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长度与宽度

    作为成年人，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死亡焦虑，尤其是年老以后。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死亡呢？ 如果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的人生幸福就无从谈起。我们先看看先哲如何谈论死亡。

    庄子在妻子死后鼓盆而歌给了我们很大的震动，尽管他的做法我们无法接受，但是他讲的道理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庄子的妻子死了，惠子去吊丧，看到庄子两脚张开、两膝微曲地坐着，敲着盆子唱歌。惠子说：“你和妻子一起生活，把孩子养大，现在老去身死，你不哭也就罢了，又敲着盆唱歌，难道不过分吗？”庄子说：“不是这样的。我妻子刚死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感慨呢？ 然而，我观察她起初没有生命，不仅没有生命，还没有形体。不仅没有形体，而且没有气息。在若有若无之间，变而成气，气变而成形体，形体变而成生命，现在又变而为死。这样生来死往的变化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运行。妻子已经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而我却又哭又叫。我认为这样是不通达于生命的道理，因此就停止哭泣了。”

    在庄子看来，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由“气”而生，又变为“气”，复归于自然。这种“气”是一种看不到的精微的物质，充盈于世界各处，无时无刻不在运转变化。既然人生也在自然之中循环，那就应该接受自然的安排。

    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战乱的影响和灾疫的流行，人口大量死亡，文人多关注人生的短暂、生命的无常，庄子的思想受到文人的关注。人们从追求生命的长度，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这些内容王瑶先生在《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等文中有过深入论述。东晋的陶渊明对死亡抱有一种达观的态度，《拟挽歌辞三首》其一说：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说，有生一定有死。人的遗体停留在棺木中，他的灵魂不知去了哪里？ 尽管子女和朋友陷入悲伤之中，不断哭泣，但是死者已经没有知觉，无法知晓。生前在意的光荣与屈辱也失去了意义。他觉得饮酒沉醉才是重要的。当然，陶渊明并未沉浸于饮酒中，他年轻时也有过建功立业的梦想，一生写下了一百余篇诗文，很多作品成为不朽之作。《拟挽歌辞三首》其三说：“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设想，送葬的人回家后，亲戚或许还停留在伤心之中，其他人只不过完成一次社交活动，也许已经去唱歌了。人死去就会回归自然，不必过于在意，更无须花费钱财厚葬。这种通达的思想来源于庄子，对我们具有很重要的启示。

    中国人不愿意谈论死亡。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讲过：“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虽然儒家也讲“杀身成仁”，但对于普通人而言死亡还是要尽量回避的。尽管庄子把死亡看作自然运行的现象，但是，这种观念只在少数文人那里得到认同。佛教的生死观也不同于儒家，基本分为两个层面：文人层面类似于庄子，索甲仁波切在《西藏生死书》中说：“佛教把生与死看成一体，死亡只是生命另一章的开始。死亡是反映生命整体意义的一面镜子。”民间层面是请僧人为亡者做法事，超度亡魂，可以获得心灵上的安慰，但是这一做法在进入现代社会后逐步消亡。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的回避死亡思想成为主流，直至今天。虽然这使中国人倾向于关注现实，及早摆脱怪力乱神的神秘主义，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弊端。除了缺乏宗教信仰，还有忌讳死亡。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死是一个很忌讳的词，我们都在尽力避免提及。平日里，大家一般不会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很多人都是大限已至时，才第一次认真思考死亡。忌讳死亡加深了临终的人对死亡的恐惧。因此，《西藏生死书》认为，我们是一个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他说：“我发现今日的人们被教育要否定死亡，认为死亡没有任何意义，不过是毁灭和失去一切。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不是否定死亡，就是活在死亡的恐惧中，连提到死亡都是一种忌讳，甚至相信一谈到死亡就会招来不幸。”

    美国华裔导演王子逸执导的《别告诉她》讲述的故事与应对死亡威胁有关，对于身患晚期肺癌的老人，是否告诉她实情呢？ 无论是定居日本的大儿子，还是以老人妹妹为代表的国内众多亲戚，都持否定的态度。二儿媳妇揭示了他们的理由：“患癌者，死之将至也。往往杀死他们的不是癌症，而是恐惧。”老人的外甥女玉萍的理由是：“告诉她就毁了她美好的心情。”这反映了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就是忌讳死亡，回避死亡话题。

    大人们以为把孩子和死亡隔离是一种保护，却不知道这种做法对孩子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人为什么要死亡？”“人死后会去哪里？”“为什么死掉的是他，而不是别人？”当孩子们忽闪着疑惑的眼睛，将这些叮当作响的问题摆在家长面前时，我们不是搪塞回避，就是胡乱作答：“他在睡觉”，“他去旅行了”，“他上天堂了”结果让孩子对死亡产生了深深的疑惑和恐惧。中国人“死亡教育”的重大缺失在电影《别告诉她》中也有表现。碧莉（Billi）的爷爷去世时，父母没有告诉她，不让她回国参加葬礼，理由是怕荒废学习。这种回避临终告别，特别是不让孩子参与临终告别产生的后果，就是孩子感觉身边的亲人突然就消失了。

