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凤瀚：中国家族对社会影响深远，其源头在商周

　　1968年8月29日的天津东站，人头攒动，在鼎沸的人声和火车的轰鸣声中，大批的知识青年踏上绿皮火车，挥手告别亲人和家乡，奔赴广阔天地，开启他们未知的人生。车上，天津一中高三学生朱凤瀚和来自同校及天津女六中的四百多名学生作为知青，被下放到内蒙古。火车只能坐到哲里木盟首府通辽，然后换乘汽车到开鲁县，从开鲁坐马车到建华公社，再往下他们被分到庆发大队。在当年一同下放的知青、网名“爱孩子的老佩奇”的微博上，我看到他们当年的合影，时隔58年之后，在照片后排最左侧的位置，我仍然一眼就认出了我此次的采访对象，如今已然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专家，在先秦史、古文字、青铜器、出土文献及商周考古学领域堪称权威的北大历史系教授朱凤瀚。

　　2026年1月，因为他收入商务印书馆“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一书的采访，我们约定在位于北大人文学苑的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见面。1990年，《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92年即荣获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1994年获天津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4年推出增订版，两年后获天津市优秀图书一等奖。2022年，作为“中国当代重要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该书被收入商务“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再次出版。

　　时光荏苒，眼前的朱凤瀚早已不复当年知青岁月的风神俊朗，但身形依旧健壮魁梧，谈话时语调温和，思维敏捷。谈起眼下的手头工作，朱凤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事儿比较多”，在同龄人退休安享晚年的时候，他则每天像陀螺一样，被一堆事情“追着赶着”，等着完成。这些年，他主持“北大藏西汉竹书整理与研究” “北大藏秦简牍整理与研究”的项目。另外，由他主持创立的“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还承担了与江西省考古研究院合作整理海昏侯墓出土简牍的工作。

　　最近，他忙于审读三联书店即将出版的《北大中国史》断代史系列中自己承担的《中国早期王国：夏史传述与商、西周文明的演进》一书的清样。他注意到网络上有人发现有的图书编校错误，并因此举报出版社。他于是耗费更多的时间，更加仔细地校对文稿。另外，由他主编、团队成员历时14年方才竣工的60册《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即将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套集中推出，终审环节的核对工作，琐细又艰巨。再就是，作为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首席专家，需要参加的会议也很多……

　　“事情太庞杂”，对很多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朱凤瀚说自己根本没时间去仔细思考，因为手头总是有很多事情，“逼着你去做”。

　　商周社会结构研究的奠基之作

　　也正是因为忙，很长时间里无暇对一个专题再进行系统的研究，朱凤瀚很珍视自己30多年前写下的这本《商周家族形态研究》。百度上搜索该书，显示其“开创性与核心贡献”，在于“首次对商周家族形态进行了系统、动态的梳理。它不只是静态描述，而是综合了历史学、考古学与古文字学的资料，揭示了商周家族从商代到西周，再到春秋战国之际的完整演变脉络”。而他自己在该书“绪论”中也开宗明义，认为“家族研究对中国历史研究来说，尤具有特殊之重要性，因中国家族组织始终对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影响，其时间之悠久、作用之深刻，皆是举世罕见的。甚至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家族组织、家族主义及由其衍化出来的思想意识，仍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所以中国社会已被社会学家称为‘家族社会’。但当我们探寻此种社会发生之本源时，即会发现其源头在商周时代”。

　　朱凤瀚对商周家族问题的探讨和研究，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彼时，他结束了十年的知青生涯，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因为有之前插队下乡时期的考古实践和甲骨文的自学经历，在南开，他开始集中研习殷墟甲骨刻辞与商金文，注意到商人家族形态对商史研究的重要性。这之后，他将研习范围逐渐扩展至西周、春秋，进一步了解到，尽管这一时期的家族组织在形态上已有所变化，但仍然在社会政治乃至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并由此体会到“在整个商周时代，社会活动的主体往往是以家族群体为单位”。因此，他意识到，商周国家结构形式、政体与政权结构、军事组织及经济制度等许多重要的问题，都可以从当时的家族形态及其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从而对这些历史现象产生的缘由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同时，我亦领悟到,随着商周社会之发展,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家族组织依赖之程度实经历了一个由强至衰的过程,而这种变化影响及社会形态,使后者亦发生大致同步的变化。”在初版“后记”中，朱凤瀚向读者交代了当年自己何以系统考察商周家族形态的缘由。

