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星丛里的单面人
引子
多年以后，面对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组成的十字军东征队伍，特奥多尔·阿多诺将会回想起霍克海默率领众人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七星聚义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如果允许我们套用《百年孤独》开篇那个经典句式的话，不妨如上述这般摹写一番阿多诺1958年从霍克海默手里接过社会研究所所长权柄时的复杂心态。
成立于1924年的“社会研究所”坐落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而依托于该研究所的诸位贤哲统称为“法兰克福学派”。由于他们常在这里聚谈马克思主义，这个研究所因此也被谑称为“马克思咖啡馆”。法兰克福大学的全称是以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命名的，而歌德毕生所推崇的中庸精神似乎从大学命名之日起就已在校园里洇染开来，这不免为日后法兰克福学派从激进转向保守埋下了伏笔。
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承担社会研究所的管理工作长达28年之久。担任学术领导的哲学家们往往怀着一个柏拉图式的“哲学王”之梦，梦想有朝一日一统万民思想，秉持“所长专政”理念的霍克海默也概莫能外。在其领导下，社会研究所从法兰克福转徙到日内瓦和纽约，研究方向也转向哲学与精神分析及实证社会学相结合的蹊径。这一转向在研究所流亡美国时期便已日渐明显；二战后，一俟诸贤陆续返回法兰克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西德就更加衰疲了。
资本的力量
我们发现社会研究所绝大多数成员都是犹太人，或者像阿多诺那样至少拥有部分的犹太血统，而且他们的原生家庭多半是成功的商人、企业家或相关领域的精英人士：霍克海默的父亲是纺织厂主，波洛克的父亲是皮革厂主，阿多诺和弗洛姆的家族都经营葡萄酒，马尔库塞出身于纺织厂主家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其父则是一位服务于商会的法律顾问，而本雅明的家族一直做着古董生意——凝结在这些古物之上的珍罕、唯美以及虚空等属性引领着本雅明在美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道路上比同侪走得更远，同时冥冥之中也注定了这位古董商之子日后看破红尘、厌世轻生的运命。
犹太血统、商业家庭背景、雄厚的资本滋养出来的良好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这一系列共性可以追溯到研究所最初的赞助人赫尔曼·韦尔那里。
1897年，威廉二世废止了已执行四十年的《海特敕令》，兼之巴西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一时间吸引着为数众多的南德和奥地利移民前往巴西。这些德语移民往往拥有农业背景，他们与巴西种植园经济相结合，寻求土地与经济翻身的机会。一战爆发前就已有10.8万德国人移居巴西等拉美国家，移民队伍中不乏商业头脑精明的犹太人，赫尔曼·韦尔就是其中的一员。1890年代，他前往阿根廷从事粮食贸易，几年后便一跃而成全球最成功的粮商之一。老韦尔的儿子费利克斯·韦尔出生在成就了家族事业的风水宝地——布宜诺斯艾利斯。20世纪初，老韦尔携子返回祖居地德国，卜居在法兰克福齐柏林大街77号新建的豪华别墅里，遥控着鹿特丹的总公司以及位于欧洲各地的分公司，老韦尔的弟弟则留在阿根廷看家守业。兄弟二人自此一东一西，共同经营着利润颇丰的家族商行。
一战爆发后，作为犹太裔爱国者，韦尔表现出对德意志帝国的无限忠诚：他毁家纾难，将自己的豪宅改为军医院，担任德国工业顾问，身为国际粮贸问题专家的他还曾为帝国军事总司令部撰写鉴定报告，向德皇积极建言献策，建议帝国凭借潜艇部队，先断英国人粮道，再迫使其投降。然而，一切忠诚和努力都没能改变德国战败的命运，韦尔家族在英国的资产也被没收了。
一战后，誓不言败的老韦尔重振家业，将商业帝国扩张至房地产和肉类贸易，并继续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据不完全统计，韦尔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总共向各种社会机构捐赠了约1.2亿帝国马克，用于资助退伍军人福利项目、盲人学校、孤儿院等。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决心为法兰克福大学经济社会学系出资筹建“社会研究所”。韦尔为此不仅支付了研究所大楼的建筑费用，还承担起每年高达12万马克的经营费用。这笔款项数额对标的是科隆市对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助款额，但两家研究机构的领导架构却完全不同：科隆社会科学研究所遵从市长康拉德·阿登纳的构想，采取了三位拥有同等权力的所长联合执政的模式，三位所长分别代表三大主流世界观：基督教、社会主义、改良资本主义；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与之迥异，采取了单一所长聘任制，这一架构直接催生出霍克海默近三十年所长专政的局面。
