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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奇
杨斌教授又一本著作《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下简称《江南以南》）出版了。
为什么要说“又”呢？——近年来，长年旅居海外的杨斌教授突然在中文世界如火山喷发般出版了一系列重磅著作，并且几乎每一本出版后都呈“屠榜”态势。
我与杨斌教授不但是“严州府”的同乡，而且初中就读的还是同一学庠：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中学。今不揣浅陋，所读所思，虽无三复，亦有所得；草成一文，聊供覆瓮，“书评”之称，则吾岂敢！
柔远怀乡：跨国视野中的严州府
这是一部“微观、地区、国家和跨国视野下的地方史”。由此，该书也给予我和我的乡亲这类人，一个看待自己家乡历史完全不同的视角。
就“跨国视野”而言，书中的例子俯拾皆是。如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传播；南宋末年，籍贯严州的杨太后在崖山跳海溺亡后却在越南成为“南海圣娘”；元代与马可·波罗齐名的意大利来华旅行家鄂多立克游历至严州府所见之宋代铁索浮桥；清中叶琉球使臣与马戛尔尼使团在严州的意外邂逅等等，读者自当措意。
请以第八章《一条贡道：七里滩的波光帆影》为例略作申说。
七里滩者，又称七里泷或七里濑，是“钱塘江—富春江—桐君江—新安江”这段浙西水路上最璀璨的明珠，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所言“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的这段水路，特标“风烟俱净，天山共色”“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者，就包括七里滩。作者以一系列文学作品和史料记载为证，指出：该条水路自秦汉以来直到南宋定都临安之后，一直就是国家东南要道，“很自然的，海外诸国也顺着这条官路抵达临安，而后沿着大运河这条帝国的主动脉北上南京和北京”。因缘际会，明清的外籍和华人传教士同样与七里滩发生了奇妙的链接。
1680年，传教士柏应理奉派前往罗马，请求增派教士来华，他从江苏出发前往澳门，吴渔山就是此次澳门之行的五名中国信徒之一。作者通过一系列的逻辑链和证据链的串联，提出：吴渔山的澳门之行，是逆流而上走了钱塘江水路，并经过了七里泷的严子陵钓台。
这种历史考证看似琐屑而边缘，似乎不足以支撑历史的意义，但对于地方史而言，却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
七里滩作为位于如今的浙西山区江河支流上的一小段如何进入中西文化交流史？ 此次澳门之行的发起人是传教士柏应理，与吴渔山同行的这段经历，七里滩的山水之美，必然也会让柏应理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其返回罗马之后与人叙述中国见闻时，也许还能成为有趣的谈资也未可知。作者以吴渔山这一个案提醒我们：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参与者是这些频繁往返于欧洲和中国的传教士，同时也不乏中国信徒踏上欧洲之旅。他们当然带来了众多的欧洲科学和文明之果，但同样会将中国的风土人情和知识理论输入欧洲。此种中西文化交流，数百年来的点滴积累足以蔚为大观，形塑了西人对中国的想象。
重构原乡：关于地方的文化想象
今浙江省桐庐县、建德市、淳安县三地大致是古代严州府所辖区域范围。从现有史料来看，严州府似乎并没有出现过类似李白杜甫、鲁迅金庸这样国民度极高的历史文化名人，但其中也不乏由于种种原因与严州府产生不解之缘的外来者。所谓“两岸青山伍相庙，一帆白水子陵祠”（清·毛升芳：《桐庐晓发》），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伍子胥和严子陵。
在第二章《一尊神：未曾到来的伍子胥》中，作者细致地爬梳了宋代以降严州地方志中关于伍子胥的事迹，考辨的地名如胥岭、胥村、胥江、胥口、胥渡、胥庙等等，但作者笔锋一转，从历代史籍的记载还原伍子胥的出奔路线，最后得出结论：伍子胥没有到过乾潭，也没有到过建德。可是为什么严州府有内容如此丰富和形式各异的伍子胥文化记忆呢？ 作者认为：这是伍子胥崇祀习俗在吴越之地流传的结果，伍子胥不是严州的移民，而是严州的移神（移动的神灵）。
