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日本的王勃

    ■樊昕

    作为“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其文集是死后不久，由他的兄弟收集编纂的，这在同为“四杰”之一的杨炯所写的《王子安集序》中有过记录，惜此集久佚，现今流传的均为明代重编本，均辑自如《文苑英华》等类书，清人蒋清翊曾详加注释有《王子安集注》，也远非文集旧貌。

    所幸在邻邦日本，还保存有唐风抄物，其中不乏《王勃集》残卷佚文这样“国宝级”的珍贵文献，大致可分为4类。1.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收序41篇，其中有20篇为中土佚文，最先为中国学者杨守敬所关注，先是得到了明治十七年（1884）博物局石印本《诗序》，将之简单介绍与摹刻（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17“古钞王子安文一卷”序）；罗振玉随后于1909年访日之际，得知正仓院本的存在，阅读过明治十三年印刷局刊行的足本。2.上野本：为明治时期上野理一丛兵库县富商吉田聆涛阁购入的家藏唐钞本，此唐钞本被摹刻入《聆涛阁帖》，系《王勃集》卷28的卷首部分，为墓志4篇，其中《陆录事墓志》被剪裁不见。3.富冈本：相当于《王勃集》的29卷、30卷，卷29是行状和祭文，最后的《祭高祖文》被剪下。原作为赤星铁马家茶室道具而拍卖的《橘逸势集一卷》，后被富冈铁斋之子谦藏高价拍得，现藏东京博物馆，故又称“东博本”。4.神田本：即东博本的欠缺部分《祭汉高祖文》，现存东京博物馆。此外，近年以来，仍有一些残篇断简不断面世，如2011年发现静冈县热海市MOA美术馆藏有古笔切《翰墨城》中一篇3行，被认为是上野本中佚失的《陆录事墓志》一部分（道坂昭广《论传橘逸势笔“诗序切”与上野本〈王勃集〉的关系》）。2018年，庆应义塾大学佐藤道生教授公布所藏《王勃集》残卷2叶各3行，认为是《陆录事墓志》的一部分（《关于日本汉学研究中的古笔切利用》）。西泠印社2019年秋季第十五周年拍卖会上，又出现了同为《陆录事墓志》部分的12行残卷）（道坂昭广《关于王勃〈陆录事墓志〉断简》）。

    日本学者借地利之便，率先对上述日藏《王勃集》从文献版本层面展开研究。如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对正仓院《诗序》上野本、富冈本的发现与介绍。日本学人对日藏《王勃集》的研究，均在传统文献学的基础之上，对原卷的文献面貌、钞写时代等进行学术判断，并由此扩展到文本的注释翻译等方面。近年以来，这方面成果最富者，当属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教授道坂昭广，他在继承中日学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日藏《王勃集》的各种零章片简不断推出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日藏王勃集汇校汇考》就是他历年研究基础之上的集大成者，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总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数端：

    第一，竭泽而渔，汇集所有日藏王勃作品。

    本书搜集到了流传到日本的所有王勃作品，包括正仓院藏《诗序》四十一篇，上野家所藏《王勃集》卷廿八，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卷廿九、卷卅，裁剪自卷廿九的《祭高祖文》，以及2011年到2019年发现的剪裁自卷廿八的《陆录事墓志》的一部分（四张二十一行）。可以说，这样的条件是中日前辈学者如蒋清翊、杨守敬、内藤湖南、罗振玉等难以具备的，反映了整理者在文献上的较高追求，这也是京都学派重视文献学风的表现。

