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语研究血脉延续的珍贵结晶

    复旦大学游汝杰、盛益民两位教授主编的《近代稀见吴语文献集成》（第一辑，全四册）（以下简称《集成》），2023年11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为复旦大学陶寰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吴语语料库建设和 吴语 比较研究”（项 目 号：20&ZD301）的阶段性成果，同时获得“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

    西方对汉语的记录起初并非出于研究目的，而是源于天主教或基督教传教布道的需求。陈望道（1939/2009）把这种需求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为自学汉语；第二阶段是为在地教会传道给不识字之人；第三阶段是为普及教育。为此，各国传教士主要进行了三类创作：《圣经》译本（包括文言译本、浅文言译本、官话译本、土白译本、国语译本5类）、方言词典和方言课本、通俗读物（游汝杰，2021）。但不管目的如何，这些文献客观上记录了当时方言的面貌，为我们了解19世纪中叶以来特定方言的演变提供了依据。

    《集成》总计收录15种文献，为保持原书原貌，不致缺漏或转写、排印错误，故以影印原著的形式呈现，每种文献同时配一篇编者所撰导读。这15种文献皆为西洋传教士编著，绝大部分在国内是首次刊印。本辑前两册收录课本，后两册收录通俗读物，不收方言《圣经》及词典。其中包括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秦右（Benjamin Jenkins）以汉字、罗马字、高第丕符号记录的《上海土白功课》；1853年丁韪良（W.A.P. Martin）以罗马字记录的《地球图》；1858年应思理（Elias B. Inslee）以罗马字、五线谱记录的《圣山谐歌》等。从文献内容看，大致属于陈望道所说的第二、三两个阶段的需求。

    《集成》付梓，对吴语研究有重大意义。

    第一，呈现近代吴语重要的语音资料。就记录系统而言，传教士最大的创新是使用罗马字母转写汉字，这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当地方言语音系统的面貌。这种罗马字注音汉字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最为著名的是利玛窦（1552—1610）《西字奇迹》（1605） 与 金 尼 阁 （Nicolas Trigault，1577—1628）《西儒耳目资》（1625）中对早期官话语音的记载。罗常培（1930）盛赞传教士的这种转写“使向来被人看成繁难的‘反切’，变成简易的东西；使现在对于当时的普通音，仍可推知大概；给中国音韵学研究开出一条新路”。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因而在汉语史研究中“考古”（指考察音类分合）往往易于“审音”（指分析具体音值），传教士以罗马字拼音为基础的注音系统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审音记录。虽然这些材料的质量可能有所参差，但对我们了解近代吴语的语音系统及音值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第二，使细颗粒度的历时演变研究成为可能。通过这些传教士方言文献，学者可就吴语语音、词汇、句法、拼写系统等方面开展细颗粒度的研究，最终推动汉语方言史研究。在这些领域，前贤已取得了不少成果，具体可参考林素娥（2021）的综述。《集成》所收文献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启示。如“咖啡”一词在《上海土白功课》和《松江话练习课本》中都记为“加非”kafí，前一音节声母不送气，送气声母则要到19世纪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所编的《官话类编》（1892）中才出现，汉字写为“哈啡”（田野村忠温，2020）。这种音译词音位交替所反映的源语言及方言间的变异现象值得关注。许多句法现象也值得关注，如《方言备终录》中是非问句只有“V+neg.”一种形式；连词“咾”高频出现；“拉”（今主要用法相当于普通话“在”）的用法相当丰富。今上海市区方言脱胎于松江方言（陈忠敏，1992），这些记录都为我们观察这一演变提供了宝贵材料。

    第三，透视晚清思想与社会的多棱镜。胡适（1926/1990）在顾颉刚1926年整理出版的《吴歌甲集》序言中说：“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 吴语 ），第 三 是广州 话（ 粤语）。……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思维南蛮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但周振鹤、游汝杰（1986）已指出，明清两代的吴语写作大多集中在小说戏曲的对白和说唱部分，纯粹使用方言写作并不多见。中国文人在写对白时尚可调用口语资源，但自接受教育始即浸淫于文言或官话书写，用方言进行叙述就显得与“通语”体系有所扞格（姚达兑，2013）。传教士吴语文献恰与此不同，诸如《方言备终录》《地理志问答》这类旨在为广大民众普及宗教知识与世界常识的作品，反而成了完全以方言口语叙事的先河。除了传教内容，我们也能从这些作品中看到当时社会的生态。如《上海土白功课》中反复出现的中国地方是：苏州人、宁北人（宁波人）、广东人、福建人、山东人；外国地名是：咈囒西（法国）、英咭利（英国）、花旗国（美国）。又如第26日功课中讲帽子不是本地人做的，而是去苏州买的；讲宁波人擅长做生意。这些论述都从侧面体现了当时上海社会外来人群的主要构成与重要性，也与今上海方言的形成息息相关。

    第四，体现吴语研究的脉络与赓续。1928年赵元任发表《现代吴语的研究》后，现代吴语研究蓬勃发展。复旦大学是重镇。在老一辈学者许宝华教授和汤珍珠教授的带领下，复旦大学于1981年创建吴语研究室，1982年开始每两年组织召开“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同时坚持出版《吴语研究》，目前已至第10辑。这些举措培养了一大批吴语研究人才，使得吴语研究薪火相传。盛益民教授在《集成》后记中说：“游老师是传教士汉语方言著作研究的先行者和领军人，虽然我入职复旦大学的时候游老师已经荣休，但游老师一直对我关爱有加，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历史文献悉数馈赠与我，并不断鼓励我好好研究这批资料。正是在游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之下，我到复旦大学之后开始关于吴语的历史文献，从而大大扩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复旦大学培养的学者——钱乃荣、石汝杰、陈忠敏、胡方、林素娥、郑伟、姜恩枝、袁丹等均根据传教士的记录，讨论过近代吴语的面貌以及180年来吴语的变化。吴语研究的传统与脉络正是通过这种润物无声的方式继承与赓续下去的，我们都是受益者。

    《集成》皇皇巨制，以其丰富的材料为吴语研究者贡献了一份难得的学术宝藏。它不仅是吴语百年发展的历史见证，更是吴语研究血脉延续的珍贵结晶。我们怀着无尽期待盼望着第二辑的到来，希望之后有对文献中较晦涩词语的注释或说明，冀望吴语研究迎来新的高峰。继往开来，弦歌不辍，我辈学人当仁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