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道于无形之风，立术于未名之雅

    ■胡文琪

    美国汉学泰斗顾立雅（H.G.Creel）所著、马腾和曾志才合译的《道家与中国治道》（What is Taoism?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25年9月出版了。该书收录了顾立雅在1954年至1968年间发表的八篇论文，是他研究“中国治道的起源与影响”的学术结晶。

    本书各篇主题貌离神合，关注焦点是“道家治术的起源与制度互动”。书中前四章《何为道家》《“大块”》《早期道家的两种面相》《“无为”的起源》集中阐述道家与治道的关系。具体而言，这四章一方面辨识哲学道家和道教的鸿沟，并揭示西方汉学背景下诸家对“道”的共识和分蘖，另一方面，始终奉循问题导向及传本考证的原则，揭橥道家“入世”与“出世”面相的学理价值，继而回溯“无为”概念与国家治理的因缘际会。顾立雅于该盛制内熔铸的“中国治道观”与“比较史路径”作为探骊先秦思想和制度的新型范式，在方法论上消弭汉学“以西释中”的观念，转化出跨语际、跨学科、跨文化的真知灼见。

    一、辨章西方道论，共享中外视野

    20世纪初，由于汉学界有关道家的识见与类型区分深受早期传教士与法国东方主义的传统影响，导致“Taoism”一词常含混了道家与道教，且尤以后者为纲。故而，本书首章便承担起“条分缕析”的工作：顾氏以长生信仰为两者互斥的焦点，擘画出“哲学道家”和“神仙道家”大相径庭的关系，力图纠正以马伯乐（Henri Maspero）为代表的欧洲汉学界依据宗教观念桎梏“Taoism”的误解，他主张“道家”及其思想不是超脱现实的宗教，而是一种能够体验“密契主义”或型构政治秩序的圆融体系。

    另外，顾氏在道家文本的集萃特质和汉学界如何翻译、理解“道”这两方面都展露出学贯中西的恢弘视野。其一，他在书中多次申言“道家著作是成于不同时代、不同人手的文集”。这与冯友兰、葛瑞汉（A.C. Graham）、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等学者不谋而合，体现了彼时国际汉学界对道家文献研究的普遍共识。其二，他于《“大块”》篇详细批驳众位汉学家对“道”的偏蔽之见（例如雷慕沙（Abel-Rémusat）、威利（Arthur Wal⁃ey）等人就视“道”为“逻各斯（logos）”或“上帝（God）”）。他说：“许多西方学者难以真正领悟道家观念。……只要审视这些翻译，就可以发现他们基本以仿同西方主流思想的方式去理解道家的宇宙观。”再者，凭借对孔子及儒家的精湛理解（参见《孔子与中国之道》，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顾氏亦能清晰辨明儒道两家之“道”论及“无为”思想的异同。更具创见的是，顾立雅经由对《庄子·大宗师》“大块”的体悟，将“道”从西方汉学界所谓遥不可及的“天堂”引向自然“土块”的现实世界，肯认中国哲学大道之“用”的本质，这为随后揭明道法两家的联动要义（不在商韩之法而在申子之术）垒筑了义理基础。

    二、别出机杼：方法与价值

    顾立雅在兼容中外视野后，其方法论自成一家，并浮现出三大特色：一是依凭文本精读和字词考证以溯源问题，二是利用比较研究和思想诠释以开放语境，三是提炼核心概念和治道脉络以回应现实。在第三章中，顾氏由《老》《庄》文本内的“矛盾观”入手，径直讲述道家在社会治理中还怀揣着“入世”野心，结合以往“密契体验才是道家全义”的定见，他最终阐发了道家的两种面相。第四章实乃本书枢轴，可谓首倡“无为”的行政逻辑这一思想史脉络。顾立雅以问题为导向，以字词为证据，以治理为背景，对“无为”这一关键术语进行历史梳理和经典比较的双重追索，并创造性地将之系诸申子的“术治”思想，竟至于开启历时二十年的申不害研究（参见《申不害：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政治哲学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这一诠释不仅挑战了早期汉学界将“无为”视作道家珍宝的思维定势，还通过检思这一概念与中国治道的复杂共构关系，勾绘出先秦儒、道、法三家互动的图景，使“无为”获得从修身哲学到统政范世的广博旨趣，进而铺设出一条谙晓“道家何以治天下”的学理通衢。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顾氏本作成型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面世之前，是故，以现时的确切材料而论，他对文献年代的部分判断实有局限。但若从理论价值的层面看，他所划分的“出世道家—入世道家—神仙道家”三大类型，仍是当下学者、同仁振裘道家思想史不可不审的参考坐标。综观《道家与中国治道》前四章，顾立雅的贡献不在于提出多少不刊之论，而在于他重新察觉道家思想体系的内部张力，并乘势提出一个至今仍有垂范意义的问题：如何在不以西方话语为“标准系”的前提下，击碎文化坚冰，实现文明对话？ 而其本人作为推动美国汉学走向独立、走向中国、走向学术的先驱，终将在中西文明互鉴与学术对话史上矗立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