作者聚焦长江中下游地区，特别是北宋后期钱塘江一带关于崇祀潮神伍子胥的记载，分析指出：伍子胥信仰大致从苏州出发，南传到了建德北部乾潭地区就顿足不前了，甚至都未到达同属严州府的淳安县，钱塘江（新安江）对伍子胥信仰的传播似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作为水神的伍子胥崇拜为什么没有走水路传至严州府，又为什么以建德乾潭为终点？也许，这是作者特意留给历史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者一个有趣的话题。
而在第三章《一位隐士：从高洁到忠烈》中，作者极其细致地研究了严子陵从一名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高洁隐士到当地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严子陵钓台从一处单一的自然景观逐渐演变成一个地域文化IP这一漫长的过程。
作者梳理了从南朝谢灵运的《七里濑》一直到北宋中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等名篇，所关注者，即从东汉至宋明，人们对严子陵多强调其高洁、隐逸、清净，赞叹七里濑和钓台一带的美丽风光。对严子陵这一文化符号给予升华者是范仲淹，一篇后无来者的《严先生祠堂记》，完成了从“记严”到“思范”的文脉延展，成为地域文化史视域中“人（严子陵）以文而传，文使人（范仲淹）不朽”的经典案例。
不过，任何文化符号的含义都不是凝定封闭的。到了宋元易代之际的谢翱作《登西台恸哭记》，钓台的文化含义骤然大变。如果说严子陵只是一名不事王侯的隐士，其不与新政权合作还带有温和的意味，则钓台见证了谢翱把这种不合作上升到抵制和反抗，展现了爱国志士顽强不屈、慷慨悲壮的无畏气节。明清易代时期的屈大均将发端于谢翱的遗民话语推至顶峰。其《书西台石》于严子陵几无关注，而是浓墨重彩地恸谢翱之恸，并以谢翱自比。屈大均与谢翱都是粤人，宋元易代和明清易代的两位同乡，在严子陵钓台实现了古今两个伟大灵魂的完美契合。
笔者认为：地方史固然有空间的边界，但其文化想象是没有围栏的。对历史的重构，有时来自客观史实，有时来自知识记忆，但也可能来自文化想象。比如伍子胥。我们今天依然能看到衮集地方故事传说的乡土读物言之凿凿地称伍子胥确实到过建德，尽管这是史实的谬误、记忆的混淆，但却合乎文化想象。地方史似乎有一种豁免权，我们可以对基础史料正本清源，条分缕析，但鲜有对经由文化想象积累的某些地方性知识开展扫兴的“打假”。从这个意义上论，建德的伍子胥入境传说与水神信仰，严子陵的隐居行为及意义裂变，两者并无本质差异，都是地方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精神返乡：关于家乡的人事记忆
通读全书，最让我共情的是第十四章《一团乱麻：我的家族故事》，因为这显然已经跳脱了严肃的史学著作书写范畴，而更倾向于田野调查或口述史记录。
全章几乎都是琐屑的平凡人事却又逸趣横生。祖宅基地挖出刻有“杨遇春办”四字的青石石磨上半扇，杨家老屋那座带天井的徽派建筑，老屋西面那家老太太晚上喝了酒而鼾声屁声不绝，1978年拆老屋时家里掘地三尺，以及父家那头吃大户的故事、太奶奶钱秀珠的故事、从董湾黄姓人家过继到高家地杨家后来成为作者爷爷的故事；母家那头郭姓太外公的故事、汪姓外公的故事、汪氏六兄弟的故事；另外还有诸如吃食堂的故事、堂奶奶为寻找台湾丈夫不顾女儿反对坚持要写信并最终一家团聚的故事等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行文至此，笔者不免发思古之幽情。笔者祖籍淳安，出生于建德，从“严州府”的郡置而论，与作者杨斌教授份数同乡无疑。据笔者与父亲在野狐闲谈中了解到，古之淳安县置位于具有千年历史的贺城。长长的青石板路其实就是明代所修的官道，我的爷爷会挑着鸡毛换糖的货郎担从那里走过。高门深院的徽派建筑里居住着素朴的乡亲，贞节牌坊、孝义牌坊、旌表牌坊上的龙麟瑞兽触目皆是，小伙伴家中大人睡觉的床框雕刻的可能就是一出《西厢记》或《牡丹亭》。然而，上个世纪50年代，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成为国家“一五计划”重点工程。那些有形的记忆，如今都湮没在新安江水库（即今全国著名5A级景区千岛湖）底，前些年千岛湖的水下考古由央视10套做成专题纪录片，互联网上还能找到影像资料。
作者在《后记：何以家乡》中论及“遗忘”，似乎过于沉重了，通读全书，我认为那些被湮没的，在作者的笔下反而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彰明。书中那些看似饾饤的内容细节和穷举表单，何尝不是对湮没和遗忘的反抗呢？ 作者所追求的立言不朽，又何尝不是作为故乡的“严州府”之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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