道德的救赎
歌德曾说：“只知其一者，就等于一无所知。”我们在此比较这两家研究所，旨在分析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产生的背景，而非为了说明二者领导架构孰优孰劣，否则会像讨论封建制和郡县制的利弊那样导致无谓的精力耗散与不合时宜的危险，我们只能说它们各自拥有独属自身的时代成因与自洽性。
实际上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韦尔作为一名成功的犹太富商，为何会在一战期间对德国表现出如此高涨的爱国热忱，以及他在战后反犹妖氛日炽的魏玛共和国时期为何还肯捐出十分之一的家产投身于社会福利事业，且对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这样一家对资本主义大张挞伐的研究机构——倾囊相助呢？可能比政治—经济维度更重要的是韦尔的道德动机，或曰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许这样解释并不能说服所有人，但当我们联想到同样出身于工厂主家庭的恩格斯也曾为马克思的学术研究提供过经济支持的时候，韦尔的行为也就不难被理解了，至少可以被视为目光远大旨在改组社会的投资决策。
战前许多几乎不可思议的事物战后似乎都成为可能，危机四伏的魏玛共和国其适度动荡的社会环境为经历过战争的青年才俊们提供了形而上学政治理念的孵化器。1919年，也即马克斯·韦伯去世前一年，他在慕尼黑大学做了一场题为“以政治为职业”的个人讲座，倡导社会变革既需要激情，又需要明辨。但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似乎只听到了行动和革命，在他们当中就有赫尔曼·韦尔的儿子费利克斯·韦尔。小韦尔在法兰克福以一篇关于社会主义化概念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实在大学期间他就已经对共产党表露出同情之心，并对其给予物质援助，这一点完全继承了乃父风范。作为世纪之交出生于犹太资产阶级家庭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小韦尔和本雅明、布洛赫、洛文塔尔、卢卡奇、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在20年代一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拥趸。
老韦尔并未将儿子的思想言行视为离经叛道的挑衅，相反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年轻时四处经商导致小韦尔缺失家庭之爱的必然结果。老韦尔捐资筹建社会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对儿子的补偿之心，同时不可否认的是他也希望借此获得公众的认可：当一位成功的商人无法通过重复性的资本扩张使自己的事业更趋完美时，捐出一部分财富移用于公共事业，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的成功与清醒呢？
七星聚义
社会研究所在历经格吕恩堡和波洛克的短暂领导后，1930年迎来了霍克海默的长期执政。霍克海默在任职典礼上陈述了自己的研究规划：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形成一套针对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此外他还声称将延续所长专政理念，并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把这一理念变为实践，而霍克海默此前在研究所里正是相关哲学领域的负责人。同时要参与合作的学科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和历史研究，这些领域在社会研究所里有各自的领军人物，譬如格罗斯曼负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波洛克主要研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组织问题。
从此，法兰克福学派30年代最重要的七位核心成员形成了“七星聚义”的稳定圈子，其中包括霍克海默（哲学家）、波洛克（经济学家）、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家）、弗洛姆（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马尔库塞（哲学家）、阿多诺（音乐家、音乐理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本雅明（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文学学者）。虽然，本雅明从未成为研究所的专职受薪成员，但其思想却很接近于霍克海默圈子，所以理所当然常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不可或缺的一员。