　　1979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得益于特殊的时代机缘，读大学二年级时朱凤瀚考上研究生，师从中国先秦史学专家王玉哲先生，1982年研究生毕业时，比大学同班同学早出了三年时间。当时班上同学年龄参差不齐，31岁的朱凤瀚是班上年龄最大的，比最小的同学大出12岁。研究生毕业后他留在南开任教，一面跟着王先生继续读博士。在大量的阅读中，朱凤瀚注意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提到国家形成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有国家机器，一是国家靠地缘而非血缘来统治。第一点关于国家机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通行适用，但在第二点上，中国上古的社会组织却长久地保留了宗族组织的特点，商和西周的宗族社会中，宗族成员都有亲属关系，甚至一个大的宗族里，不但存在等级，甚至有阶级的区分，但贯穿它的可能还是血缘关系。“中国古代的宗族组织比较特殊，有其两重性，一方面是血缘组织，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有着阶级和等级差别的政治性组织。这种情况之下，统治者会利用这种宗族组织，成为国家的基层单位。”这是朱凤瀚一边读恩格斯的书，一边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得出的认识。

　　鉴于此，他将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希望通过商周家族的研究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以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者之间所讲的异同，以此说明中国文明发展的独特道路。选题报出来之后，当时有老师认为论文题目很大很难，但朱凤瀚认为这方面史料比较多，就从商一直写到了西周。“战国部分没有写，因为严格来讲，秦始皇统一中国，秦代，包括西汉早期的社会的结构和战国时期没有太大差别。”14年后，该书再版时，他以“续编”形式增补了约8万字，内容包括对初版中未涉及的战国家族形态问题的简要论述，以及对该书初版后新刊行的考古与古文字资料所做的专题探讨，其中包括重要的几批规模较大的商与西周墓地的发掘资料以及甲骨、金文资料。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是在他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而成的。初版问世时，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政烺先生在“评议意见”中指出，这本书是作者“数年研究商周家族问题所获心得之总结。这个题目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极关重要的题目，凡是研究或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制度、政治、法制、哲学思想、伦理道德等问题，都离不开它”。“这本书所论问题，过去无人作深入系统研究，作者笔下处处胜过前人，当然不是说皆为定论，但搭好这个架子，日后讨论即有基础了。” 回看当年这些珍贵的评语，朱凤瀚深感这是老先生对自己这个后生小子的鼓励。

　　他记忆深刻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书还是铅字印刷，因为书中涉及大量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他只能自己先写好，然后再找会刻字的老师傅。那时候朱凤瀚刚工作没几年，拿着讲师的工资，经济上很窘迫。“一个字好像三毛多。得计算好了哪一页上有几个字，多一个字得多花钱，少了空缺更不行。”那个年代出书，不像现在的年轻学者有各种项目资助，他最初出版《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时，不但没有稿费，还付了三千元给出版社。但无论如何，“出了书还是很高兴”。

　　哲里木盟的学术前史

　　如果不是“文革”爆发，朱凤瀚的人生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少年时期，他受科技强国口号的感召，高考填的前两个志愿分别是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和物理系。1966年6月中旬，距离高考仅一个月，正在紧张复习应考的朱凤瀚却听到了废除高考制度的消息。当天下午，他和一帮同学就把课本、参考书都卖了。当年，他就读的天津一中（至今依然）是天津最好的中学之一，但不读书了，少年们都有了一种被解放的轻松和快乐。

　　两年后，朱凤瀚来到哲里木盟当知青。哲里木盟位于内蒙古东部，以农业为主，兼有草原、沙漠和牧业。朱凤瀚所在的开鲁县建华公社庆发大队是个农业为主的生产队，下放的头两年，他主要是参与第一线劳动。1971年左右，朱凤瀚被选调到中学当老师，教过语文、数学、政治等多门科目。这期间，他开始自发读书，还自学微积分等高等数学。那时候教学条件差，没有教材，他就根据阅读相关书籍学到的知识，编写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再自刻蜡版油印了发给学生。没多久，这份教材被传阅到通辽（1969—1979年，哲里木盟曾从内蒙古划归吉林省，通辽为哲盟首府）师范学院的老师们手上，得到很好的评价，他也因此被开鲁县教育局领导表扬。那时晚上经常断电，他只能点着蜡烛看书写文章，朱凤瀚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份手写讲稿上残留着的点点烛油。在他看来，当年所做的这些谈不上学术研究，编写教材只是帮助自己梳理思路，训练写作的能力，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一点基础。

　　朱凤瀚真正和后来的专业产生关联，是两年后调到奈曼旗工作时才开始的。虽然他在教书时也看些考古方面的书籍，业余时间去奈曼旗北边的沙漠搞调查，但“现在看来都是很幼稚的活动”。在哲盟的那几年，他在业余考古调查中认识了来哲盟工作的吉林省考古队的前辈们，受到时任吉林省博物馆馆长王承礼的赏识。王承礼希望调他到新建的哲盟博物馆工作，曾专程到奈曼旗要人，但奈曼不放，后来的折衷方案是，1975年，他从大沁他拉中学被调到奈曼旗文化馆任文物专职干部，工作职责是管理文物。