    第二，精校录文，“以王勃注王勃”的独特方式。

    对于日藏《王勃集》的录文，虽然此前罗振玉曾对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中的佚文二十篇作了初步的录文，陈尚君《全唐文补编》也对正仓院的佚文、卷廿八、卷廿九、卷卅及《祭高祖文》作了录文，但也未能对文本进行校勘与考订。可见，中日学者主要是对上述《王勃集》文本进行初步的介绍与文字校录，但因条件所限，难惬人意，如罗振玉的校录，便招致内藤湖南“竟多讹夺，不似平生之精审”的批评。道坂昭广教授则首次将上述所有作品全部进行了录文，并对每一篇的语词进行了校勘与考证。具体来说，首先，将这些日藏作品与中国典籍进行对校，选择的范围从宋代的《文苑英华》（参考傅增湘《文苑英华校记》）、明张燮辑《王子安集》、清项家达辑《王子安集》、清蒋清翊《王子安集注》等，广列异文，可供研究者进一步研读与判断。其次，考证作品语词用典的出处。整理者并非停留在对语词意义的解释上，而是力求追溯这些语词的原始出处，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回到王勃的“创作现场”，了解他的阅读范围与文学接受，从注释成果来看，王勃的阅读量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前代经史子集的文献均有涉猎与应用。复次，为了更好地深入研究王勃个人的文学特色，整理者还采用了“以王勃注王勃”的考证方式，即若王勃的其他作品中存在类似对仗句，则将该句揭示出来，这就可以充分揭示出王勃在创作中的习惯表达手法。比如正仓院本《夏日喜沈大虞三等重相遇序》中的“既当此时，其可默已”一句，先指出“既当”语典出于《世说新语》谢安“既当远别”句，再举同本《王勃于越州永兴李明府送萧三还齐州序》“当此时也，尝谓连城无异乡之别”的类似用法，这样放到一起比对，就更有助于理解原句所要表达的意义和其潜在的文学渊源。又如卷廿八《陆录士墓志》残卷中的“杨子云之澹泊，未屑浮沈；赵元淑之才名，独劳州郡”一句，整理者检出王勃在《上绛州上官司马书》中也有“杨子云之澹泊，心窃慕之；嵇叔夜之逍遥，真其好也”这样相似度极高的表达。近些年，注重揭示作家创作时的“模块化书写”和“武器库”的研究进路愈益流行，道坂昭广的研究正与此贴合。此外，整理者还从文章学的角度，对王勃骈文语句的运用、对同时期及盛唐时期即王勃身后的作者有意识地模仿其作品的语句，也在本书的考证中予以揭示。综合起来看，如此考证方式，如整理者所说，就是“对王勃这位文学家在创作过程中的摸索、初唐时期其作品的接受和流通，及其文学对后来时期的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上，能提供新的视点”。

    第三，深度前言与图版。

    道坂昭广教授研究了一辈子的王勃，本书长达三万多字的前言和凡例，可以说是其研究的结晶。前言从日本的传存情况、《王勃集》的内容、卷廿八廿九的文学价值、正仓院本的特色及《诗序》的意义、各类王勃集的传入和被发现、断简的发现、日本王勃作品的影印多个方面，综合考察了日藏《王勃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前言和凡例几乎可以视作一部“日本王勃作品流传与发现简史”。整理者还将杨守敬、内藤湖南、罗振玉的几种序跋编作附录，以彰显中日学者对日藏王勃集的关注历史与研究递进。此外，通过整理者和出版社的努力，我们全部取得了日本正仓院事务所、上野家、东京国立博物馆、MOA美术馆等公私机构以及佐藤道生教授等私人所藏品的授权，将上述所有作品首次全部清晰彩色影印，单独成“图版”一册，作为本书的副产品。如此一来，读者在阅读文本的同时，也可以将图版与之一一对照。而这些流传到日本的王勃集作品，在具有重要文献价值之外，还因其较早的抄写年代——如正仓院藏《诗序》为公元698—707年之间书写的文本，而上野本、东博本则是在《王勃集》编纂之后5年以内的产物，是距离编纂时间很近的极早期的贵重文本——而兼具了珍贵的书法史、艺术史价值。

    本书出版之际，道坂昭广教授从其服务了近三十年的京都大学引退，本书恰可成祝贺他荣休的礼物，相信他还将会在“王勃之道”上继续跋涉下去。欣闻他历年研究王勃的论文也将集结出版，相信中国学界对此也会抱有热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