1930年秋，纳粹党在德国国会获得席位，霍克海默等研究所主要负责人嗅到了危险信号。出于安全考虑，他们决定在日内瓦建立研究所分所。纳粹夺权后，1933年3月中旬社会研究所大楼遭警方查封。但由于研究所资产已提前转移至荷兰，致使纳粹党除了将研究所大楼和图书馆据为己有之外，未能劫得一毛钱的研究所资本。随着帝国时期的“职业公务员制”的恢复，法兰克福大学约有30%的教师因此丢了饭碗，霍克海默等犹太学者更是难逃厄运。很快社会研究所在日内瓦的分所也岌岌可危，这个迹象似乎表明法西斯主义将吞噬整个欧洲。
1934年7月，霍克海默决定将社会研究所迁往纽约。在社会学家罗伯特·林德的沟通下，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慷慨接纳了社会研究所，并为他们免费提供了一座校产建筑。巴特勒校长的美式潇洒与当时令霍克海默四处碰壁的欧洲各国的苛刻拘谨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霍克海默本人也属于刻板者的行列，所以他宁可把巴特勒校长的施以援手解释为一位真正保守派人士出于人道主义的决定。二战期间，除了辗转于欧洲各国、最终以自杀告别人间的本雅明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基本都逃往了美国。如果说他们像本雅明和阿多诺所谓的破除同一性、保持多样性的“星丛”那样重新聚拢在美国的话，那么哥伦比亚大学宽松的学术氛围便是包容星丛的夜空。
星丛聚散
20世纪40年代初，霍克海默夫妇和阿多诺夫妇先后移居到气候更加宜人、生活成本也更低廉的洛杉矶。身为研究所基金总管的波洛克一有机会便从东海岸出发，穿越整个美国来洛杉矶与霍克海默及阿多诺相聚，如此一来正好可以暂时摆脱纽约或华盛顿那些恼人的财务纠纷，因为不久前他的一次错误投资令整个研究所陷入了严重的财务泥淖。
由于研究所入不敷出，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不得不压低员工工资，这就导致诺伊曼、基希海默、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等人被迫自谋出路。而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几个所谓更核心的成员在洛杉矶颇有意味地形成了一个更紧密的小圈子。所以当此三人战后返回法兰克福重建社会研究所时，那些在美国另寻生计的前成员都没有选择追随。
弗洛姆和被迫辞职的同事们相比可以说是无比幸运的。他在法兰克福学派流亡哥伦比亚大学时期，虽然没有在社会研究所里获得任何职位，但也不必为职业未来担心，因为他已在美国成为一名成功的心理分析学家，并且成为研究所中唯一获得终身受聘于美国的研究人员。研究所在弗洛姆递交辞呈时向其索取了两万美元补偿金，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他在流亡时期凭借自身专业的实用性始终未受金钱的困扰。1938年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弗洛姆先后组建了华盛顿精神病学学校纽约分校（1943）和威廉·阿兰森·怀特协会（1945），专门研究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
弗洛姆两部重量级的代表作《逃避自由》（1941）和《为自己的人》（1947）均出版于自立门户的时期。他在书中区分了“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指从强加于人的社会习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弗洛姆看来，这种自由本身带有毁灭力量，除非有一个创造性因素与之相伴；后者是自发地将完整的个性运用到创造性活动当中，指向一种与他人的真正链接，超越了常规社会的肤浅互动。在此弗洛姆发挥了他的心理学专长，成为法兰克福学派里融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
当弗洛姆在美国功成名就的时候，远在欧洲的本雅明却默默地服下了过量的吗啡……1933年纳粹上台后，本雅明被迫流亡巴黎，得到了同样生活在那里的汉娜·阿伦特的资助。此外，他每月还会从社会研究所领到80美元的少量津贴。虽然本雅明和研究所的关系比较疏离，但由于他与阿多诺私交甚笃，所以依然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相当重要的一员。阿多诺对本雅明的思想与写作影响颇深，这一点早在1928年本雅明创作《单向街》时就显露无疑。这是一部融合了散文、哲学沉思和文化批评的实验性作品，以其独特的蒙太奇风格著称，展现了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批判性思考。写于1935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出了著名的“灵晕”理论，分析了技术复制对艺术感知和政治功能的影响，是电影理论和文化研究的经典文本。
