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各界继续悼念著名哲学家于尔根·哈伯马斯

　　连日来，德国政界和文化界继续悼念新近去世的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于尔根·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一译哈贝马斯）。一些与他熟识的外国学者也通过德国媒体表达对他的怀念。

　　在致哈伯马斯子女的唁电中，联邦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写道：“随着于尔根·哈伯马斯的逝世，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探索了现代性的种种矛盾。他教导我们民主对话的伦理精神，并将人类解放确立为不可放弃的目标。数十年来，哈伯马斯塑造、丰富并推进了我国乃至更广泛地区的学术和政治话语。他的著作以无可替代的方式融合了理论的严谨、分析的力度、批判性的自我反思、语言的技巧和共和主义的承诺……我们必将怀念他的声音。从他身上，我们的国家受惠良多。”

　　在中华读书报上周的报道里，弗里德里希·默茨总理称哈伯马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犹如“风暴海洋上的灯塔”。

　　77岁的德国文学学者拉赫尔·萨拉曼德（Rachel Salamander）在《南德日报》上回忆了她最后一次拜访哈伯马斯的情景：“于尔根·哈伯马斯比他的妻子乌特多活了不到一年。今年1月我们去施塔恩贝格拜访他时，他看起来非常虚弱，非常瘦，但性情如故。虽说他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却始终对人性百态、对个人琐事甚至家长里短，都抱着极大的兴趣。我们再次谈到公共领域的碎片化，但几乎不再提及‘现代性方案’……临别，我们约定春天再见。”

　　48岁的德国经济学家和祖尔坎普出版社社长约纳坦·兰德格雷贝（Jonathan Landgrebe）去年年底也到施塔恩贝格探望了哈伯马斯，听他回忆与瑞士著名剧作家和小说家马克斯·弗里施的长期友谊。他们恰好代表着祖尔坎普社的两大支柱——文学和学术。“如今，这个广阔世界失去了一位最重要的哲学家和知识分子于尔根·哈伯马斯。他的出版社也失去了一位挚友、伙伴和顾问。他以始终不减的热情和极大的善意关注本社的发展，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71岁的德国历史学家诺贝特·弗赖（Norbert Frei）在同一家报纸上说，在长达十五年的时间里，跨越代际的德国人以罕见的激烈程度，围绕欧洲的前景和民主的未来进行着讨论。而其中从不缺席，且总是滔滔不绝地投入辩论的，“并非举世闻名的哲学家于尔根·哈伯马斯，而是《政治随笔集》（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的作者于尔根·哈伯马斯。他敏锐的观察力，甚至可以说新闻记者般的视角，定义了我们的对话：他对政治和社会变迁的深刻洞察，以及他对通过当代历史学家那样的独到眼光来审视自身当代经验的渴望。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我将多么怀念这些对话”。

　　75岁的土耳其和美国哲学家塞伊拉·本哈比卜（Seyla Benhabib）写道：“有些消息你永远不愿听到，尽管你知道它们因生命轮回终将到来。随着于尔根·哈伯马斯的去世，20世纪最后一位知识巨擘离开了我们。没有了他的声音和文字，德国和欧洲又将何去何从？在参与公共辩论时，他有时会批评同时代人目光短浅，无法理解自身立场背后隐藏的含义。要不是他，还有谁能在‘史学家之争’（Historikerstreit）中洞察到关于德国战后身份认同、罪责和大屠杀责任的那些隐含预设？要不是他，还有谁能警示‘转折点’（Zeitenwende，指2022年2月时任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宣布的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历史性转向）的军国主义后果，以及以援助乌克兰为名扩张德国军备的危险？哈伯马斯从不畏惧激怒甚至伤害他人——但他绝非有意为之。哲学家往往不谙世事，而我们都知道，哲学史始于城邦判处道出真理的苏格拉底死刑。康德重新阐述过民众幻想与哲学家洞见之间的这种冲突。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独立思考（sapere aude，敢于求知），更是因为这种批判的任务在于反思自身所处的时代。自康德始，经黑格尔发扬，时间性——即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进入了哲学意识。哈伯马斯正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的批判理论著作已将它发展为对否定和阻碍人类解放潜能的社会和文化的激进批判。”

　　64岁的法国社会学家埃娃·伊卢（Eva Illouz）与哈伯马斯私交甚笃。她说：“哈伯马斯既不潮也不酷。他远胜于此。他是德国乃至欧洲清醒的良知。他没有对欧洲的罪行视而不见，却还是帮助我们重拾自信。当黑暗的启蒙运动逐渐占据上风，我们便成了他曾满怀热情捍卫的光明启蒙愿景的孤儿。”

　　74岁的德国政治科学家、柏林洪堡大学教授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则借《南德日报》指出，哈伯马斯理论赖以成立的多个条件近年来已日益瓦解。首先，民粹主义运动在德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兴起，与哈伯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前提背道而驰。其次，越来越多的选民投票行为并非由“不受强制的前提下通过对话达成共识的力量”所驱动，而是受怨恨情绪的影响。再次，哈伯马斯长期以来所倡导的欧洲民主化进程，如今已沦为摧毁欧洲行动能力的工具。最后，基于价值和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告瓦解，理性对话几乎已不可能发挥作用。哈伯马斯近年来想必深受这些事态发展的影响。

　　《明镜》周刊的文化编辑托比亚斯·拉普已在其纪念长文里描述了哈伯马斯晚年愈发孤独的生活。据认识他的人说，一段时间以来，哈伯马斯时常陷入绝望，感觉毕生奋斗的事业正在瓦解。他对历史学家菲利普·费尔施说，他信仰的一切都在“一步步消逝”。那个迈向世界主义的世界呢？“俱往矣（Das ist alles Vergangenheit）。”

　　但52岁的德国历史学家黑德维希·里希特（Hedwig Richter）认为，哈伯马斯并“没有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沼”。

　　“他总是向前看，而许多方面也确实有所改善。哈伯马斯从不回避公众视线，对这个共和国也并不自负。”她说，“他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形式向民众表达他的批评和异议。他把政治规范的道德正当性视为理所当然。这是多么大的挑战啊！——这也清楚地表明，当今社会的许多方面对他而言是多么陌生。这位共和国的批判性捍卫者死去了。作家安妮·拉贝告诉我：哈伯马斯很幸运；他成就斐然，帮助塑造了联邦德国最美好的时代，如今他不必亲眼目睹法西斯主义〔在西方世界〕节节胜利。”

　　于尔根·哈伯马斯1929年6月18日生于杜塞尔多夫，2026年3月14日在巴伐利亚州施塔恩贝格去世，享耆寿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