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千年的肝胆相照

    四十年来，于坚顺江东下，又溯流而上，去往苏轼抵达过的地方。苏轼所到之处，以诗会友，以大地为擘画之处。

    于坚写昆明，写建水，写巴黎，甚至写印度，都不稀奇。昆明是他的故乡，建水是他寄托古典乡愁的地方，巴黎是他一次又一次朝圣的世界艺术之都，印度是他的神性之旅的目的地。

    这些都是城市。但写人，于坚只写了苏轼。

    于坚以一只乌鸦开篇，在很多时候，乌鸦象征着死亡、恐惧和厄运。但在远古时代，乌鸦是一种吉祥鸟、报喜鸟，被认为是与太阳相关的鸟类。

    在苏轼的年代，乌鸦或还被称为神鸟。诗人于坚用一只乌鸦掠过云层，飞向地平线的镜头语言，将我们带回到900多年前的开封。他要去见诗人苏轼所在的开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从书中引用的《东京梦华录》的片断不难看出，于坚还是要从城市着手的，要从当年繁盛日久的大宋京城开封说起。“天空、大地、人生，其乐融融。在世，生活，生活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已达极致。此后的中国生活，都将以此为榜样了。”

    语境忽转，于坚道出乌鸦来自开封的御史台，也作“乌台”。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苏轼在此被关押。

    900年后，于坚来到开封，乌台早已沦为尘土，开封城到处在拆迁，“中国有形的故乡已经成为抽象的乡愁”。繁闹仍在，却少了东京风物，少了悲怆却豪迈的诗人。

    苏轼一生中到过太多地方。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弟同中进士，离开眉山去京都。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乌台诗案”坐牢103天，贬去黄州做团练副使，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由黄州改迁汝州团练副使，过九江时写下《题西林壁》。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宗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病卒于常州，后葬于汝州，实现与弟弟苏辙相聚的愿望，且寄思乡之念，因汝州神似故土眉山。

    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死后27年才恢复官职，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苏轼《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即使如此，他仍活成了我们向往的“远方”。

    诗人于坚要去朝圣苏轼的故乡眉山，这是他的夙愿。朝圣之路“结结实实地蜿蜒在大地上，无论那是耶路撒冷、麦加、梵蒂冈、瓦拉纳西，还是曲阜、秭归、江油……人们必须越过河流、山岗、树木、村庄、果园、集镇、城市，最后抵达某个地址”。

    于坚用诗人惯有的语言去描述苏轼笔下的故土，“也许那块圣地在千秋万代之后，面目全非，原址随风而去。但那块地还在，天空还在，盐巴还在；某种诞生过圣者的气象、氛围、土色、味道、日光、星光还在……‘明月夜，短松冈’（苏轼《江城子》）还在；‘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还在；‘缺月挂疏桐’（苏轼《卜算子》）还在……”

    他看到三苏祠一墙之隔，苏家的邻居们躺在藤椅上纳凉，打麻将，喝茶，喝豆花，附近的饭馆里卖着东坡肉。大概这就是生活吧。苏轼的文章令人大觉大悟，总是热爱着生活。

    这些悉数被于坚用相机摄下，放在书中。文图结合，正是他近年致力的一种现代“文章”，以摄影代画，并主张现代写作要回到“文”。文人，就是写一切，不拘形式，随物赋形。这是于坚对“文人”一词的认识：以文章为世界文身。

    《在东坡那边：苏轼记》诞生之前，于坚浏览了千年来关于苏轼的文章、传记和逸事等。“历史试图塑造一部苏轼传奇，流放者、直谏之臣、坚贞不二的丈夫、慈祥的兄长等等，我则对苏轼如何作为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文人更感兴趣。”因为同为诗人，同为文人，于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

    四十年来，于坚顺江东下，又溯流而上，去往苏轼抵达过的地方。苏轼所到之处，以诗会友，以大地为擘画之处。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人，也影响了当下的诗人于坚。于坚写道：“今日诗人之间的交往，差不多还是这样。写诗，那就是朋友，即刻肝胆相照。我们每每谈及苏轼，大家语气之间似乎都有一个动作，就像基督徒提到圣父圣子之名那样要合个十字，只是没做出来而已。”

    “寓居杭州的诗人方闲海也打的穿过杭州城来看我……我们在酒吧里长谈，没有提到苏轼。”没有提到苏轼，但各自心里都住着一个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