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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又是庚子年。
距今两个甲子之前的庚子年，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到京津，已经闹了一阵子。慈禧等不满意列强对于光绪皇帝改革意愿的支持，故意纵容和利用民间对洋人洋教的不满情绪，再加上如毓贤（1842—1901）之类颟顸地方官员推波助澜的昏招，山东、直隶等地刮起了一股盲目排外之风。有教堂被焚毁，有传教士和教民被杀，洋人的利益受到冲击，天津的外国租界也被围攻，给列强以武力侵犯中国提供了借口。
这一年的7月14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老城。8月15日攻占北京。慈禧挟持光绪皇帝逃离京城，把与列强打交道的事，交给了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1838—1917）和从两广总督任上调回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1823—1901）。这一事件史称“庚子国变”。
在列强与北京的清政府谈判期间，联军组成了天津的临时政府，统治这个城市长达两年零一个月之久，一直到1902年8月15日，移交给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1859—1916）。法国学者辛加拉维鲁依据档案史料和回忆录撰写的这本《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叙述的正是这个联军临时政府在天津进行殖民统治的历史。在研究庚子国变和八国联军侵华史的论著中，关于天津临时政府及其管治历史的专著在中文世界里是不多见的，而本书尤以其丰富的原始资料和通俗的叙述方式而独具特色。
天津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摇篮。从1860年《北京条约》开始，英国、法国、美国（以上1861）、德国（1895）、日本（1898）、俄国（1900）、意大利（1901）、奥匈帝国和比利时（均1902）共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获得租界。加上中国政府，这里有“十大强国”（作者书中用词）。这就是作者把书名叫作“万国天津”的原因。
自从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之后，天津就成为清朝事实上的“外交首都”。1900年以前，清朝一半以上的对外条约是在天津签订的。22个国家的领事馆设在天津。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天津的洋务运动一直走在前列。利顺德饭店（1863）是中国第一家现代豪华酒店，也是国际交流的舞台，这里安装了中国的第一部电话机。
还有许多第一诞生在天津。中国近代第一套公共邮政系统在天津建成，著名的大龙邮票就是由天津海关发行的，背后少不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35—1911）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1842—1913）的襄助。中国第一个真正的火车站是在天津，还有第一辆火车机车也是在天津组装的。1882年，天津创办了第一家近代医学院。1885年成立的天津武备学堂，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军事学校。1896年光绪皇帝御批北洋西学堂（1895年成立）改名为北洋大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被钦定为大学堂的近代高校，要早于戊戌变法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
就是这样一个走在中国近代化前列的都市天津，在120年前的那个世纪之交，遭受了重创。
本书引言交代天津在近代洋务运动中的突出地位，进而言及具有国际色彩的天津如何因为镇压义和团而被列强占领，建立起了临时政府。“万国天津”提供了一个殖民主义全球化的独特视角。
第一章“人间地狱”描写“围城、战役、洗劫”。义和团与清朝聂士成正规军包围了外国租界，由于俄国兵、日本兵包括欧美列强雇用的亚洲人（印度人、蒙古人、越南人等）进行反击，7月14日攻占了天津老城，展开了血腥屠杀、抢劫，将天津变成了人间地狱。书中描写列强官兵在天津烧杀掳掠，胡作非为，来自第一手记载，真实具体，读之令人发指。
第二章写联军经过妥协折冲，建立临时政府，管治天津。接下来第四、五、六、七章分类描写临时政府所开展的一系列管治措施。包括“请愿式民主”以反映民意；“巡捕、司法和社保”，以建立现代警务机构，维护社会秩序；城区整治与规划，包括强力拆除老城墙（因为这会成为军事防护设施）、建立环绕的城市绿荫大道；还有公共卫生问题，如建立公共厕所、建立地下排水系统处理城市污水、成立卫生局、建立传染病防护中心、禁止13岁以下童妓卖淫（作者认为这是与欧洲兴起的世界保护儿童权益运动相联系的）、采取措施预防鼠疫和霍乱等流行病。在英文世界关于本书的书评中，尤其关注临时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对于天津的改造，加以充分肯定。此外，还用一章的篇幅谈到盐的问题，试图以此来解读中国社会精英与占领军及临时政府进行博弈的能力。当然，每袋1.15两白银的销售税以及执照费用等，也是临时政府最重要的税源之一。
第八章“留下痕迹的政府”写天津管治权交还问题。权力交接过程比较简单，交还前临时政府的各种算计并不简单（当然不会有香港移交那么复杂）。临时政府想尽可能多地保留管治遗产，想以法定的形式要求接手的中国政府遵循不替，当然还有自身安全的打算——中国军队不能出现在天津城市周边，各种军事设施要尽量去除。
在最后的“结论”部分，作者直言不讳或者拐弯抹角地评论天津临时政府两年多的各种措置，对于全球化的意义，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全书340多页的正文，不算太长，作者的文笔也很生动，叙事脉络分明，用词专业而有分寸，论述基调力求公允且是对华友好的。中译文流畅老辣，完全没有晦涩的翻译腔。但是，这本书我却读读停停，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是沉重，是沮丧，是深思，又好像什么都不是。
二
