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的枕边书
主要经常看专业文献,尤其是英文文献资料;一般的阅读偏爱文史、地理方面。他的书桌上经常摆着各种各样的地图册,中国地图册、世界地图册……都是很厚的。这和他的兴趣有关。读书的时候他就喜欢地理课。去某个地方,他能随口说出那个地方的经度、纬度、面积、人口,各省、各国的地图,像长在他脑子里,翻书都没那么快。比如湖南和云南的面积,我们大概知道这两个省的位置,也知道地图上云南比湖南大,但是没有概念,袁先生有具体的比较,会说云南有将近两个湖南大——地图也不能有这么具体的体现。他翻得最多的是英文字典,《汉英词典》《英汉词典》我都帮他买过。“汉英”的翻得不多,“英汉”使用率很高。《英汉词典》都被他翻烂了,我中间又帮他买过一本。他有这样的特点,就是碰到困难马上解决,不等,不会说放下回头再解决。他要自己翻,词典的字很小,纸也薄,袁先生要用放大镜。有时候看到他翻得很吃力,我就主动要求帮忙,他坚持一定要自己翻。
(详见3版)
阿Q——100年
为了纪念《阿Q正传》发表100年,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发的长篇论文《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和出版的专著《阿Q新论》基础上,重写了《论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发在《文学评论》2021年第三期上,又重写了30万字的《阿Q——100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认为《阿Q正传》有两条线索:明喻是精神胜利法,暗喻是阿Q式的“革命”。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弱点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是:以阿Q为镜像,使人们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进行深刻的精神反思,“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暗喻的阿Q式的“革命”,是希望以后的政治革命文明化,结束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走上健康、文明的道路。这一条历来分析较少,有必要深入下去。
(详见5版)
江枫先生印象
我是在江枫先生的“巅疯”时刻拜识他的。那是1995年彩虹奖颁奖典礼上。“江枫今天疯了,竟然打的来文采阁。”李文俊先生说。彩虹奖第二天,跟着康曼敏大姐和丁放鸣去江枫先生家,见识了那九平方米的斗室。进门左侧靠墙是床,床头上方悬挂了雪莱画像,书桌对窗摆放,左右两边靠墙是书架。那天,他不停地、激动地谈论他的获奖、他的翻译……后来我去北京,他请我吃饭。让我点菜,他突然冒出一句:“我想,你不会点太贵的菜吧。”他的天真、直爽,以及书生的困窘表露无遗。
(详见7版)
“万国天津”:一段令人深思的历史
面对工业文明的进步,在主权国家领导下,积极引进就好,就像西欧引进了小麦、大米一样。工业革命需要一套制度和工艺,比农业革命的引进复杂,亚洲国家学习就好。日本、新加坡成功的奥秘其实就在这里。至于把为什么没有近代化、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上升到什么文明、制度甚至民族、种族的差别中去评价,谥以落后的标签,这种认识很可能源自我们的认识局限性。因为对于有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必须历史进展到一定的阶段,蓦然回首,才有可能跳出一些旧的框框。世界文明格局已经历了多次圜转,工业革命的非原生性不代表中华文明的落后性。文明发展的道路不是单线的,没有永远的先进,也没有唯一的进步标准。如今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体系的弊端正在显现,对所谓“先进”与“落后”,需要建立新的思想框架,重新进行深度的省思。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框架下,人类文明通过交流、借鉴与自主吸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
(详见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