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的省思、深耕与贯通

    ■曾维刚

    近百年来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宋代文学研究，由研究初兴到文献整理与作家研究的深入，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全新文化意识与国际学术交流，加之新世纪宋代文学学会的推动，硕果层出，气象蔚然，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极富活力的领域。而其源头活水，自然是深耕其中、不断推陈出新的学者。北京大学张剑先生新著《宋代文学与文献考论》，即以突出的学术省思、文学深耕与理论贯通，开辟出宋代文学研究的新境。

    《考论》深于省思的突出特色，由其上、中、下三编的研究内容与逻辑结构已可见一斑。上编为“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中编为“作品版本与作家生平”，下编为“艺术分析与文化观照”。除了通常撰写论著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必要学术史概述与问题意识，《考论》上编一系列关于学术视角与研究方法的专门研究，其视野之宏阔、批判之深广、针对性与实践性之切实，还有深入浅出的方法论析与案例阐释，在类似学术著作中都是少见的。如《新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走向与问题》，针对研究中的瓶颈与问题，结合十余种重要期刊，分析新世纪宋代文学的“两向”（文献学研究走向和大文学研究走向）、“三重三轻”的偏向及“三化”问题（研究技术化、研究错位化、研究浅狭化），提出“四通”的解决方法（熟通文本、融通四部、贯通古今、沟通中外），洵为灼见。《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针对传统文学史研究的固定模式，肯定文学文化学研究，并结合实践探讨其“心向往之的境界”：“定点深挖”与“十字打开”“注意考论结合”的研究方法，指出适合自己并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才是最好的方法。《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更着眼于二十五万首宋诗、十三万首元诗、至少五十万首明诗、近千万首清诗，指出传统“经典诗学”研究的不足，呼吁重视“占绝对数量的非经典作品”，并提出“情境诗学”的理论方法，探寻激活沉睡多年的巨量诗歌资源，使中国诗学焕发新的青春的可能性。

    《考论》有关方法理论的省思，建立在著者多年研究深耕宋代文学的基础。此前张剑先生已出版《晁说之研究》《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宋代范浚及其宗族考论》《宋代家族与文学研究》等宋代文学研究专著，其学术路径由点及面，走向宏深，这在《考论》各编中都有体现。如上编《家族文学研究的分层与守界原则》《宋代以降家族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文献问题》等，正是作者长期在家族文学领域深入沉潜的理论结晶。《考论》中编集中考察作品版本与作家生平，则直接体现了这种锐于深耕的学术特色。如《现存清江三孔集版本源流略考》，即因作者深谙宋代家族文学研究，而有此篇专题考证之精。其他如对李正民、张守、王铚、欧阳澈、朱翌、刘汉弼或其家族的考证，都因人制宜，得心应手，在具体个案中展示出人物与家族研究的多样方式，从文献考证层面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

    学术研究的贯通精神，尤能显示学者的学术堂庑。一方面是研究领域上的跨越贯通，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上的融会贯通。如《日常生活史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倡以“日常生活史视角”观照“海量的非经典文献”，强调“对日常生活的研究一定要在单项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所谓综合性的研究，就是要在看似偶然的、个别的基础上有规律性的发现”，亦是其文献与理论融通思考的结果。《方志文献的若干问题与对策浅探——以宋人诗歌为例》，提出史源学运用和文献信任等级划分，不仅是利用方志文献的两大基本策略，也可以作为面对更加浩瀚的文献世界的普泛性原则，也体现出对“时代研究范式”的通盘思考。《孔平仲与新旧党之关系》，揭示某些研究者“依据不完整的交际网络推定人物的政治立场”之偏颇，进而结合自身经验，考论结合，将理论批评建立在新发现的文献基础之上，并上升到一种普适性研究方法——历史人物的“情境化”研究，其中就彰显出作者提倡的“情境诗学”研究与“人物研究”在方法上的贯通。再如《梅尧臣诗体诗论析疑》，于大家耳熟能详的议题中决疑出新，通过广泛深入的文献作品考索得出公允之论，体现出文献学与文艺学的深度结合。《放翁之醉——陆游饮酒与其人其诗之关系》，则着眼于陆游近三千首涉及醉与酒的作品，从李白、欧阳修、苏轼等人而及陆游，不仅放眼两宋，乃至沟通唐宋，纵横比较，视域开阔，又具体入微，认知深细，可谓深耕与贯通兼备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