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小书”与一位学术出版人的职业生涯

　　中华读书报：“大家小书”是北京出版集团从2002年开始推出的人文社科品牌丛书系列，定位清晰而独特。编委会袁行霈先生在总序中提及，“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也就是说，该书系是“大家”写给大众读书人，初窥各领域学术堂奥，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的优秀读物。遗憾的是，这个品牌书系因为种种原因停顿，失去了刚刚出版时的影响力。2013年，接到重启“大家小书”任务的时候，基于当时出版的情况，你是如何着手规划重启的，碰到什么困难，如何克服？

　　高立志：我是2013年接手“大家小书”的，此前策划主要是于虹、韩敬群、安东、陈金华、莫常红等先进师友。韩敬群老师告诉我，这一套书是北京出版社拣选自己的旧家底，延续北京出版社文脉的一套策划。北京出版社前身是1948年的大众书店，所以大众知识普及图书一直是它的主要出版方向。可以说，大家小书，延续了60年代吴晗先生策划的“语文小丛书”的传统。

　　21世纪初，出版业开始拥抱市场。因为经济效益是按照书号考核的，书号很金贵，编辑用一个书号需要产生若干利润，定价低的书就特别吃亏。当时图书主要的卖场是新华书店，也因为当时实体书店小册子上架困难、集团内部人员调整等原因，“大家小书”陷入了不同形态的不断摸索阶段。

　　要重启一个沉寂已久的项目，加之出版业亦是日新月异，市面上已出现不少类似书籍，如何做出新意？出版前辈周浩正的一句“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点醒了我。我希望借这个项目梳理20世纪西学东渐以来的中华学术脉络，并尽可能地收录这条文脉上的重要人物作品，让其成为研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读物。

　　中华读书报：我们可以历数“大家小书”中脍炙人口的好书，如顾颉刚先生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张光直先生的《美术、神话与祭祀》、顾随先生的《苏辛词说》、林庚先生的《〈西游记〉漫话》、袁行霈先生的《好诗不厌百回读》、白化文先生的《汉化佛教与佛寺》……可以看到，“大家小书”中的作品均是大家之作，而且都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做派，“文章不写半句空”，文笔学养兼具，雍容自在，对读者亲切友好。一套延续多年却始终葆有其口碑、影响力不减的丛书系列，选目是关键。那么，“大家小书”如何进行选目，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选目？

　　高立志：“大家小书”的选目是很谨慎的。一看作者，大家小书的作者需要是大专家，专业研究者离不开他们奠定的基础；二看书，内容要靠得住，好读，尤其非专业读者容易接受。王宁先生提出来说：大家小书的语言应该是现代汉语的典范——语言表达要好，简洁流畅，生动，避免教科书面孔。作品出版顺序倒也不严格，因为前40种，是每年一辑，一辑10种。我接手以后，也就是2013年以后，打破了按辑出版的节奏，每个编辑都有自己的专业，把这种专业的丰富性带进策划，一次性策划很多品种，成熟一本推出一本，所以2016年完成了百种目标。此后基本上都是一年10本左右的速度推出。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大家小书”拥有一个高规格的编委会，比如袁行霈先生、白化文先生、楼宇烈先生、黄天骥先生、王宁先生等。这样一个编委会是如何发起成立的，老先生们为什么愿意加入到一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来？丛书多年来策划、编辑、出版过程中，编委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高立志：这套书的编委会是逐渐扩大的。编委会是以袁行霈先生为核心成立的，他们愿意加入进来，是因为他们对于学术普及普遍都有热情。他们是我们这套书的主要学术支撑。编辑是杂家，对于具体图书的判断需要更专业的学者来把关。一个人或者一本书进不进来，我们首先听编委会中相关专业的学者的意见。他们会告诉我，某些书是不是值得挖掘，它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是否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或者指导意义。书系编委很多也是我们的作者，也帮我们联系新选题。没有专家把关的社科图书策划是走不远的。

