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清清代《尚书》学文献的家底
■马宁
盖闻六经之道，《书》为最古，故而在中国经学史中，《尚书》一经至为重要且又号称难治。韩愈称其“佶屈聱牙”，王国维亦言“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这部承载上古王言之教的元典，因年代久远，文意古奥，真伪杂糅，篇帙淆乱，历来被视为经学研究的一大难点。而有清一代，经学复盛，其学者之众，著述之丰，成就之巨，迥迈前代。刘起釪《尚书学史》云：“清代的《尚书》研究是近代《尚书》研究的先导，同时也是近代《尚书》研究丰厚的基础。”然而对存世的清代《尚书》文献，学界长期缺乏系统彻底的调查研究，文献家底不清，研究视域狭窄，复杂版本不明，学术公案待解，整体全面且系统纵贯的清代《尚书》学研究尚付之阙如。因此，《清代〈尚书〉文献叙录》一书的问世，不仅填补了这一学术空白，更以其扎实的文献功底和严谨的考证意识，奠立了清代《尚书》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建构了经学文献整理的新范式，具有里程碑意义。详览此书，收获良多，仅就知见所及，略述于后，聊陈管见。
第一，摸清家底，夯实清代《尚书》学文献基础。学术研究，文献是根基。深入研究清代《尚书》学，首先必须对清代《尚书》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摸清其著述总量、存佚状况、存世版本及其文本面貌。而《叙录》之作，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正面回应。清代《尚书》学文献，清代以来的书目如《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等皆有著录。专门著录清人著述的《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皆在经部尚书类著录了大量《尚书》学著述。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刘起釪《尚书学史》以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古国顺《清代尚书著述考》、《中国古籍总目》三部书目。另外近年来影印了不少丛书，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清经解全编》《山东文献集成》《晚清四部丛刊》《稀见清代四部辑刊》等，国家图书馆等不少图书馆也公布了善本影像资料，许多过去难得一见的文献被影印出版或数字化。古籍普查工作也在不断推进，为搜辑清代《尚书》文献提供了重要线索。作者以《清人著述总目》（未刊稿）所著录《尚书》文献为指导，利用影印文献和电子数据，并先后赴国家图书馆等各地多所图书馆查阅稀见文献，系统调查存世的536种清代《尚书》学著述，基本摸清了清代《尚书》学文献的总貌。
第二，辨伪订误，匡正前人著录与学术讹传。叙录之体，渊源有自。《汉志》叙刘向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开创了叙录体的基本范式，后世目录著作虽代有发展，然叙录之作，要不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旨。《叙录》承继这一传统，每篇叙录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为作者简介，包括字号、籍里、生卒年、科第等，并标注传记资料来源。二为书之篇卷、内容、成书、刊刻经过、学术贡献与不足等。三为今存版本情况。全书体例谨严，信息详备，既便核检，亦利考索。而叙录之作，非惟编纂，亦寓研究。《叙录》在文献调查过程中有多项重要发现，足见其学术含量。其一，发现伪书。如张尔岐《书经直解》实为钞录张居正《书经直解》改写卷首题名而成，当为书贾伪造。此类发现，对于厘清学术传承、剔除伪托之作，意义重大。其二，为学术公案提供新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是否据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删改，钱穆与戴君仁各执一词，悬而未决。《叙录》通过分析前人利用较少的湖南省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两部《尚书古文疏证》早期钞本，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证据。其三，考辨版本，正讹补阙。如盛百二《尚书释天》，今存乾隆十八年刻本、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和《皇清经解》本，《皇清经解》本乃据乾隆十八年刻本翻刻。乾隆十八年刻本与三十九年刻本，文字有出入者较多，如盛氏自序之末，乾隆三十九年刻本多“如谓与先哲为牴牾，夫何敢”十一字。正文之中，乾隆三十九年刻本亦较十八年刻本内容稍有增补，盖为盛氏后定之本，是以学者研读此书当以三十九年本为佳，不可以《皇清经解》本易得而用之。此类版本考辨，于读者实有津梁之益。其四，订正前人著录之误。如《中国古籍总目》著录天津图书馆藏王恩绂集《尚书故》三卷，其实为吴汝纶《尚书故》。其五，发掘新材料。如涂志遴《书经举隅》，《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为“徐志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补编》均未收录，足见其罕传。作者在山东省图书馆访得此书，订正了《总目》之误。
第三，范式意义，以文献为基重构清代《尚书》学史。《叙录》的价值，不止在于为《尚书》学研究者提供一部翔实可靠的工具书，更在于它在更深层次上，为经学文献整理与学术史书写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示范。长期以来，学术史的书写大多依赖传世要籍，而对于数量庞大、收藏分散的稀见文献，研究者往往力有未逮。刘起釪《尚书学史》中所列清代《尚书》学著述，与今存世的清代五百多种《尚书》学著述相比，占比不足百分之四十，正反映了这一困境。而《叙录》的完成，恰恰证明了文献调查对于学术史书写的基础性意义：只有摸清文献家底，才能写出真正完备的学术史；只有目验原书，才能避免以讹传讹；只有比较版本，才能确知何本为优。《叙录》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五百余种《尚书》学文献撰写提要，实则亦为重写清代《尚书》学史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文献根基，更为后续研究铺平了道路。《叙录》的问世，为同类整理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如何调查存世文献，如何撰写叙录，如何比较版本，如何订正讹误，如何在文献整理中发现新问题……凡此种种，皆有章可循。另外，叙录并非书目之简单胪列，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枢机。《叙录》通过五百余篇提要，不仅呈现了文献的基本信息，更勾勒出清代《尚书》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文献调查与学术史书写，在《叙录》中实现了有机统一。
综上，《叙录》搜罗详博，斟酌权衡，考辨精审，多所发明，不仅系统论述了清代《尚书》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全面反映了清人《尚书》著述之盛，且对于现存《尚书》文献一一撰写提要，并加以考证，读者据此，可于短时间内快速掌握清代相关《尚书》著作之核心信息，省却翻检爬梳之劳，为揅经考史者深研参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就此而言，《叙录》洵为《尚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著作。昔者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叙录》之成，使清代《尚书》之学有“足征”之文献可凭，有“可考”之版本可据。自此以往，重写清代《尚书》学史，乃至重估清代经学之成就，皆有坚实根基可依。文献之基既立，学术之史可期，此殆是书之最大贡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