　　奈曼地处辽西山地北部和西辽河平原南端，北边有沙漠和草原，中间是平原，南部是半山区，考古资源丰富。那时候的朱凤瀚尚没有太多的专业知识，恢复不久的《考古》杂志就成了他的指导“老师”。当时吉林省考古队到哲盟做文物普查，他得以有机会从他们那儿，初步了解了一点考古知识。这之后，一到周末，他就背着包去北边的沙漠考察，采集标本，回来对着《考古》杂志学习。这一时期，他业余考古的成果，是发表在1979年第三期《考古》杂志上的《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当时，他把这篇考古简报寄到北京，编辑徐元邦认真阅读之后，把它交给了考古界著名学者安志敏。没多久，朱凤瀚收到了安志敏给他的信，对他多有鼓励。根据当时的调查和考证，朱凤瀚认为奈曼旗的那些考古遗存属于红山文化体系。红山文化在后来很火热，但当时关于红山文化公开发表的资料很少，只有日本人发表的《赤峰红山后》是唯一的参考。

　　今天看来，他在简报中对那些考古遗物的认识不无偏差，但这篇初学之作，却大大激发了朱凤瀚对考古和历史的热情。当地没有画图的条件，从奈曼回天津时，他就背着几十斤的石器回家来画。后来，他在参加哲盟文物普查时，听过吉林大学张忠培先生等的专业课程，也参与发掘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等田野工作，并写过发掘简报。这之后，他还被派去参加旗工作队，带领社员农业学大寨，白天参加工作队会议，晚上住在农民老大娘的家里，就着炕上的煤油灯，读郭沫若的《殷契粹编》和《卜辞通纂》。“那时候懵懵懂懂的，但是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印象还是很深的。”在那个和甲骨文完全不相谐和的环境里，他不知道读这些会有什么用，纯粹就是因为喜欢和热爱，朱凤瀚开始自学甲骨，走进甲骨。

　　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因家中有老人、符合特困条件已调回天津的朱凤瀚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30岁的他报考了南开大学，他填了三个志愿，第一历史，第二哲学，第三经济，最后以第一志愿录取。“当时也没有决定要搞历史，当时南开如果有考古系，我可能会报考古系，考到历史系自己也很高兴，我们那一代人有学上就觉得挺好，没有固定的志愿。” 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朱凤瀚开始发表甲骨文和青铜器金文研究的文章，从此走上研究古史的道路。

　　作为经历过那段特殊时代的人，朱凤瀚不否认早年这段人生经历对自己的历练，但人生中损失的那十年，在他心里至今依然是很大的遗憾。尽管已经到了近80岁的年纪，他却总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够似的。“如果有多出来的十年，可能研究工作会做得更好。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不是这十年，我可能去搞理科了。” 回首往事，朱凤瀚感慨说，人生的道路错综复杂，很难一下子说清。

　　做上古史研究，“要多长几个翅膀”

　　朱凤瀚喜欢上古的历史和考古文化，其动力源自对人类社会早期诸多神秘现象的探寻。而上古历史的“神秘”，部分原因则在于文献少，不像汉唐以后，传世文献多，相关研究者的功力体现在如何获得和读到更多的文献，如何在辨析文献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线索。要想解决上古史的问题，就要从多学科入手，如古文字、出土文献、考古，甚至涉及到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科。

　　“研究先秦历史，靠单一的材料和研究方法肯定不够，如果仅仅靠过去的文献，你可能突破不了清朝人，甚至连乾嘉学派的水平都达不到。”朱凤瀚说，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研究上古史不仅要熟悉文献，而且应该有更多的知识结构，也就说要多长几个“翅膀”。《尚书·多士》里记录“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以此推测，商代已经有长篇的记录下来的文字，但至今为止，商人以及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简册，还没有考古发掘出来。“要想研究商周历史，一定要去找当时的文字，那就是甲骨和金文。不但要看懂这些，而且还要能看出问题来。”为此，他逼着自己在古文字学上下功夫。因为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的内容支撑着商史西周史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些广义的出土文献，商和西周历史就很难被恢复。

　　36年前，《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出版时，张政烺先生表扬他：“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成果，所以理论严谨，论断高明。运用资料亦丰富。由于古文献基础好，阅读使用不发生障碍。古文字学修养好，充分利用当时的文字记录，如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等第一手资料，恰如其分，创获甚多。此外，这本书还运用了较多的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宗族问题，对于考古学界解决问题也有所帮助。”李学勤先生肯定该书的贡献：“是对商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家族形态，包括家族的组织、构成，居住形式以及与政治、经济关系等，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书，家族在商周社会历史上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家族形态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商周社会的探讨抓住了关键的一个问题。”李学勤指出，由于商周时期文献材料有限，《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大量使用了考古学、甲骨文、金文的材料，作者对这些学科研究有素，所以能够运用自如，立论也颇矜慎。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广泛注采用现代人类学、考古学的方法，对材料作综合刻析，有不少前人所未发的新见解。

