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对汉赋中古文奇字的批评
汉赋中大量古文奇字的运用，构成后人阅读的首要障碍，宋代以降学者对此多有讨论。这些批评与争议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学术背景下学者的文学观与价值取向。
一、士大夫不识古字之过
阅读汉赋，第一个障碍就是文字难懂。汉赋中使用大量的古文奇字，十分考验读者的学识和耐心。宋代孙觌在《切韵类例序》中讲述了自己少时阅读司马相如《上林赋》的经历：
余少时读司马相如《上林赋》，间遇古字，读之不通。始得颜师古音义，从老先生问焉，累数十日而后能一赋。于是喟然叹曰：儒者之学，自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无不学也，河图、洛书、山鑱、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之言，无不记也，相如奏赋夸苑囿之大，固无鬼冢神林万里海外荒怪诞幻不经之说，尚书给札，受一日之作，固无《二京》《三都》覃思十年雕琢肝肾之奇。赋奏，天子一见大说，固无金华露门诸儒进读摘句分章之助，而流传数百岁后。班孟坚删取其要，颜师古为之训解，学者读之往往不通，此六书、韵学之废，而士大夫不识古字之过也。
孙觌直接阅读《上林赋》原文，遇上古字，读不通。于是找到《汉书》颜师古注释的音义，但依旧不能完全读懂，还要向老先生请教。花费几十天的时间才能读完一篇赋。
据《史记》记载，《上林赋》“奏之天子，天子大悦”，天子以司马相如为郎。这说明汉武帝是读懂了《上林赋》。但问题是儒者读了那么多书，还苦于看不懂司马相如的赋，而汉武帝作为帝王，读书时间有限，却能迅速理解赋文，这让孙觌感到很疑惑，当时汉武帝身边也没用“金华露门诸儒进读摘句分章之助”，怎么就读懂了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疑惑的不只是孙觌一人。清代姚文燮在《通雅序》一文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司马长卿作赋，奇丽沈博，读者仓卒不知其意思所在。吾不知武帝诵之，何以飘飘有凌云意也？大抵汉去古未远，其发言藴藉之深，字句之奥，风尚以然，上至人主，下逮细民，皆习之以为迩谈。是故一闻即悟，所谓古人之俗语即雅言是也。后世风气浅薄，文字随之，方言里谚，渐染既久，习而便之。而于典谟载籍之文，少所见，多所怪，反视为古文奇字，非训诂不通。俗学日深，雅道日芜，可胜叹哉！
姚文燮认为，上古时期并没有俚语，上古所谓的“俚语”，其实都是雅正的语言。大概汉朝距离上古不算久远，当时人们的言辞蕴含深意、字句古奥，这是普遍的风尚习俗。上至君主，下到平民，都习惯了这种表达方式，将其当作日常言谈。因此一听就能领悟。姚文燮的观点虽然包含了对语言演变规律的深刻洞察，但由于时代和方法的局限，得出了片面的结论。从上古时期开始，随着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的出现，雅言与俚语就已经并存。汉武帝读赋，之所以能够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赋中一些字词含义在汉代属于常用义，不论这些字词是来自雅言或俚语。
时代不同，词汇在演变过程中，新义不断产生，很多旧义也逐渐被人所遗忘。汉赋中不少字词的含义，在后代就极少使用，这样也就导致后人难以读懂，即使并非冷僻的字词。至于生僻字词，远超一般人的阅读范围，自然就更不易读懂。
南宋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上记载，北宋晏殊尝进《牡丹诗表》云“布在密清之囿”，晏殊使用张衡《东京赋》中的“密清”二字，人多不懂为何义，盖用《东京赋》中语：“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九记载，宋孝宗时省试《人主之势重万钧赋》，第一联有用“洪钟”二字者，考官哂之，不懂这是《西京赋》中的词汇。幸亏洪迈学识渊博，知道考生所用“洪钟”二字，来自张衡的《西京赋》“洪钟万钧”。认为“此必该洽之士”，于是录取了这位考生。