　　中华读书报：“大家小书”系列在近百年的学术长河中精选篇目，让一些数十年来甚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未再重印过的呕心沥血之作重新和读者见面，版权问题无疑是繁难的。那么，书系的版权是如何得到妥当解决的，可以说一说其中的故事吗？

　　高立志：版权的解决确实是重中之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作者版权，有的需要等待，待版权允许之后，我们才启动。有的还有整理者版权、编辑版权。例如顾颉刚先生的《中国史学入门》，不仅仅有顾先生的著者版权，还有何启君先生的整理者版权。我编过一本《史诗红楼梦》，特意用了王叔晖先生的配图，所以还要王先生版权持有者的授权。《史诗红楼梦》有作者版权、插图版权、编辑版权，这样增加了其他同类作品“跟风”的难度，更好地保障“大家小书”的门槛。

　　版权问题比较复杂，不能有效解决就无法出版。例如袁行霈先生的《唐诗风神及其他》，我们原本是想收入“大家小书”的，但它的版权在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袁先生也无法直接授权。所以袁先生帮助我重新整理他在各个书刊杂志发表的关于古典诗词赏析的文章，加入一些手稿，最后成为《好诗不厌百回读》。

　　就我个人的阅读范围而言，我很喜欢一本民国小册子《二千年间》，一本中国小通史，能不能纳入“大家小书”呢？首先，署名“蒲韧”者究竟是谁？我反复查询，发现蒲韧是胡绳的笔名。我和“大家小书”编委之一白化文先生聊天，就问他，这本书是否过时了，是否该进“大家小书”？渊博的白先生脱口而出，太该再版了。他告诉我，吴晗初登讲台的时候，短时间内要把通史讲完，怎么讲，他的教本就是胡绳的这本书。然后就是找胡绳后人授权，恰好后来主抓北京史志的于虹老师对于中央文献系统很熟，认识胡绳的后人，所以版权就解决了。最后这本书出版，我直接署胡绳著。

　　中华读书报：“大家小书”都是出自名家之手，但为了更适宜当下的读者阅读，也经过了精心的重新整理编辑，比如重新请学者疏解、导读或编辑。其中秉持的编辑原则是？

　　高立志：我的主张一直是，对于经典作品，可改可不改的一律不改，一定让“大家小书”的本子能够作为一个版本留存，甚至包括那些过去的行政区划等都一仍其旧。这样能够让认真的读者看到我们语言、地理等很多方面的变化，这是珍贵的史料。“版本”这个概念，古代文学研究者特别讲究，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注意的就不够，所以很多问题因此说不太清楚。我认为从版本学切入中国现当代文化，有很多事情可做。例如“大家小书青春版”里有一本《骆驼祥子》，这一本我就是让编辑根据《骆驼祥子手稿》重新整理的，更能反映老舍创作的原貌。

　　“大家小书”为了让当代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出版那些过去的经典著作时，大部分都有当代学者的导读。例如《经典常谈》，因为吴小如先生1947年曾经写过“读朱自清先生《经典常谈》”，我们就请吴小如先生新写一个导读。他把这篇文章全文收录后，续写了一个“补记”作为“大家小书”本的独家导读，“补记”说：“为了教好学生，我时时刻刻把佩弦师治学和著书的态度和方法奉为圭臬。因此这本《经典常谈》，不仅是自己获取知识的源泉和锁钥，也是我教书和写书的鲜活榜样。”八年级语文课本里《经典常谈》名著导读的第一句话就选用了吴小如先生的观点。吴小如先生的“补记”其实道出了“大家小书”的一部分读者：那就是一些刚从教的朋友们，如何用浅显而鲜活的语言把学问讲得清晰明白，让学生爱听。

　　中华读书报：据我的了解，你不仅是“大家小书”项目的总策划人，更是许多重点图书亲历亲为的责任编辑。那么，在“大家小书”系列中，哪一部著作给你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在这部作品从选题确立、作者邀约、内容打磨到最终成书的全过程中，可否分享一两个关于文本细节推敲或框架结构调整的故事？