　　朱凤瀚更进一步走入古文字学殿堂，是始于研读张政烺、裘锡圭、李学勤等人的著作。后来，他和这些前辈都有过或深或浅的往来。早些年，硕士论文答辩非常严格，导师王玉哲特地邀请张政烺和北大历史系吴荣曾先生到天津参加朱凤瀚的毕业论文（《论商代的家族》）答辩。八九十年代，他常去张政烺先生家中请教。老先生对他很看重，那篇《张政烺自述——我与古文字学》即是后来老先生与夫人傅学苓请朱凤瀚在其口述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李学勤讲古文字的讲义他都认真学习，甚至从头到尾抄写下来。90年代，他们共同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李学勤为专家组组长，朱凤瀚为专家组成员。而唐兰先生是王玉哲先生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从学术谱系上来说，他和唐兰有着间接的师承关系，且父亲朱铸禹因研究金石，和唐兰也是很好的朋友。

　　再就是，朱凤瀚喜欢考古，当知青时的业余调查成为他最早的考古实践。当年在南开任教时，他还当过几年历史系博物馆专业的教研室主任，给学生讲过青铜器。“你讲青铜器不能纸上谈兵，经常要到处跑，要看东西摸东西。”青铜器的背后，映射着青铜工艺发展的过程，作为专业研究者，对各个时代青铜器的形制纹饰，必须要有实践的知识。1995年，在课堂讲义基础上扩充整合，朱凤瀚出版《古代中国青铜器》，随后两年中，该书先后荣获天津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天津市优秀图书一等奖。1998年获全国高校社科优秀成果奖（考古类）二等奖。2001年10月在《中国文物报》举办“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图书评选活动”中被专家评委评为“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论著”。2005年，他卸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全职加入北大，有了较为充裕的时间后，他在之前的基础上进行增补，2009年推出三卷本《中国青铜器综论》，2010年获第25届全国古籍优秀图书奖一等奖。2011年3月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2013年4月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考古学，著作奖）。如今的朱凤瀚，与考古相关的头衔非常多，如《考古》《考古学报》的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鉴定青铜器，不仅要真刀实枪地能看出真假，而且更要悉心认识到所鉴定的青铜器与其铭文重要的学术意义。”

　　正是得益于这多个“翅膀”，他方能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商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的家族形态进行系统研究，使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成为该领域贯通商至战国的首部专著，也是至今为止在这一大视野下进行研究的唯一一部。

　　“历史研究必须要有立体的思维”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先秦史研究必须用多学科构筑，如果单一地从古文字或者文献或者考古出发都是片面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尽量结合多种史料来构筑一个完整的历史。”朱凤瀚说，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已成为当下中国古史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方法。他在发表于《历史研究》2024年第1期的《从跨学科视野展望先秦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学科融合是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当代先秦史研究已突破单一学科藩篱，成为集文献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多学科要素为一体的历史研究领域。十多年前，李学勤撰写《虞夏商周研究的十个课题》，阐述当时他所想到的应重点探讨的一些学术问题。延续这一思路，朱凤瀚从跨学科视野出发，列举出“二里头文明与夏文化探索”“商文明与欧亚草原诸文化关系研究”“西周年代学研究”“西周时期淮水流域历史与淮夷文化研究”等八项先秦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对其进行梳理和展望。他从二里头开始谈起，涉及到考古学、历史学、年代学，古文字学等。“我是有意把大家的视野拉大，历史研究必须要有立体的思维。”

　　近年来，考古材料的大爆炸，加上AI发展迅猛，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一代学者在一些微观研究方面取得很好的成绩，如对铭文的理解、对墓地的分析，都比以前更加深入。“在我们那个时代，延续的是五六十年代形成的旧的史学意识，到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西学引进，促使你从大的方面去反思社会，反思历史研究的方向、方式和方法，逼迫着你去转型。”他的《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以及稍早一些的谢维扬借鉴西方人类学研究周代家庭形态的同名著作，都是当时时代风潮下的产物。朱凤瀚说，现在的任务可能是在之前的学术框架之下去做更严谨更细致的工作。在他看来，年轻一代学者身上的有些能力是自己这代人所不及的，无论是古文字还是考古学的专精程度，都会更好一些。如果将来再有一个学术高潮发展起来，在更大的全局性思维中，可能会出现更好的著作。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有限，他期待并且相信，会有更多的年轻学者，比他们这一代做得更好、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