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中国“士治”传统

    本报讯（记者 陈菁霞）商务印书馆推出历史学者罗志田最新力作《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作为一本考察中国近世思想巨变的通论性著作，该书以“士变”为轴，考察近代多个关键性的社会思想转折，展现了一幅连绵变幻的历史长卷。据悉，该书入选商务印书馆2025年度双十佳图书。日前，由商务印书馆与先知书店联合主办的“从‘士治’到‘士变’——罗志田《士变：近代中国的思想转折》新书发布会”在京举办。活动特邀《士变》作者、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永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李欣然进行深度对谈。

    谈到该书写作初衷，罗志田认为，传统中国是“四民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士治”一词最早由蒋梦麟在“五四”前后使用，其核心是“君有、士治、民享”，这一模式在宋代真正成型。他进一步阐释，传统的“士”多由科举体制产生，他们读经典，以天下为己任，核心是学习如何做人。而随着科举制废除，新教育系统培养的“知识人”与传统士人截然不同，培养目标从澄清天下变为传播知识，这正是“士变”的重要开端。

    刘永华认为，罗志田以“士变”为抓手，将“士”的角色变迁与“道”的演化相结合，清晰呈现了近代思想转折的脉络，我们也可以透过类似的视角去看其他文明的历史，如宗教改革之后的欧洲等，或许可以发现新的问题。

    “道”之变迁是该书的核心，罗志田谈到，传统中国是“道出于一”，“天道”思想体系指引着国家政治与民众行为。西潮冲击下，欧美带着完整的思想体系进入，形成“道出于二”，中国士人不得不面对学习西方以求生存的现实。而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在政治上分裂成两种模式，中国思想界进而呈现“道出于三”的格局，读书人面临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全新选择。

    针对书中提及的“道咸新学”，罗志田表示，这是19世纪中期中国学术的自我变革，核心是“务为前人所不为”，与西潮冲击后的新学截然不同。围绕《士变》中重点探讨的科举制废除的影响，罗志田强调这是“士变”的关键节点，它直接切断了“士”的来源，原来的读书人通过读经典做官的路径不复存在。科举废除不仅改变了官员选拔体系，还让“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逐渐淡化，新教育侧重知识传授而非“做人”培养，这一转变对社会影响深远。

    谈及近现代思想史持续升温的现象，罗志田表示，中国传统存在思想优先性的特点，读思想史能让人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国演变背后的逻辑。刘永华提到，思想史在西方曾不受重视，但在中国长盛不衰，这与传统“士”的关怀延续有关，普通民众也始终关注“天下”与“道”的问题。李欣然则指出，当下读者青睐思想史，核心是关注“有人的思想史”。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人的主体性问题愈发凸显，而思想史恰恰聚焦人的思想与选择，这与当代人的精神需求高度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