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逢时又青春　含英咀华更宜人

    ■宋安群

    《诗经》，又称《诗三百》《三百》《诗》，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歌唱诗选集。内收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距今大约两千五百年前的作品。按照音乐体裁和实用功能，分编为《风》《雅》《颂》三类，总共311篇，其中《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笙诗（只有篇名无歌词）6篇。它们原先都是声诗，彼时每首都配有能唱的乐谱。所配乐谱在汉代肇始已全都失传，传留后世的只有文字形态的歌词唱诗。

    《风》，也叫《国风》《十五国风》，主要是在村落、宗族家庙、神社、山林水泽等处招神、祭祀活动以及民间聚会诵唱的底层土风歌诗。《雅》主要是周王、诸侯、贵族文人的宗庙、神社祭祀神祇、祖灵礼仪中巫师领颂之宴飨歌舞唱诗。《颂》主要是周王宫廷、宗庙告于神明、祈愿福祉行天子大礼祭神的歌舞唱颂诗篇。

    挑选《诗经》精华，以适中的篇幅普及推介，首选其《风》，应该说是最佳选择。因为“最有文学价值的是《国风》……《风》的价值高于《雅》，《雅》高于《颂》”（郭沫若）。美国编纂出版的《大美百科全书》也称“《风》保存了许多农民和工人的口头创作，且往往有集体创作的迹象，是整部《诗经》的精华”。最具青春气质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风》，最能与当今青年读者愉悦亲和的古代民间文学作品还是《风》。

    《雅》《颂》重在炫示作为王家、贵族礼乐表演形式自身的社会地位，同时兼具参与侍奉大祭、构建政治话语的双重属性。《风》则作为底层民间唱诗，主要具备家族、宗族世俗祭祀娱乐表演文本的属性。《风》甚少受统治阶级意志的干预，也少见官方制式、冗余语言的侵染；彼时尚无诸子杂说纷纭籍籍，没有儒佛道桎梏掣肘，还没产生与现实社会形成倒影对应的神仙谱系；它不媚权，不载道，不帮闲，不虚饰，不宗理路，不落言筌，游离于历史宏大叙事和权力管控之外，民众就是自己诗歌领域自主的统治者。它至简、至朴、至拙、至纯到只“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经》）。

    如果试图从《风》中挖掘史籍、理学的需求做“即诗证史”“即诗证道”的确认，至多只能找到一些草蛇灰线。但是，如果欲感知当年的民生民风民情，却是丰富厚实，形貌灵动。彼时留存的记忆，人类典型情感都有所体现，由此可以触摸到《风》中的人们遵循伦理道德、至诚向善的血脉温度、积极用世的搏动心跳，感受古时紧接底层生活的地气和充溢生命活力的元精，是体现普通民众灵与肉的生命彩绘。

    《风》诗顺从天命天道天理天意，视自己内心良知的自然本性为理性，于民间立场俯身土俗文化绿洲，造就体现自己旨趣的祭祀唱诗乐土，奠定民歌-民间文化从此与官方文化并存的基壤。自诞生始它就具有长寿基因，从未在中国历史中退场，作为文化记忆和民族身份认同标识，踵事增华煌然穿越时空入今。它是自由灵魂创制的自主唱诗，与当代文明提倡的价值观融洽对接，以“冻龄”的青春、依旧的朝气、仍然的新颖、犹自的率真，睥睨一切反文明、逆人性、悖人情、违真心的文艺。它如一炬燃着，纵万火引之，千百年来，却炬火如故，光焰永不熄灭，当然地成了中华民族和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诗经》文本，有说经过孔子编选、编排，或删汰、修改和配曲。另有考据说，将《诗经》形成过程系名于孔子的介入，是经学家的攀附指派，误导的史实。此考据给出的实证是，“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孔子是公元前551年生的，而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篇次悉与今同……其时孔子年甫八岁”（清 方玉润）。也就是说，孔子虚龄八岁之时，《诗经》早已成了三百篇之定型在鲁国演唱了。

    日本学者家井真近年对于我国彝器、钟鼎铭文、上古文字和韵文研究，一定程度体现当前国外《诗经》研究的学术前沿水平，他认为“《国风》诸篇基本上是各国的各种降神仪礼诗”。一旦据家井真的观点搬演《风》诗演绎方式，唱诗动机和原著真义大多变得豁然开朗。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巫者（灵媒）引领的。在祭祀之中，营造亦幻亦真的异境，建构与祖神沟通互动的机制，导引人们心灵自由袒露和情绪宣泄。人们沉浸于演颂、献辞、音乐、舞蹈、文学诸种娱悦游艺方式的通感刺激，展开人与神之间虚拟的交互性对话。

    后人对祖神亲切如对活着的长辈，既敬畏又亲昵，既拘谨又撒欢。歌诗内容往往率真朴实，讨喜逗乐，放诞掺入肃穆，情色借壳端庄。灵感一飞扬起来，歌抒情、诗言志，庄重便夹杂谐谑，神圣性融入凡俗性，催发、生成了一首首口头创编的抒情或叙事歌诗，演唱者不啻都是诗人。如是起源语境造就了《风》诗，也开了我国民间群体共同口头创制表演性歌诗的先河。

