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译者可以无限逼近，但永不可能抵达

　　“我把这本书托付给风/托付给偶遇的仙鹤/很久很久以前——我扯破嗓子——/高声叫喊着离别……”翻译家汪剑钊翻译的俄罗斯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诗集，正是以《我把这本书托付给风》为题。该书收录70余首短诗，涵括了诗人从早年到晚年各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是茨维塔耶娃诗歌的精华所在，其中一些诗歌广为传诵。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被认为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诗人之一，除了收录她各时期的代表性诗作，这本诗集还收录了她赠给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多位俄罗斯诗人以及“精神之交”里尔克的诗篇，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茨维塔耶娃诗歌精选本。

　　与翻译、诗歌结缘，对汪剑钊来说或许是命中注定。早年间他曾经读过一部小说，既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更不知道作者是谁。若干年以后，他才知道那是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而更没有想到的是，又过了若干年，他居然与这部小说的译者——著名翻译家水夫先生成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事。此后，他写诗、译诗，出版译著《俄罗斯黄金时代诗选》《茨维塔耶娃诗集》《曼杰什坦姆诗全集》《阿赫玛托娃诗选》等之外，还出版了诗集《比永远多一秒》《汪剑钊诗选》等。

　　在很多时候，汪剑钊会被人想当然地看成学院派的诗人，或者是偏西化的诗人，作品也容易烙下翻译腔的印迹，但他自己对此怀有警惕心。“我心目中的好诗人应该深扎民族之根，同时也具有开放的心态，注意吸收异己、异域的营养，也就是说，他必须具有融古化欧的能力。我是这么追求的，至于是否做到了，则并不由我说了算，那杆秤在读者那里。”汪剑钊说。

　　中华读书报：您翻译出版的《我把这本书托付给风》，收录了俄罗斯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70余首短诗，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

　　汪剑钊：最早接触到她的诗歌应该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索科洛夫主编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诗歌》一书中。但我那时的关注点在勃洛克身上，加之我自己的写作风格也偏于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印象并不深。后来，在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时，我找到她的作品选，认真地研读了一下，有很多诗歌震撼了我。她是一名在刀尖上跳舞的诗人，用词十分犀利，诗的跳跃度很大，但直抵人心，挖掘了现代人生存的困境与分裂感。例如，她有一首写恋人的诗，讲他们相爱时的亲近如同一只鸟儿的左翼和右翅，但一旦出现分歧和争执，两人之间便面临一个无底的深渊。当然，她也有柔意绵绵的作品，例如那首广泛传播的《我想与您一起生活》，诗中近乎哀求的谦卑，也是极让人动容的。

　　中华读书报：翻译这本书的过程是怎样的，和以往的翻译有什么不同吗？

　　汪剑钊：这本小书其实是一个修订本，2000年，我受东方出版社之约，编选了五卷本的《茨维塔耶娃文集》，其中的诗歌卷由我本人承担编译工作，也是其中最受欢迎的一卷，后来抽出来作为单行本由其他出版社出版，多次再版和重印。这次再版堪称精中选精，出了一个口袋版，首先重新阅读每首诗的原文，进行修订，然后再予以遴选，以艺术性和现代性为主要标准。所以我觉得，这本诗选的可读性和艺术性应该是值得信任的。

　　中华读书报：从事翻译、教学几十年，现在的翻译工作是不是没什么难度，您对翻译有何主张？

　　汪剑钊：恰恰相反，我现在愈来愈胆小，愈来愈不敢动笔，这不是谦虚，而是敬畏。我觉得，译诗与原作的距离，有点像瓦雷里提出的诗与“纯诗”，译者可以无限逼近，但永不可能抵达。翻译主要是一个实践活动，理论的提出要有益于具体的操作。就译诗而言，一个最低的要求是以诗译诗，换句话来说，一首诗经过你的翻译之后，必须仍然是一首诗。其次，我认为翻译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信”，其他的规约，“雅”和“达”，应该服从于“信”，原文是雅的，译者尽量还原它的雅，如果是俗的，也应该是俗的，绝不能雅化。原文如果是磕巴的，也应该保留它的疙里疙瘩，而不是试图畅达化。

