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科举第一榜

    ■裴高才

    说到高考，想起科考。提到科考，不得不提“千年科举第一榜”。大宋嘉祐二年的进士科考试中，考官有欧阳修、梅尧臣，考生有曾巩、苏轼、程颢、章衡等人物。如此众多的杰出人才荟萃一堂，其质量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其他科举年份。

    一

    宋代的科举考试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后称乡试、会试与殿试）。嘉祐二年（1057）春，程颢与苏轼等新科举人在京城开封参加相当于今日之高考的全国统考——省试。

    “但喜真才得，宁虞横议攻。欲知儒学盛，首善本三雍。”在北宋皇祐元年到至和二年间（1049－1055），华而不实、艰涩险怪的“太学体”文风盛行，严重影响到北宋的学风与政风。经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力谏，朝廷首先在嘉祐元年（1056）国子监解试中，将太学考生的中举解额减半，生不逢时的程颐因此在解试中落第。

    嘉祐二年大年初六，欧阳修受命贡举主考官后，于次日率王珪与梅尧臣等考官，一同住进考场“锁院”，与外界隔绝。他们在里面出题、引试、糊名、誊录、阅卷与确定录取名次等，直到一两个月后放榜方解禁。此间，他运用“高考”指挥棒推行文道并重的文风改革，褒扬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文风，排抑哗众取宠的“太学体”，以“古文”取士，让宋代文坛耳目一新。有欧阳修的《礼部贡院阅进士试》为证。诗云：

    紫殿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乡里献贤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自惭衰病心神耗，赖有群公识鉴精。

    二

    “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笔者在撰述《二程夫子》期间，通过考订嘉祐二年“千年科举第一榜”进士程颢的行状发现，他十岁就在黄陂写下的这一名句，展现其诗心爽爽风骨，他“高考”考卷阐发的义理，即是他创立“天理”学说的前缘。

    “人情莫不乐利，圣政为能使民：以佚道而敦敕，俾当时之服循。教本于农，虽极勤劳之事，功收于后，自无怨讟之因。”程颢“高考”的第一场试题为吟咏诗赋《南庙试佚道使民赋——民得终佚，劳固无怨》。因为他是州官子弟，按照回避制度他在“别头试”的“南庙”考场应试。这里的“佚道”即“王道”，他联想到《孟子》的名句“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及欧阳修《醉翁亭记》的行文风格。于是，他发挥自己善于阐发义理的特长，从“圣政”（即“仁政”）与民情的关系，着重论述为什么行仁政老百姓高兴的问题，拟就了一篇言简意赅又讲究押韵的赋文，而不是采用无病呻吟、词藻堆砌的“太学体”，或单纯歌颂当朝仁政的俗套写法。

    文章开篇，他根据自己在黄州黄陂十五年的感同身受，阐发其对“民得终佚，劳固无怨”的洞见，指出普通民众的真实性情是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施行圣政，首要的是从民情出发，让百姓能够得到实惠。

    “厥惟生民，各有常职……惟王谨以政令，驱之稼穑。且为生之本、宜教使以良勤，则从上也轻，盖丰余之自得。”接着，他罗列了百姓劳而无获与劳而有利的正反两种情况，强调只要把社会上的闲散劳动力有效地组织起来不误农时，百姓就能丰衣足食，民富国强。

    末了，他阐发善于治国者大都以农为本，即善于引导百姓顺应农时，不劳民伤财，进而让百姓过上安逸舒适的生活。正所谓：“大抵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顺民而不劳；道皆出于优佚，令无勤于绎骚。”

    由于程颢对《孟子》仁政思想已经融会贯通，围绕着民、劳、勤、利、善、治，环环相扣，层层剥脱，阐发怎样施行圣政才能赢得民心的因果，结尾又用“是皆俾民有乐佚之道焉，虽劳何怨”，前后呼应，全文不到500字，句式工整，押韵合理，逻辑严密，论之成理，令人信服。

    面对第二场考《九叙惟歌论》，程颢从《尚书》的“九叙惟歌”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名句，讴歌大禹治水的“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的德政，阐发“天顺”与“民乐”的关系。这也是他后来从政秉持“民本”理念，常将“视民如伤”作为自己治县座右铭的前缘。他写道：“民受天地之中而生者也，水火金木土谷，民所赖而生者也；树之君，使修举其所赖而养之者也。修之有道，行之有节，上焉天顺之，下焉民乐之，正德焉，利用焉，厚生焉，此其所以秉统持正而制天下之命者也。”