    同样体现国外《诗经》研究学术前沿水平的，是德籍美国学者柯马丁对我国竹简、木牍、帛书和纸质典籍的研究，包括对近年考古发掘文本的观察，他发现《诗经》在版本唯一化之前，存在文本间相互渗透互文变异的现象，形成了关联的“语料模块”构成的“文本素材库”。柯马丁揭示的《诗经》文本文化现象，正揭示了《风》的生成符合民间文学创作的规律。我们完全可以遐想，彼时在频密祭祀仪式上表演散作的歌诗精华，是集体创制的运思、主题、题材、唱词的“语料模块”，具有很强的可配置性，经选编、整合，成了多种“复合文本”式的诗篇。这些文本实体，名义是平行的、互相独立自洽的，其实，单独篇章、篇目数量、构成顺序等方面又是互涉的，都不同程度共享有“文本素材库”里的“语料模块”元素。

    这些同题的不同文本经历了演变和繁衍，分别从口耳相传转化成文字，转化成篆书或隶书，转化在竹简、木牍、绢帛的载体上，开始以文字抄本的形态流传。但是，欲考察《诗经》诸多流变文本的时间谱系，欲确定谁是发源始祖母本，谁是沿袭拟作，谁是增删重构，谁是原本、副本、抄本，以及欲推导谁是各篇章的原创作者，谁是《诗三百》首次集大成合成文本的编选人，如今已经无异奢望吹影镂尘、炊沙作饭。

    在特定的历史、意识形态、主流阐释意图和文字、音韵实用语境里，官署与词臣共谋，最终选定了写本的《毛诗》（盛行东汉的鲁国毛亨、赵国毛苌所传的版本）来统摄各种驳杂的“复合文本”，以此作为《诗经》“定本”。原先共时性并存的几可与《毛诗》平分秋色的多元写本，便在历时性淘洗过程中渐次被废置、消抹、湮灭。

    最为侥幸的是，先秦之《诗经》，秦时“焚书”不在禁毁之列。汉时定本之《诗经》，难免经由再次甄选、修改，但是，其《风》毕竟最终得呈独异的风貌和品性，以自己的民间立场、创制旨趣、诗性特质，与《雅》《颂》大相径庭。从此，它披着如是汉代衣冠特立独行，秉持昔日周时民间赋予的素朴风仪、群体精诚、刚健气质、青春神韵、诗性境界，凌空独亮，明示自己不入孔孟、经学之彀，截然与其后的骚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等时代文人化、个人化、应制化、纪史化的文学向度不同，品格不同。尽管每首精短涓细，一旦汇流成《风》，整体却呈“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荀子）之气象，堪称空前绝后的奇观，再难奢望还能有这般精神自由的群体口头文学作品选集重生。

    《风》诸多篇章句子和词语呈现着涵义的不确定性，在表体文字后面蕴含着宽广深叠的解读空间。《风》毕竟是诗，“诗者，吟咏性情也……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读解的进路惟应还是归于诗歌去行远自迩。

    胡适说，“这一部《诗经》已经被前人闹得乌烟瘴气，莫名其妙了。诗是人的性情的自然表现，心有所感，要怎样写就怎样写，所谓‘诗言志’是也。《诗经·国风》多是男女感情的描写，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

    拙作取名为《天魅地香——〈诗经·风〉与新民歌的古今交响》（漓江出版社2024年6月），倒不是以出版年月新近来示好，而是确实有摆脱经学家的桎梏，回溯《风》的不老生机，亲和年轻读者的念想。读《诗经·风》，固然是读其诗，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读其人，那彼时制作它的，以及享用它的时人。它那历久弥新的感情抒发，保留着时人热血的温度，足以感应到“《风》中之人”的青春神采。今日的研读，如果不能揭示《风》昔日的鲜活、鲜灵、鲜亮，如果没有体察入微的见识，只是低层次重复把玩其古旧，那是太没劲了。恃青春青涩、青春梦多、青春无忌似的勇气，将一股活性冲动注入新译和新说，在理念气质的体现与内容器质的营构方面，追求构建自己的传述个性，再现原著禀赋的古老而朝气蓬勃的青春气质，才是本书题中应有之义。笔者在前人砌垫的基座上，试图再度思考《风》的创制语境、演绎秩序、生成方式、文本结构、内容解读、精义阐释、诗情所在，尽力拓宽对《风》的观察视野，寻找更多元、更宽容的释读可能性，复原其可与当代思维共鸣、共振、连通、吻合的情绪。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研究、诠释《诗经》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先哲们始行于学术荒漠，拔钉抽楔，疏通路径，洞幽发微，渐次破解上古艰涩文字的阻障。许多学者循本从始，让《诗经》的当代汉语翻译一路生花……尽管如此，前人都谦称自己的著述和翻译距离至是至当尚远，叹息尚有许多未来得及曲尽酣畅之处。这正体现了这部伟大经典魅力无穷，含蕴宏富，难以穷尽真义，仍然存在大有可为的有待填补的空间。

    古《风》逢时又青春，含英咀华更宜人。“君诗如民谣，能共天公语”（宋 苏泂），一首首《风》诗，如同霁日高天云中飘浮的雨丝风片，泛着七彩光艳，飘传袅袅天籁；笔者的新译新说，试图跨越时空去追接那瑰丽的风片雨丝，近切折射那光艳七彩，回响那天籁袅袅。很期望牵手读者去会见那些永远不老的云上“《风》中之人”，达至“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秦观）的境界。

    （作者系漓江出版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