释居简《跋大参楼攻媿论征侨帖》记载，南宋楼钥生于故家，接中朝文雅，博极群书，识古文奇字，还是不知“征侨”二字出处。浙江余姚龙泉寺唤仙阁，旧题有“征侨”二字，有人询问楼钥，回帖云“终未见二字所出”，岂未见相如、子云赋乎？
“密清”“洪钟”“征侨”，单个看都不是什么生僻字，但作为词汇使用，一般读者就不知为何义了，说明这几个词汇在宋代已经很少被使用，这也就大大增加了阅读汉赋的难度。
对于后人读不懂汉赋的原因，孙觌认为是“六书、韵学之废，而士大夫不识古字之过”，也就是说士大夫不懂小学，不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孙觌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宋人王楙认为汉武帝能读司马相如之赋，是懂古字之学，其《野客丛书》卷三曰：
仆怪司马相如赋，其间古字聱牙，殆不可读，而当时天子，一见大悦，则知当时君臣素明古字之学。后世士大夫读书作文，趣了目前，他不甚求解，所谓古字之学，漫不复传，往往以为不急之务，而不知有不识字之诮。
清代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曰：
汉文人无不识字，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扬雄作《训纂篇》是矣。隋、唐以来，即学者亦不甚识字，曹宪注《广雅》以“𩚳”为“饼”，颜师古注《汉书》以“汶”为“洨”是矣。
曹宪、颜师古都被批评“不甚识字”，可见“识字”的标准很高。若以洪亮吉的标准而论，恐怕汉武帝的“识字”水平很难说是“当时君臣素明古字之学”。
总之，孙觌、王楙、姚文燮诸位将后人读不懂汉赋归结为不懂小学，目的也就是倡导士大夫读书人重视小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促进语言文字的研究是有益的。但是，更多的读者，学习所谓古字之学，为的是有利于文章写作，而不是学术研究。明代邵经邦《艺苑玄机》曰：
如今人先不理会字学，不能有这许多连绵形容字样，所以出手都成俗笔。扬雄、左思何等字学，《三都》《两京》何等胸襟！李、杜、韩、柳集中亦有赋，便不足观。《文选》内《籍田》《雪》《月》等赋，将与汉赋比，亦各不同，何况今世以后乎！
邵经邦直接点出了学习文字学的好处，可以学会“许多连绵形容字样”，目的非常实用。清代章学诚《报谢文学》曰：
古人学问、文章出于一，后世多不能兼。《文选》扬、马诸赋，非通《尔雅》、善小学不能为之。后代辞章之家，多疏阔于经训。
章学诚说辞章家不通小学，意图也是让辞章家重新关注小学，回到古人学问、文章出于一的状态。在读者眼中十分苦恼的古文奇字，在作者眼中，却是值得学习模仿的榜样。清代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一曰：
奇字亦前人所常用，而于古体最宜，不知者诵以为怪。嗟夫！诗文固不必怪也。然班、马等赋，所以使人嵬眼澒耳者，政由时出奇字以衬复之。方今文章尚古，吾党之士，独不欲访子云之亭，而熏班、马之香欤？
田雯强调奇字有独特艺术魅力。田雯读书抉拾字句，有餖飣之目，癖好新异，老而愈怪。“嵬眼澒耳”四字就是来自唐代樊宗师以难读著称的《绛守居园池记》。田雯倡导大家在写作中学习司马迁、班固、扬雄等人的赋作，当然，主要是学习其中的古文奇字，以新人耳目。
二、世安用此
孙觌读司马相如赋，苦于古字难读，但并没有否定汉赋使用奇字，而是反思后世士大夫不通小学，目的在于倡导大家学习小学。稍晚于孙觌的黄震，同样是读司马相如的赋作，阅读反应却完全不一样。《黄氏日抄》卷四六曰：
读《史记》踰月，其文往往畅达，隔千岁如觌面，斯亦奇矣！至《相如传》《游猎赋》，殆不胜闷闷。盖文所以载理，安有不关义理而可以言文者哉？往岁尝过村学堂，见为之师者，授村童书，名《小杂字》，句必四字，皆器物名，而字多隐僻，义理无关，余窃鄙之。然本其所由作，特以识器物之名，于世尚为有用。今《游猎》所赋草木禽兽，句亦四字，排比积叠，皆世所希有，怪诞不切，世安用此？又不得与《小杂字》比也。世或珍异之，何哉？此传去手，复读他传，如脱荆棘而履康庄，欣快可知。然世之好赋者，乌知不笑余不识古文奇字。顾余之所言者，理尔，他非所知。