    接着，他引经据典，阐发治国良

    法“圣人之道”与“九功”的内涵，进而回答为什么要歌颂“圣人之道”，结语是：教之以德，节之以政。

    作为材料作文，第三场的《试策五道》，要求考生以问答的形式，就时务问题向朝廷献策。第一道题考的是《礼记》之“养老之礼”，包括所养对象、地点、着装与享受的礼仪等。问：“《礼》曰：凡养老，五帝宪，三王有乞言。厚人伦之义也。是以鳏寡孤独皆有养。……今将考古养老之礼而行之……”

    程颢答道，当下应该效法“纯王之政”，即仁政，建立健全社会养老制度，使老有所养，儿童有学可上。“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化行于禆海之外，何修何饰而致哉？ 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尔。……使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所，此纯王之政也。”

    策论第二道题考的是《春秋》，问：唐人陆淳师从啖助、赵匡学习《春秋》，又列举其“新春秋学”的得失。程颢援引孔孟名言，阐发其“攘异端，开正途，功亦大矣”“要其归，以圣人之道公，不以己得他见而立异，故其所造也远，而所得也深”等要点。他答道：《春秋》何为而作哉？ 其王道之不行乎？ 孟子有言曰：“春秋，天子之事”是也。

    第三至第五道题是应用题。首先，问政治国理念，要求考生为当朝的官府机构体制改革提出对策。“窃观治天下之道，如构室焉。”程颢答道，治天下就像盖房子，大的架构需要栋梁，还需要檩条和椽子做辅助。朝廷机构的设置亦然，三公、诸侯、郡府设置官吏才能执行政事。当今郡县官府机构健全，但事关国土安全的边疆重镇，反倒机构设置简单。针对大小、轻重颠倒，他着重提出了对于政府机构有必要进行改革的主张。

    其次，直接问政国家经济问题，就开支大、收入小、农业不景气等问题提出对策。程颢通过援引《晋纪》之“夫天下，大器也；群生，重畜也”名句，重点阐发了“群生重畜”、兴利除弊的经世济时之策；同时提出了兴水利、广屯田、设义仓、恢复府兵制等可操作性对策：“夫水利之兴，屯田之制，府兵之复，义仓之设，皆济时之大利。”

    再次，问政治国效率：圣人、善人、王者为什么治国效率各不相同？ 他从容对答：圣人治国从不得过且过，必然会立竿见影，三年大见成效；善人治国之所以百年见效，是因为尚未掌握圣人之道，故效率不高；王者掌握了圣人之道，但教化百姓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他们治国比圣人慢，但比善人快。他还援引《孟子》佐证圣人治国与王道仁政。

    总之，程颢以儒家经典为据，联系北宋现实，直抒胸臆，颇有见地。他在《佚道使民赋》《九叙惟歌论》中对“圣政”的阐发，《策五道》对“纯王之政”“圣作之蕴”“圣人之才”的分析，始终贯穿着探寻“圣人之道”的理想。这些观点，也是他后来创建天理学说的动因。他自然顺利闯入殿试。

    三

    省试排名时，欧阳修拟将一份语言流畅、说理透彻的答卷列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酷似弟子曾巩的文笔，他作为主考官为了避嫌，遂将其降为第二名。岂料，待拆开密封姓名发现，此文作者是苏轼而非曾巩，他“不觉汗出”。

    “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当欧阳修看到这份用字看似古奥、实为别扭的答卷时，认定是太学举人刘几无疑。于是，他风趣而又犀利地续写道：“秀才剌，试官刷！”果然，刘几在省试中黜落。

    这年阳春三月，程颢与苏轼一行参加了宋仁宗主持的廷试。其诗赋论考题为《鸾刀诗》《民监赋》《重巽命论》。经欧阳修力谏，宋仁宗特别恩赐，自本年起殿试不再黜落，均可获得进士功名，只是排名不同而已。程颢与苏轼同列乙科第四甲。

    哪知，进士放榜后，年轻气盛的“太学体”落第士子非法集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欧阳修群起而攻之。有人甚至奋笔疾书《祭欧阳修文》扔进欧阳家……欧阳修泰然处之，奋然前行，终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

    “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沈括《梦溪笔谈》）阵痛过后，欧阳修倡行的诗文改革，令文风、学风焕然一新。曾在省试中黜落的太学举子刘几，洗心革面，两年后改名刘煇闯入殿试，经阅卷官欧阳修推荐，刘被点为状元，传为佳话。

    “二三十年间，多为名卿才大夫。”嘉祐二年的同科进士群星灿烂，闪耀古今。程颢与张载、朱光庭成为宋明理学先驱，而二程创立的理学经四传弟子朱熹集大成为程朱理学，列为官方哲学达700载；苏轼、苏辙、曾巩跻身唐宋八大家；王韶、曾布等九人出将入相。这年进士榜因此以“千年科举第一榜”名传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