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发展史的壮丽画卷

    ■董恩林

    五卷本《百年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研究》（以下简称“《百年古籍》”），是迄今第一部阐述1911年以降百年间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历程的学术通史。该书的撰著和出版，有利于促进当前古籍整理事业的繁荣与古文献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一、纵横交织，系统总结百年历程

    从《百年古籍》的整体框架来看，第一卷至第三卷是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把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分为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分别阐述，每卷大致按历史线索和逻辑关系展开系统研究。这种纵向的梳理不仅清晰地展示了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脉络，也揭示了各个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演变规律。按照论从史出的原则，第四卷为总论卷，以百年发展的学术思想积累为史料，在归纳既往思想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概括的角度总结百年古籍整理的利弊得失与整理范式，探讨古文献学科基本的学理范畴，建构古籍整理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古文献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第五卷是两个书目，第一部是按经、史、子、集、类丛、少数民族古籍六部分类体系编制《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图书目录》，此为目前规模最大、涵盖最广的古籍整理图书目录。第二部是《百年中国古文献学著作目录》，著录百年间古文献学各类专著，这是第一部此类专著的特种目录。由此可知，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侧重于纵向的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发展历程的梳理，强调其“通”的一面，而第四卷和第五卷则从专题视角对百年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发展进行总结。

    从全书各卷的论说来看，其专通融和、纵横交织的撰写手法也十分明显。如第一卷在梳理民国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线索时，就更多地从专题角度总结古籍整理及古文献学发展的成就。第二卷和第三卷也设置了很多专题论述，如“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古籍整理方法的总结、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领域的杰出代表、古文献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港澳台的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等等。与此同时，前三卷还从方法论层面进行了总结，既有经验事实的描述，又有抽象概念的论述；既说明新方法如何使用，又说明其技术特点、运用范围和革新意义。作为“总论”的第四卷，除了从专题视角进行论述外，在该卷第一章和第二章则依据时序分别论述了20世纪以来古籍整理意义的认知和整理原则的发展。可谓“通”中有“专”、“专”中有“通”，呈现出纵横交织的历史画面。“通”有利于读者对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探索其发展规律，为后续研究者提供历史经验。“专”则有利于探究某一方面的成就与特点，深入领悟各整理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这种专通兼顾、纵横交织的编撰体例，可以更好地展现百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发展的多重面相。

    二、深入细致，具体阐述发展史实

    《百年古籍》不仅有结合时代和社会背景梳理各阶段发展特点的宏大叙事，更注重细致入微地阐述百年来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发展的基本事实。这些深入具体的内容体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重点评述各阶段古籍整理代表性成果的整理过程和学术价值。比如第一卷第二章中对程正德《论语集释》、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唐圭璋《全宋词》整理方法、整理价值的分析；第二卷对点校本《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过程、体例与方法、学术贡献的阐述；第三卷第三章对一批大型古籍整理工程的酝酿形成、内容规模、整理方法和特点、学术价值的总结归纳，都为学界深入认识各阶段古籍整理的发展水平提供了丰富材料和详细的史实。

    二是重视通过具体案例总结古籍整理出版的方式方法。在一至三卷中，有不少成功案例的梳理和阐释。比如，新式标点的发明和进步，《四部丛刊》的原版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配版描润，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凡例，古籍今译的意境与传神，古籍影印和缩微技术的发展，域外汉籍的再生回归，《大中华文库》的外译，特别是最前沿的古籍数字化、古籍多功能数据库建设、古籍整理人工智能化、古文献学的“e考据”等等。这些方法论的总结，既说明了新方法的具体内容，又阐论了技术特点和革新意义。

    三是对古文献学学科由传统的校雠学转化，到初建、形成、发展过程中一些标志性节点的记述。比如，第一卷中梁启超、郑鹤声兄弟对文献学体系的初构；第二卷中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建立过程和细节；第三卷对古文献学学科确立发展的详细论述，其中包括学位点的初步形成、扩充发展，各层次人才的培养数量，各高校古文献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和特点，以及教材编写的多种面向。这些细节和材料，使百年学科史的书写显得更为生动、具象、可依可信。

    四是第五卷两部书目详细记载了百年间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科发展的具体成果。各种整理形式、汉文字和少数民族文字的古籍整理图书汇为一目；古文献学科综合性和分支学科、边缘学科的专著也都悉数收录，这为展现百年发展成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也为当代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研究、教学提供了便于检索的信息。

    三、深化百年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理论建设

    重视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理论建设是本书的又一特色。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的理论不够重视，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的理论建设较为薄弱。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该书第四卷的上编，深入探讨20世纪以来古籍整理的重要意义、古籍整理原则的认知和发展，系统阐述百年来古籍整理致误原因及通例，初步确立各种形式古籍整理的学术标准，同时还就百年来古籍整理若干热点问题进行了辨析。第四卷的下编，首次系统探讨了古文献学与古籍整理的关系、古文献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学科性质和定位、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学科建设相关问题。与此同时，还深入分析了古文献学分支学科即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辨伪学、辑佚学的诸多热点和前沿问题，揭示各分支学科的发展方向。第四卷的结论则从历史意义、重要启示、面临挑战及发展前瞻等方面进行系统总结。由此可见，该书在进行理论建设时，不仅关注历史，而且关注现实和未来，具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

    四、发掘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研究成果

    少数民族文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和开发少数民族文献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有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黄润华《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管见》曾指出要加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提出要对少数民族古籍进行普查、编制联合目录、及时开展整理等措施。在此之前，虽然也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部分成果，但至今仍未全部完成；至于对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成果的论述和著录，则仍未有系统论著。《百年古籍》在这些方面增添了重要的内容。

    首先，《百年古籍》在前三卷较为详细介绍了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成就。如民国时期对藏文、蒙文等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情况，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策对少数民族文献整理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新时期科技进步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影响。在第四卷“总论”部分，则重点探讨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的现状、民族文献的界定、整理研究民族古籍的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还分析了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国内现存民族古籍数量仍需继续摸清、民族古籍有的流散国外、民族古籍整理人才奇缺等等，并提出了解决的建议。

    其次，该书第五卷的《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图书目录》还专设少数民族古籍部，著录了九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整理图书近两千种，这是第一次对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图书的系统著录。《百年古籍》对少数民族古籍图书整理成果的梳理总结，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传承发展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百年古籍》首次以学术史的形式，梳理百年来中国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科发展的历程，廓清主要史实，总结代表性人物和成果的学术贡献，展示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研究的辉煌成就。在学术史上解决了以往研究的一些“盲点”和“弱点”问题，如对民国时期古籍整理和古文献学的全面研究，对港澳台地区、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整理的系统阐述等等。该书首次尝试建构古籍整理基础理论的框架，深化了古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该书编制的《百年中国古籍整理图书目录》《百年中国古文献学著作目录》两部书目，不仅有助于学者和管理部门评估古籍整理与古文献学发展的成就，同时也方便广大读者的检索利用。《百年古籍》为推进古籍事业、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