　　高立志：其实，大家小书的全部品种我都是印象很深的，各有各的故事，很难说哪个是“最”。随便说一个例子，那就是沈尹默的《和青年朋友谈书法》。首先我要考虑，“大家小书”中不应该遗漏书法，但书法理论该选谁的著作？清代以来，书法主要分为碑派和帖派。用白话文写书法理论的现当代碑派代表有沙孟海，帖派首推沈尹默。沙孟海先生有现成小册子《近三百年的书学》，一版再版，且着重史的知识；所以我瞄准了沈尹默，他从执笔开始讲，更便于初学。当时沈尹默先生作品还在版权保护期内，所以找沈家授权花费了很长时间，最后通过鲁迅博物馆黄乔生馆长找到沈尹默嫡孙沈长庆先生。但《二王法书管窥》《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等都比较深，如何编得有个性，和市面上的其他产品不一样，最后和沈长庆先生反复商量，我们把沈尹默先生在1949年后写的书法普及文字搜集起来，几易其稿，最后配上沈长庆先生提供的部分相关手稿，这就是《和青年朋友谈书法》。

　　中华读书报：那么，一位优秀的编辑，可以为图书质量品貌的整体提升与呈现做哪些工作？在你看来，一位优秀的图书编辑的素质应该包含哪些？一位优秀的图书编辑，他与作者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高立志：为了让“大家小书”成为可靠的读物，我到处讲“版本”的概念；对于已经出版过的书，首先是选一个比较可靠的版本，尤重初版本，或者作者晚年的定本，参考其他流行本。图书质量的提升，也体现在导读和作注上，例如我刚刚完成的“大家小书科普卷”的《动物肖像》。

　　该书初版是1958年的《布封文钞》，署名任典译，我在旧书店偶然买到了，但并不知道任典是谁，其中《马》《天鹅》《松鼠》《鹰》等名篇多年被选入各种中小学语文课本。后来我注意到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再版改名《动物素描》，署名范希衡译。我手头还有范希衡译的《法国近代名家诗选》，范先生无疑是译界大家，所以我动心思把它收入“大家小书译馆”。通过南京大学我找到了范先生的女儿范琅老师，范老师告诉我范译《圣勃夫文学批评文选》即将出版，为了体现重版之新，建议收入该书中关于布封的两篇文章，这就是北京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动物肖像》。该书名，也是范琅老师的创意，她觉得“肖像”这个词比“素描”更熨帖。

　　这次再版我拟将它收入“大家小书科普卷”，再版总该有些新意思，所以我给它做了一些简单的注释工作，但仍然尽可能保留原译风貌，包括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文字也不做现代汉语的规范化统一，希望这新版能作为一个可靠的版本得以留存。不过，鉴于现在的图书质检标准，我又做了一点译名统一和注释的简单工作。注释工作，也仅仅选注些特别著名的人物，以方便普通读者阅读。本书注释包括原注、译注、编注，均努力标注清晰；因为译注是翻译者研究的成果，编者不可掠美。好的翻译，一定是融入译者研究成果的翻译。

　　我认为，一个优秀的编辑在文本上的能力主要体现在一是版本选择，二是注释的功夫，三是广告语的提炼以及腰封的撰写等方面。当然现在的优秀编辑还要求有适应当前文化传播模式的营销能力。

　　一个优秀的编辑，起码和作者要有精神上的互动，要能对话，能够深度参与到图书的具体框架设计和写法上。优秀的策划编辑还要有市场判断力，让作者作品更贴近读者。编辑是作者和读者沟通的桥梁，和作者有相近的价值观才好，有相近的价值观才会动感情，把作者的抱负和温情感染给读者。