及至1939年11月，本雅明在韦尔努什城堡集中营被关押了三个月获释后，写下了最后一篇作品《历史哲学论纲》，批判线性进步史观，主张一种“救赎”的历史哲学：他认为历史不是简单的进步，而是一场“灾难”，真正的历史意识在于“唤醒死者的记忆”，将过去与当下连接起来，从而通往真正的解放。这部作品相当于本雅明的思想遗嘱，写下后他便一路逃往卢尔德、马赛、波特布——这个靠近法国的西班牙小镇依山傍海、风光旖旎，但丝毫没能让心灰意冷的本雅明重燃留恋人间的希望之火。此心倦处是吾乡，身心俱疲的他决定不再逃了。既然历史是一场灾难，何不趁倦时做一次救赎？
月明星稀
法兰克福学派七星聚义的局面以本雅明的谢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迁居洛杉矶以及其他人的另谋生路而告终，社会研究所孕育出来的星丛开始不断地聚散离合，呈现出各异的面貌。
卜居洛杉矶期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左邻右舍不乏像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这样的知名作家，当然还有阿多诺推崇备至的奥地利作曲家阿诺德·勋伯格。这些来自德奥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大多是抱着在好莱坞电影业寻求工作机会的希望来到洛杉矶的。于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这种移民文化的大环境下合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启蒙辩证法》（1947），深入剖析了文化工业的泛滥现象，通过文字确立的音乐社会学也注定自此要服务于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揭示潜藏在现代社会中的法西斯土壤，并为文化抵抗寻找可能性。音乐在此成为解码现代性困境的关键隐喻，消逝在大众音乐里的真实性受到霍克海默倡导的批判理论的凝视。包括音乐和电影在内的文化工业，总是将人当作千篇一律的大众消费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至于“个体根本不再是真正的个体”。
《启蒙辩证法》对西方社会激烈的批判精神强烈地影响了60-7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但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此书里沉湎于纯粹哲学研究时，马尔库塞察觉到他俩正在与具体政治渐行渐远。流亡美国之前，马尔库塞曾一度计划将存在主义、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但在海德格尔加入纳粹党后，马尔库塞遂与之决裂，同时在研究计划上改弦更张。1932年，马克思写于流亡巴黎时期且从未出版过的一部未竟之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由苏联学者首次整理出版。同年，马尔库塞就此发表了一篇极为重要的书评，率先认识到青年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人性和异化等哲学概念的重要性，借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由此开后世研究之先河。手稿中对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进行综合的研究倾向促使马尔库塞将全部热情投入到批判理论中去，在哲学、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学之间进行嫁接，在过于笼统的政治—经济维度之外开辟出社会、文化、美学、心理分析等尚未被充分理论化的新领域，以期寻求个体的解放和福祉。
作为哲学家，马尔库塞比霍克海默更具原创性，也更精细。30年代二人的合作一度相当紧密，而且此时他们对批判理论的构想也有别于阿多诺对唯心主义的清算。但随着阿多诺30年代后期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霍克海默与之合作密切起来，二人逐渐背离了批判理论的初衷。而马尔库塞却坚持投身于历史—政治研究，并参与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具体政治活动：他先是在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负责反纳粹宣传；1943年转到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二战后他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中欧部门负责人，直到1951年退休。与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同时，马尔库塞完成了《理性与革命》（1941），系统解析黑格尔体系，突出其“否定性”和“理性”作为历史变革动力的核心地位，驳斥将黑格尔哲学视为纳粹思想根源的错误观点，批判实证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及斯大林主义对辩证法的曲解。此书旨归是要论证理性不仅是思维能力，更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力量，真正的理性必然包含着革命的维度。
