他解读何为“非正统”、科学传播的核心使命，以及在短视频与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守住科学传播的初心与底线。

　　“非正统”不是标新立异，而是为创新留出空间

　　中华读书报：您在书名中使用“非正统”这一关键词，希望向读者传递怎样的信息？

　　刘兵：“非正统”，意指这些观点在标准、主流的观念里不被特别看重，甚至很少被提及，但我认为它们依然有意义。所谓正统或主流，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如果一味跟着正统、主流走，就很难有新意、有创新、有改变。我用这个词，只是强调一种个性化、非主流的观察立场而已。

　　中华读书报：您的“非正统”视角，与传统科学传播研究和实践最核心的差异在哪里？

　　刘兵：最核心的差异，在于看待科学的立场与维度不同。主流科学传播往往追求准确传达科学真理，甚至强调传达唯一性结论。而我更强调科学文化的多元性，引入人类学立场、文化相对主义、地方性知识等视角来看待科学。比如“地方性知识”，在民族学、社会学中讨论很多，但在科学传播领域，大家只关注标准、当代、主流的“科学”，对地方性知识关注极少。还有科学的确定性问题，国际上讨论很多，但我们关注不足。这些对科学本质的认知差异，正是我与主流视角的关键分野。最典型的就是中西医之争。有人强行把中医说成科学，有人按狭义科学定义斥之为伪科学。其实，中医是否为科学，取决于我们如何人为定义科学。若从地方性知识、科学文化多元性视角看，中医能获得更合适的合法性地位，既不被彻底否定，也不被无限夸大。我前几年出版《地方性知识视野下的民族医学研究》，讨论蒙医、壮医、苗医等，也是想在拓宽我们看待和思考各种民族医学的视野和思路。

　　中华读书报：您上大学时读物理，后来转向物理学史，又转向科学编史学、STS，再到科学传播，这条从理科走向科学与人文交叉的学术路径，是如何形成的？

　　刘兵：这是顺理成章的发展，不是突然的灵感。我本科在北大读物理，是典型理科背景；研究生阶段学科学史，进入科学与人文交叉领域；早期做超导史，偏科学内史；后来逐步拓展到科学史理论、方法与观念，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我的学术之路，核心基础始终是科学史，不过随着研究深入，自然地走向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并且更重视人文维度。很多研究者未必走这样的路径，这也反过来解释了我为何会形成“非正统”视角——我的学术轨迹，本身就与主流路径有所不同。

　　科学传播应该跳出“知识本位”

　　中华读书报：传统科普偏重讲解科学知识，科普书、科技馆、科普活动大多围绕知识点展开。您在新书中明确提出，科学传播不应止步于传递知识，更要让公众理解科学如何运作、科学家如何思考。您能具体谈谈吗？

　　刘兵：“公众理解科学”是舶来概念，与科学普及、科学传播等概念逐渐融合。无论用什么概念，科学传播的核心目标不应是让所有人都成为科学家、都去做科研，而是要让公众提升科学素养，学习科学思维方式，让公众能用这种思维面对生活中的问题，做出判断与决策。

　　很多人把科学过程简化为“实验室—成功—公认”，但真实的科学研究充满争议与失败，只有极少成果获得阶段性认可，随后又被新发展超越。STS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早已揭示科学的复杂性，但这些成果没有充分融入我们的科普实践与理论研究中。现在国家强调“四科”——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可市面上绝大多数科普书，依然只停留在传播知识层面，这是科普工作最大的痛点。

　　中华读书报：在科普实践中，具体哪些场景让您最有感触，甚至感到焦虑？

　　刘兵：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情，而是处处都有让人感慨、想要讨论的问题。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科学与人文结合，教育也在朝这个方向推进，但顶层理念、中层理论研究、底层具体实践之间，处处存在偏差。

　　刷短视频、看网络争论，随处可见伪科学、片面解读、极端立场，让人不满、愤怒又焦虑。作为科普研究者，我们有义务指出科学传播中的问题，分析分歧与偏差，解释公众为何会产生不当理解。这正是科学传播研究工作的应有之义。科学传播的本质，是帮助公众建立对科学完整、理性的认知，而不是简单告诉公众知识点。唯有跳出“知识本位”，才能真正实现科普的育人价值。

　　直面新技术与新媒介：

　　在快节奏时代守住独立思考的底线

　　中华读书报：短视频、新媒体、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科学传播形态。碎片化、娱乐化、极简式传播大行其道，AI生成科普内容日渐普遍。您如何看待这些现象？您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会给科学传播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该如何应对？

　　刘兵：传播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播效果。大家追求极简，想在最短时间把握“真理”，这种功利化、简单化的思路本身就有问题。真正深入理解科学，绝不是刷几段短视频、读几篇极简科普就能实现的。信息被极度压缩时，被忽略的内容往往至关重要。碎片化传播，正是造成科学偏见的重要根源。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传播方式的局限性，不能只靠它学习科学。就像不可能靠几本极简书完成从小学到研究生的系统学习，科普同样如此。短视频、网络传播本就是技术影响科学传播的体现，波兹曼在《娱乐至死》《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中早有警示，今天的问题只会更突出。娱乐性本身没问题，大众传播需要吸引力；但把娱乐当作首要目标，就背离了科学传播的终极使命。现在很多人对人工智能过于乐观，认为新技术必然带来积极效果，忽视其缺陷与风险，这背后是片面的科学技术观。人工智能会生成不实信息、制造“幻觉”，用它创作科普也存在诸多争议。我们必须全面、审慎对待新技术，而不是盲目地热情拥抱。技术是工具，不能取代对科学本质的理解与对人文立场的坚守。强调传统与人文的价值，本质上就是保持反思与理性，这也是我一以贯之的立场。

　　中华读书报：您一直强科学史对于科学传播的价值，那么，如果缺少历史维度，科学传播会有哪些缺陷？您始终以人文立场反思科学，不把科学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在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今天，科普工作者与公众最该坚守什么？

　　刘兵：理解科学和理解人一样。只看一个人当下的成败，认知很片面；了解他的成长历程，认识才更全面和深入。科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总能给当下启示。科学史能让我们看到科学家真实的工作、思维与探索的过程，是理解科学本质的核心要素。缺少历史维度，对科学的理解必然片面。同时也要注意，科学史也在不断重写，良莠不齐。我们不能随便拿一本“科学史”就全盘接受，要警惕“伪历史”“戏说历史”。选择靠谱的科学史，本身就需要对科学史研究有深入了解。

　　知识很重要，但只是抓手。科普的核心，是培养判断能力与科学素养——面对海量信息、算法推送、信息茧房，能保持独立思考，不被快餐式内容牵着走，不盲目接受，不被算法“套牢”。不管是科普传播者还是普通公众，都要保持冷静、反思的立场，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守住独立判断的权利。这是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最珍贵的素养，也是科学传播最不能丢掉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