黄震读到《史记·司马相如传》中的《游猎赋》时，烦闷不堪。他认为，文章本是用来承载道理的，哪有不关乎义理却能称得上是好文章的呢？《游猎赋》中所铺陈描写的草木禽兽，也是四字一句，排比堆叠，写的都是世间罕见的事物，怪诞而不切实际，世人哪里用得上这些内容呢？它甚至还比不上《小杂字》。可世上竟有人珍视推崇它。黄震所看重的是文章承载的理，其他的东西并不在意。将《游猎赋》与乡村蒙学读物《小杂字》对比，是对汉赋“实用价值”与“义理价值”的双重否定。
古文奇字在黄震眼中，成了无用之物。这也代表了一种对汉赋奇字的认识。宋代戴侗批判从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到唐代韩愈的“用奇字”风气，认为这种做法脱离百姓、背离义理，导致文章晦涩无用。其《六书通释》曰：
司马相如、扬雄之徒，始务为奇字，辟名以夸辨博。自是以来，为文字者昧于义，短于理，而骛于辞华，苟务更名换字，以为新奇。故言天地者曰乾坤，曰堪舆，曰盖舆，曰穹壤；言日月者曰乌兔，曰羲娥，曰曜灵、望舒。凡事物之正名皆以常见厌，更为奇变，而不顾于理义，天下贸贸焉，日入于昏溃回遹，学者眩于知，妨于业，而迷于道。相如之赋，雄之《太玄》，退之《曹成王碑》，学者鲜能通其文辞。虽能通之，亦卒无所用。扬雄多识古文奇字，韩退之亦慕为之。六经，孔孟之书，未尝用奇字，而大道著焉。古之为文辞也，将以明民；今之为文辞也，覆以昏之。古之为文辞也，将以辨物；今之为文辞也，覆以眩之。
戴侗说，古人写文章，是为了让百姓明白事理；今人写文章，却用晦涩的文字使百姓糊涂。古人写文章，是为了清晰辨别事物；今人写文章，却用繁杂的辞藻使事物模糊。直接否定了古文奇字在写作中存在的价值。
元代祝尧说：
愚谓自楚《骚》已多用连绵字及双字，长卿赋用之尤多，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载酒从问焉。故赋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厥后《灵光》《江》《海》等赋，旁搜遍索，皆以用此等字为赋体，读者苦之。然赋之为古，亦观六义所发何如尔，若夫雾縠组丽、雕虫篆刻，以从事于侈靡之辞，而不本于情，其体固已非古，况乎专尚奇难之字以为古，吾恐其益趋于辞之末，而益远于辞之本也。
祝尧认为奇难之字只是辞赋写作的细枝末节、表面形式，重要的还是以情感、义理为根本，反对在写作中使用奇难字。
明代方孝孺《与郑叔度八首》曰：
而相如与雄复慕而效之，穷幽极远，搜辑艰深之字，积累以成句，其意不过数十言，而衍为浮漫瑰怪之辞，多至于数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与泽中之夫何异哉？
方孝孺从道的层面，彻底否定了司马相如与扬雄赋作的价值。“搜辑艰深之字”完全是负面的作用，无助于道理的发挥。清代理学家陆世仪说得更为直接：“《三都》《两京》是天地间第一种无用文字，即古人有用赋以讽谏者，终是讽一劝百，亦无所取。”这些基本都是站在理学的立场上所说的言论，虽然有些过激之处，完全否定了赋体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但同样深刻地指出了汉赋的一些弊病，如数千言的文章，“其意不过数十言”。
孙觌与黄震两人的阅读反应，可以说是古人阅读汉赋时，面对古文奇字的两种典型态度。以孙觌为代表的读者，认为今不如昔，后世读者学问浅薄，所以读不懂汉赋。面对困难，迎难而上，倡导士大夫读书人重新关注和学习小学。这对于提高士大夫的学问修养，提升文人的写作水平，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以黄震为代表的读者，主要是深受理学影响的群体。他们从义理层面对汉赋进行评估，认为汉赋不能发挥大道，没有实用价值。那么，在写作中还追求使用古文奇字，就更加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这种反思，也能促使作者与读者更加全面地认识汉赋，深化对于汉赋价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