斗转星移
移居洛杉矶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二战后都陆续返回了德国，他们的理由是：只有德语才能成全有关批判理论的精细表达，而在美国的生活让他们丧失了主体和语言的同一性。当初那些自谋生路的社会研究所重要成员，如马尔库塞、弗洛姆、洛文塔尔、诺伊曼、基希海默等人，更珍视美国的民主文化，两相比较后都选择留在了美国。1950年，社会研究所在美国驻军当局、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西德政府的资助下重新建立，而留在美国的前成员则不再与之合作。
返回德国的社会研究所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以此聚拢分散在各地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向他们介绍社会研究所在美国开发出来的最新研究方法，从而促进德国去纳粹化和民主化的进程。1951年，新的研究所大楼落成。自该年起，霍克海默步步高升，从社会研究所所长一路做到了法兰克福大学校长，先后接待联邦总理阿登纳、联邦总统霍伊斯及托马斯·曼访问大学。波洛克和阿多诺也很快转为正教授，而后者在1958年从霍克海默手里接过了研究所所长的接力棒。
然而，天下既定，冷战又起。美苏对抗的紧张局势迫使归国者授课时对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讳莫如深。霍克海默希望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这种对战后西方社会的妥协姿态令其批判理论在68一代学生当中变得不再有市场。在年轻人眼中，霍克海默仿佛一名迷信顺势疗法的庸医，将批判理论中的敏感成分先裹上一层糖衣，再塞进孩子们的嘴里。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站在了革命学生的对立面上，只有马尔库塞流露出同情，所以学生们对斗争性依旧的马尔库塞表现出愈发浓厚的兴趣。
1955年出版的《爱欲与文明》是马尔库塞和社会研究所相互疏远的标志，阿多诺因为这部著作而不断削弱马尔库塞在研究所中的地位，并常在霍克海默面前贬低马尔库塞。而马尔库塞对此二人在60年代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也做了严厉批判，觉察到他们已卷入冷战意识形态，因为他们在推动反共运动的同时并不肯充分地批判西方。1956年，马尔库塞前往法兰克福参加社会研究所主办的弗洛伊德诞辰100周年大会，这是他在研究所新生代（哈贝马斯位列其间）面前的第一次亮相。会上马尔库塞做了关于“从精神分析角度看进步”的演讲，令哈贝马斯印象深刻的是，马尔库塞通过当代有利的政治条件使早期激进的批判理论思潮具体化了，而这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欠缺的。
总之，不同于日趋保守的霍克海默，马尔库塞有着进步的政治姿态，这对哈贝马斯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但也引起霍克海默对哈贝马斯强烈的敌意。前者指责后者总是不断地提起“革命”，以至于把批判理论改造成了革命力量，哲学在扬弃中完全变成了实践。马尔库塞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批判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丧失批判与超越能力、盲目接受现实的人，他们被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塑造，只追求物质满足而忽视精神追求，成为顺从社会秩序的“单面人”。由是而观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推崇的批判理论又何尝不是一种脱离实践的技术理性呢？而在战后顺境中名利双收的学者也很难不退化为顺从既定秩序的单面人。
结语
从1969年至1973年，阿多诺、波洛克、霍克海默相继辞世，哈贝马斯也放弃了法兰克福大学的教职，转到施塔恩贝格市的马普所下属的“科技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从此开始转型，启动了一系列和就业学、工业社会学及社会学相关的研究，以考察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基础、机遇及其结构阻碍。这样的研究与其他社会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相比看不出太多特异之处。
遥想法兰克福学派诸公当年，畅谈马克思主义，兀自书生意气，挥斥方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