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记忆的文学建构

    ■宋剑华

    毋庸置疑，“九一八”作为中华民族情感上的创伤记忆，早已融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当中，成为了他们永志不忘的心灵之痛，以及激励他们励精图治、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正是出于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意识，高翔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完成了《九一八国难文学研究》（下简称“《研究》”）这部学术专著，从“国难文学”这一全新的切入角度，全面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民族危亡时期的动员功能，并大大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空间领域，其学术价值和学术贡献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既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作者以其批判理性的学术思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读罢《研究》一书，我认为可圈可点的地方有很多，但在三个主要方面特别值得称道：

    首先，现代文学史观的创新思维。《研究》一书的主观意图，就是要彻底打破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的思维定势，将“国难”纳入到“启蒙”和“革命”的历史大格局中，去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我认为《研究》一书在这一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必将会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理由很简单，仅就“国难文学”而言，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就具有一种历史叙事的内在连贯性。只要我们深入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艾芜从《咆哮的许家屯》到《八百勇士》，萧军从《八月的乡村》到《第三代》，萧红从《生死场》到《呼兰河传》，李辉英从《最后一课》到《松花江上》，田汉从《乱钟》到《卢沟桥》，黑丁从《九月的沈阳》到《沁河岸上》，白朗从《沦陷前后》到《伊瓦鲁河畔》，端木蕻良从《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到《风陵渡》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在延续着“国难”与“抗战”这一创作主题。他们先是以“苦难叙事”去开启“国难文学”的悲剧美学，进而又发展到了以“反抗精神”去高扬民族意志的悲壮美学。因此，这种美学追求绝不是一种文学附加的外在因素，而是恰恰反映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历史特性。

    《研究》一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现象的深度分析，充分展示了高翔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学术功底与创新精神。学术功底主要体现为他们在资料发掘方面，那种甘坐冷板凳的“苦功夫”。说实话，我也研究过中国现代文学40年，写过许多书也发表过很多文章，然而《研究》一书中所提到的许多作家作品甚至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我却并不知道也没有看过。创新精神则集中体现为作者的宏大抱负，即建构一种大文学史观的理论设想。《研究》一书无疑想突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传统模式，力求回归到特定的历史语境，去揭示一种与历史相契合的事实真相，进而恢复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本来面貌。特别是在第二章“九一八国难文学研究的进路”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路，即将“九一八国难文学”的形象叙事，纳入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民族国家的意识演变中，将其视为国人对于民族灾难的生命体验与历史认知的一面镜子来展开讨论，并通过文学史、思想史与文本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去凸显“九一八国难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更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除此之外，《研究》一书还从“国难”和“审美”两个层面，对“东北作家群”进行了重新评价，从审美视角去分析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作者并没有按照鲁迅的评语把萧军的作品抬得太高，反倒是从思想深度与艺术水准，对端木蕻良的小说做了实事求是的公正论述。我个人对于这种学术理性精神，表示由衷地敬佩和认同。

    其次，超越意识形态的学术姿态。《研究》一书最令人佩服的一点，就是那种敢于冲破一切阻力去探寻学术真理的宏大气魄。目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瓶颈，就是源自于意识形态的思想束缚。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启蒙”与“革命”是不可动摇的主流话语，与之不相容的文学现象，即便是偶尔提到那么一星半点，多半也会遭遇批判和否定。比如像“国难文学”，原本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象征符号，它不分党派和政见，集中反映着中华民族的集体发声，但却因政治因素而被分解得支离破碎。“抗战”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民族意志，由此去推论，“国难文学”也应是超越意识形态的民族文学。正是从这样一种立场出发，《研究》一书把“国难文学”提升到了“民族文学”的认知高度，对于一切以表现抗战为己任的作家作品，都纳入了研究范畴并给予了积极评价，不能不说作者具有先见之明的学术眼光。实际上，不仅《研究》一书意识到了“民族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问题，许多有识之士也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比如，由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教授主编的《中国抗战新诗集文献汇编》（共30册），其中就收入了许多由国民党文人创作的抗战诗集，比如像唐绍华的《生之战争》，王平陵的《狮子吼》、罗家伦的《疾风》、魏冰心编选的《抗战诗歌选》等等，可见是英雄所见略同。

    再者，张恨水再评价的求实精神。张恨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地位，早已被打上“鸳鸯蝴蝶派”的深深烙印。换言之，在普遍认识里，他就是一位迎合小市民读者的通俗文学作家，其作品除了趣味性之外，思想价值并不高，根本就不可能进入到现代文学的“大家”之列。《研究》一书完全不认同此结论，从张恨水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创作表现出发，不仅充分肯定了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更是将其视为“国难文学”的“开拓者和创作重镇”，并深度挖掘了张恨水小说关注民族苦难、提振民族精神方面的思想价值。这无疑是一种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太平花》，便是创作于“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部“国难”小说，意在表现“外祸突然侵袭，大家感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辱”的民族情绪。如果我们将张恨水小说《太平花》与黄震遐的《大上海的毁灭》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它们二者都是在表现中华民族放弃成见、一致对外的爱国思想。张恨水不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创作了《太平花》《九月十八》《最后的敬礼》等“国难”小说，在全面抗战时期同样创作了《大江东去》《虎贲万岁》《鼓角之声》等抗日作品。所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向1000多人颁发过“抗战胜利”勋章，而张恨水之所以会名列其中，说穿了就是对他为抗战所做出的贡献的一种肯定。所以我认为，《研究》一书将张恨水视为“国难文学”的开拓者，并给予其实事求是的公正评价，这种敢于挑战传统思维定势的莫大勇气，为《研究》一书增色不少。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华民族也正在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研究》一书此时问世，无疑更具有一种纪念意义，还是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种看法：它不仅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发人深省的历史警示录。尤其是它将“九一八国难文学”与“勿忘国耻”联系起来，无疑会大大强化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振兴中华首先就要爱我中华，只有团结一心，中华民族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恐怕不仅是我个人对于《研究》一书的阅读观感，同时也是高翔先生和他的研究团队的初心所在。

    （作者为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