　　中华读书报：您曾参与翻译飞白先生主编的“诗海小丛书”，能评价一下白银时代的诗人吗？

　　汪剑钊：飞白先生是我硕士生期间的导师，他曾主编过一套“诗海小丛书”。“诗海”是先生对世界诗歌的一个理解，他觉得自己犹如一名多次经历海难而劫后余生的水手。该丛书收入了我翻译的俄国象征主义诗歌，记得我在1986年就交稿了，可惜迟至1992年才正式出版，错过了中国朦胧诗流行时的最佳接受期。说到白银时代，这个概念在中国的引入还真跟我有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潘灵到北京组稿，我向他推荐了编选俄罗斯白银时代丛书的设想，很快就得到了社长程志方的首肯，签下了编辑合同。随后我又邀请了好友刘文飞与我共同主编，该套丛书于1998年推出，引起了读书界的关注。关于白银时代的诗歌，有位国外的学者说过，就某种意义而言，俄罗斯的白银时代诗歌实际是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我对它的看法则是，如果说以普希金、丘特切夫为代表的19世纪诗人将西方优秀的诗歌经验引进到了俄国并确立了民族文学的地位，那么，勃洛克、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等诗人则将俄罗斯的诗歌经验带出了国界，引起了西方甚至全世界的关注。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您对勃洛克的认识和理解吗？

　　汪剑钊：我进入大学的前一年，也就是1980年，是勃洛克诞辰100周年，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重点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而我最早是从一本文学史上知道这个名字的，后来在图书馆借到了一本他的诗集，该诗集是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诗人文库”中的一种。正是在这本诗集中，我读到了“白色的夜，红的月亮”和“静的喧嚷”这样的诗句，它们一下子颠覆了关于夜和月亮、静与喧嚷的定见，让我知道诗歌是可以这样表达并刷新读者的审美感受的。可以说，与勃洛克的阅读和翻译相伴随的是我诗歌写作的唯美主义时期。关于勃洛克，古米廖夫有过一个评价，他认为，让这样优秀的诗人上前线，如同把夜莺放在油锅里煎炸。勃洛克是俄罗斯象征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也是白银时代少数几位堪称大师级的诗人，他早期以《丽人吟》为代表的诗歌体现了一种崇高的道德追求和美的聚合意义，中期的《陌生女郎》《死亡的舞蹈》等作品则为一个动荡和变革的时代留下了自己的证词，同时还反映了某种世纪末的情绪和宇宙性的孤独，后期的长诗《十二个》以耶稣的十二门徒为原型重塑了新时代的新人形象。此外，他整个创作中的神秘主义既是他对世界的理解，也是其诗歌的魅力所在，它告诉读者，在人的理性之上有一个高于我们的知解力的存在。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俄国未来主义诗歌的遗产？

　　汪剑钊：我觉得，俄国未来主义诗歌的遗产还没有得到正确的评估。记得我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接触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时候，他被描画成一个脱离颓废的未来主义而逐渐走向进步的现实主义的诗人。今天看来，他后期创作的某些转向未必是成功的，一些作品虽有时代效应，在艺术上却显得相当粗糙。实际上，他诗歌中最有价值的，还是未来主义的创新。俄国未来主义的探索值得重视的是，其一，对词的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词是神话的创造者，词在消亡时创造神话，反之亦然”。由此出发，他们甚至歌颂词的“无用性”“荒谬性”和“威严的渺小之秘密”，不惜让“句法摇摇欲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近乎乌托邦的幻想，希望创造一种能改造世界的超艺术。在具体的创作中，他们有时对现成的单词进行破坏和肢解，然后予以重新组合、嫁接。其二，对艺术的极端追求，甚至不惜以虚无主义的方式来彻底反传统和进行一些近乎怪诞的创新实验。其三，对人类无意识或潜意识领域的探索，甚至提出了“潜智性语”，倡导一种准自动式的写作，让人认识到对艺术的难解或不理解并不一定是缺陷，而读者的参与使艺术创造变得更加完整。其四，和意大利未来主义一样，调整了人们对诗歌的关注方向，不再停留于田园诗、牧歌的浪漫主义书写，城市生活开始进入到诗歌和艺术的视野，其对力量和速度的推崇也体现了一定的现代性。（鲁大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