　　中华读书报：出版社的图书产品分为短线和中长期产品，短线主要做短平快的图书，服务于现金流；中线产品和长线产品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长期孕育和孵化，慢慢培育出有价值的书。“大家小书”系列是一个典型的长期产品，如何看待其中的投入、成本和收益？

　　高立志：作为图书策划人一定要坚信——好书是经得起市场检验的。投入是要看眼下资金盘子，收益分为短期和长期。“大家小书”起码半数有版税成本，用纸比较考究，印刷也多在国字号印刷厂，小书定价还不宜高，因为常销，定价不好随行就市屡作更改，编校时间又长，人力投入大，因此成本占比高，所以一般参加不起那些各类网络促销活动。不过目前，“大家小书”整体上依然是盈利的。因为“大家小书”的品牌性，所以在所谓“书找人”的时代，还有不少热心读者在“人找书”。服务好这些热心读者，是“大家小书”一直前行的动力。

　　中华读书报：像“大家小书”这样的学术读物主要在哪些渠道销售，相应辅以怎样的销售策略和规划？十多年来，学术读物的销售渠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高立志：过去“大家小书”的主要销售渠道无疑是新华书店，以及图书馆馆配。其部分产品进入了教育部推荐的中小学生推荐阅读书目，所以“大家小书”销量最高的那些产品，往往是进入了中小学生阅读视野的品种，例如钱伟长《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钱理群《鲁迅作品细读》、周汝昌《红楼小讲》、单士元《从紫禁城到故宫》、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等等，也因此我策划了一个“大家小书青春版”。我们即将推出的“大家小书科普卷”其实目标也是主要针对青少年阅读，在社会效益上是助力现在北京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现在地面店举步维艰，读者越来越倾向于网络购书，所以图书销售的网络占比不断增加。所幸的是，“大家小书”已经拥有了不少读者，他们自发地晒书、建群。为了应对目前的市场变化，我们需要利用现在通讯的便利找到这些可敬的自发的读者，联动起来，让大家小书的网络口碑越滚越大。当然为了直接的销量，“大家小书”也会通过气质相近的主播做一些推荐活动。

　　中华读书报：现在，新媒体电商渠道（即短视频直播电商渠道）已经成为中国零售图书市场销售的最大渠道，而投流费的多少决定新书是否能被看见。整个零售书业大多是为平台“打工”。其中的问题在于，高质量图书因其高成本而难以支付投流费用、缺乏流量曝光而销量低迷，而质量低劣、拼攒而成、低成本的投流书占据了市场主导。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指出，算法推荐机制贡献了电商流量的80%以上，但缺乏对内容质量的监管。那么，精品图书未来的主要渠道方向在哪里？

　　高立志：你说的是目前书业的痛点所在，其实背后也是整个出版业的定位和转型问题，我觉得总体上还没有理清楚。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看法。出版业无非文化传承、意识形态功能、流通商品这三大属性。出版社曾是事业单位，现在不少出版社例如我所在的北京出版社等是国资委下属的国企，具体单位的性质及其逻辑是不一样的。现在网络对出版单位的指责不少，基本上都是从文化传承这个很大很高的立场上说话的。而事实上，目前大部分出版社可能是如何清晰定位和活下去的问题。我认为未来大部分出版社应该小而精，越专业、越有品牌价值越容易存活。

　　流量经济、算法经济下，读者分化得很厉害，会有很多逆淘汰，再好的东西可能都无缘被潜在读者接触到。所以精品图书未来的主要渠道大概率要俱乐部化。这就像一些有特色的地面店，其实就一个读书俱乐部。相近气质的读书俱乐部应该是精品图书的主要发行对象。老少咸宜、大家都爱看，这其实只是一种想当然。一个出版社带有自己独特的品牌，团结哪怕万把个读者也好。因为专业，所以读者群的粘性会比较强，一个出版社服务好自己有限的读者就可以了。