    那么，中国人如何面对死去的亲人呢？ 孔子讲：“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去祭祀的时候是要当作死去的祖先依然存在的，至于不祭祀的时候就未必了。《别告诉她》里有一段描述在孙子婚礼举行前夕，老太太带着全家人去丈夫墓前祭祀的场景，她不断地提出期望，让死去的丈夫保佑活着的人，满足每个人不同的愿望，然后让大家给死者鞠躬表示敬意。这反映出中国人对待死者一种比较功利的态度。

    西方人有过对死亡的讨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写过《论死亡》，他首先批驳了对死亡的恐惧：“静观死亡，以之为罪孽底工资，通往另一世界的去路者，是虔诚而且合乎宗教的；但是恐惧死亡，以之为我们对自然应纳的贡献，则是愚弱的。”在此基础上，培根论述了很多胜过死亡的事情和美德，最后得出结论：“死与生同其自然”，他说：“所以一个坚定的，一心向善的心智是能免死底痛苦的。但是，尤要者，请你相信，最甜美的歌就是在一个人已经达到了某种有价值的目的和希望后所唱的‘如今请你让你底仆人离去’。死还有这一点：就是它打开名誉之门，熄灭妒忌之心。”培根最后讲的两点，第一点引用了《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第29节，是用宗教来化解死亡的恐惧，让人平静地离开世界。第二点则从理性的角度分析死亡的两个好处，一是避免了他人的嫉妒之心，二是通过立名可以超越死亡。最后一点与中国古代的思想暗合，《左传》提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孔子也曾讲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然而，这种观念能激励少数士人，但对于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人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现代社会提倡对儿童进行死亡教育，丹麦作家金·弗珀兹·艾克松著有《爷爷变成了幽灵》，讲述了小艾斯本的爷爷死后变成了幽灵，为了找回自己忘记做的事情，与小艾斯本经历了好几个奇怪的夜晚。艾斯本帮爷爷找寻的过程，就是爷爷在回忆他的一生。该书以平淡的语气表达浓浓的祖孙之情，儿童面临亲人死亡之时，不但感受不到死亡的可怕，反而从中找到了宣泄感情的出口。孩子在阅读过程中理解了人生的必经过程和人生的真谛：要正确面对亲人死亡，懂得珍惜每天拥有的快乐时光。这书不光适合小孩子，成人也能在其中得到自己的感悟。这些对于我们有借鉴意义。

    中国人对待死亡的观念也在逐步改变，目前中国多个城市存在的死亡体验，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反思自己生活的机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人生，找到适合自己面对生活的态度。上海聆心的死亡体验是一种心灵成长的活动，通过在死亡体验中的感悟，可以帮助聆心者看清自己的生活。在心灵导师的帮助下，找到自己切实可行的、可以改变自己的计划。通过这样一个反思自己生活的机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人生，找到适合自己的面对生活的态度。

    珍惜生命，感恩生命，是我们获取人生幸福的必然之路。路桂军先生著有《见证生命，见证爱》，他基于一名疼痛科医生对生命的认识和反思，提出了“四道人生——道爱、道谢、道歉、道别”，这应该成为每一位中国人、每一个中国家庭面对死亡的智慧。

    现代人需要吸收古今中外各方的智慧，反思生命的意义，很多文学艺术作品都能给予我们启示。

    日本影片《生之欲》讲述了一个人到了生命倒计时之时，去找寻生命意义的故事。死亡给了渡边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也给了他改变体制的决心，在四处奔波为公园建造寻求支持的过程中，他忍受着身体的病痛和同僚的冷漠，甚至还要面对因为看上了同一块土地而威胁他的黑社会。渡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过得充实而快乐，从生命的质量而言甚至超过了他之前几十年的死气沉沉的日子。因为他不再过那种无聊的盖图章的生活，他创造了生命的意义，实现了人生的价值，他把那块脏乱差的土地改造成一个公园，人们可以在其中快乐地游玩。

    在《生之欲》里，渡边荡着秋千唱起一首情歌，漫天雪花里，他像孩子一般开心。

    生命多短促，少女快谈恋爱吧。趁红唇还没褪色前，趁热情还没变冷，

    谁都不知明天事，谁都不知明天事；

    生命多短促，少女快谈恋爱吧，趁黑发还没褪色前，趁爱情火焰还没熄灭，

    今天一去不复来，今天一去不复来。

    这里面既有珍惜时光、及时行乐的意思，也带着对生命的无限眷恋。

    （本文摘自《传统文化与人生幸福》，张建伟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24年2月第一版，定价：4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