　　出版业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现在的科技条件和通讯其实使得交流更加便利了，可以精准找到读者；读者也可以很便利地找到作者交流了。以前读者和作者交流只能通过读者来信，由编辑部转给作者，现在可以通过出版社的网络平台和编辑交流、和同好交流、和作者交流，甚至到作者的自媒体直接对话。只是不少人带着意气和情绪上网，听不得反对的声音，甚至没有理解对方讲话的意思，就仓促应对。

　　我主抓人文社科图书，凡是优秀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一定是鼓励理性的，这和网络销售的逻辑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人文社科类出版社活得尤其艰难。精品图书只能服务于有自我提高需求的读者。

　　为了网络销售的健康，抵制乱价、盗版是必须的。现在大家活得难，因为出版社对于盗版和乱价无能为力。客观来说，盗版短期内是利于知识更广泛的传播的，但长期来说它会严重削弱文化创新动力。例如“大家小书”，我现在每一本从策划到推出都大概需要两年时间，但只要上市也就一两周网络就有人卖它的电子版，甚至打着文津的名号，这让编辑感觉很受伤。

　　中华读书报：“大家小书”系列已经走过了20多个春秋，品种也在不断增加。作为书系，会涉及持续营销、新品带动老品等问题。如何以出版社的系统之力，将一个书系长销化、经典化？

　　高立志：我策划“大家小书”的每一个品种，都会想三五年后大家还需要不需要它。我们的“忽悠”能力比较落后，营销也比较保守，并不同于一般图书上市不久销量就达到峰值，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得到一些专家学者、或者喜欢“大家小书”的博主自发的有效推荐后，会有更好的销量。

　　我一直认为，一套书系的长销化、经典化一定不能一本本地计较经济回报，而是要整体来看。我注意到那些长销化、经典化的品牌图书，往往都是有出版社的领导大量而具体地介入，例如“汉译名著”、例如“新编诸子集成”，包括“蓬莱阁丛书”等，都不是具体一个编辑甚至一个编辑部所能完成的，因为具体的编辑考核是根据具体图书销量的。所以我呼唤一种宽容和信任的氛围，这就是系统之力。“大家小书”能做起来，得益于我的领导，像已经退休的曲仲、安东，他们只是给我建议，不具体管我哪本书进哪本不进。如果没有稍微雍容的持续的投入，系列学术图书一定做不长。出版人文社科类图书，必须要有共识和定力，需要较为长远的眼光。

　　中华读书报：作为“大家小书”系列的总策划，你陪伴“大家小书”重启以来走过的15年，感受一套品牌图书的策划出版过程的欢乐与艰辛。如果回头看，你有什么话想对初入出版行业的年轻编辑说？你认为，编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高立志：我首先想对所有年轻编辑说，出版业虽然目前总体比较低落，但亟需人才，它依然是对书对文化葆有热情的年轻人值得做一辈子的事业。出版需要定力，需要青春的力量。编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参与优秀文化作品的创作与形态，发现新的文化青春的力量，为好的文化做好传播。

　　中华读书报：你认为，一家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作为文津出版社的总编辑，在你看来，文津出版社所追求的出版品格是什么？最后，出版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

　　高立志：一家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是它的品牌价值和编辑团队，培养一个优秀的策划编辑起码需要三五年时间。我赋予文津出版社的出版理念是“做有传承的书，做能传承的书”，文津社现在不大，规模还比较小，但这个理念就是我追求的出版品格。

　　出版业的价值，一是促生好的文化产品，包括从无到有的策划，包括参与到具体文化产品的形态塑造；二是保存好的文化产品，未来图书一定有更高的审美要求，更人性化的阅读方式，方便留存，像纸质书是经过历史检验的目前最为可靠的文化保存形式；三是传播好的文化产品，说白了就是发行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到作者的创意、知识和智慧，这样才能实现出版业的持久发展。文化是附丽性很强的行业，既需要引导性政策，也需要稳定的资金投入和智力投入。如果没有一定商业回报，出版业无法奢谈文化传承，因为每一个从业者都需要稍微体面地活着。人才是文化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