首先，令人惋惜的是义和团、红灯照的参加者的鲁莽，令人沮丧的是他们的愚昧，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子弹，怎么可能刀枪不入？攻击电报公司和海关等代表外国的行政机关和建筑，怎么能解决你们的生活贫苦问题？对于洋人洋教，怎么能不问青红皂白仅用暴力相对？可是，这是我们今天的观念。我们这样评价义和团、红灯照，很可能缺乏“同情的了解”，缺乏历史场景的感受。事件究其因由，可能有司法不公的委屈，可能有对教民强悍的愤懑，可能有此前天津教案、山东教案等处理不当留下的后遗症。如果我们对于近代以来工业化、信息化引发的产业变动带来的社会危机和失序，都会有一份同情的理解，怎么就不能理解19世纪末叶由于西方势力的长驱直入，引发山东、直隶百姓对于沦为殖民地深重危机的感受和恐惧呢？
1900年6月底，德皇威廉二世对即将出发的远征军训话说：“冲向敌人，消灭他们！不存在怜悯，不接受俘虏，落于你们手中的人就是死人。要像1000年前匈奴首领阿提拉那样为自己赢得名声，他的威名至今回响！”俄国指挥官则是这样咆哮：“有必要摧毁天津……我们必须给这些乞丐一个深刻的教训！”（均见本书引文）
这些话的背后是什么？是恃强凌弱。面对义和团愚昧排外，同时也面对列强的野蛮行径，今日之历史书写，到底是该嗤笑弱者的愚昧，还是应该鞭笞强者的霸凌呢？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其实是很清楚的。
可是，问题并不仅仅止于此。因为列强还有另一个身份特征，它们是现代工业文明强国的代表。
联军组建的临时政府，很快恢复了天津的秩序，它们在天津所从事的一些活动，明显有利于天津城市的进步与走向现代化。比如公共卫生设施、城区土地的整治、现代化管理理念，甚至包括反映民众呼声的请愿制度、比较清廉的行政管理、现代警务制度等。这种情况还不是个别的，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由于西方制度与文化的移植，促进了这些地区走出中世纪，走向近代化。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能无视。即，怎么解释殖民地的社会进步问题。我们如果摒弃义和团思维，积极主动吸收和消化现代西方文明，对于中国，对于世界，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我们又对义和团式盲目排外，感到异常痛心。痛心的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人那样主动地学习西方文明，改革落后的旧制度，成功地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化？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在主权国家主导下实施了比较彻底的制度革新，尽管留下了后来军国主义的隐患，但至少说明非西方国家可以成功地实现工业化。这一点与天津临时政府的运作完全不同。天津临时政府是殖民统治的新版本。不能以天津临时政府的某些先进管治措施，为殖民者的铁血政策提供历史合法性。若无这样的批判，历史学就会让“弱肉强食”变成文明的通则。更何况临时政府的一些作为，也是作秀给世人看的，是对北京谈判施加压力的手段。
君不见，西方列强退出之后的殖民地国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总有数十乃至上百吧，它们摆脱贫困和落后了吗？如果只是在农业文明的地摊上，增添几件工业品的摆件，这算现代化了吗？这些沦为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走出旧的社会模式，走向现代化，还是要依靠其成为主权国家以后的艰苦建设（比如新加坡）。
亚历山大东征，带来了亚洲东部地区的希腊化；成吉思汗及蒙古人的西征，建立四大汗国，也把蒙古人的元素带到了西亚与东欧。现代西方殖民主义也是一样，殖民活动带来了西方色彩和工业文明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扩散。其效果也只当作如是观。这是我们评价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带来的所谓全球化与现代化应该有的认识。
同时也应该看到，与亚历山大、成吉思汗时代不同，现代西方殖民主义者所裹挟的是工业文明，西方率先工业化影响到了我们这个世界方方面面的进步，因为时代过于切近，我们不知不觉地神话乃至玄学化了西方工业化！
农业革命不曾在西欧发生。农业革命是人类文明诞生的前提条件，其冲击力对于原始社会的人类来说，可以说不比工业革命对于农业文明的人冲击小。世界文明古国都是率先出现在农业革命的国家。小麦在西亚，大米在东亚。欧洲后来的先进农业，其实都是引进的。引进以后的欧洲农业甚至更高明，发展得更好！我们没有人问，欧洲为什么没有农业革命？我们只是说，为什么东亚、西亚有农业革命的条件。我们不会有制度优劣、文明优劣的评价。
亚洲没有发生工业革命，我们在探讨什么呢？我们探讨自己落后的原因，背后就暗含了评价文明与制度优劣的前提。这正是我们理解爱德华·赛义德批判的“东方主义”应该有的认知。
面对工业文明的进步，在主权国家领导下，积极引进就好，就像西欧引进了小麦、大米一样。工业革命需要一套制度和工艺，比农业革命的引进复杂，亚洲国家学习就好。日本、新加坡成功的奥秘其实就在这里。至于把为什么没有近代化、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上升到什么文明、制度甚至民族、种族的差别中去评价，谥以落后的标签，这种认识很可能源自我们的认识局限性。因为对于有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必须历史进展到一定的阶段，蓦然回首，才有可能跳出一些旧的框框。
世界文明格局已经历了多次圜转，工业革命的非原生性不代表中华文明的落后性。文明发展的道路不是单线的，没有永远的先进，也没有唯一的进步标准。如今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体系的弊端正在显现，对所谓“先进”与“落后”，需要建立新的思想框架，重新进行深度的省思。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维框架下，人类文明通过交流、借鉴与自主吸收，“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应该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途。
总之，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近代历史表明，没有民族独立，走向现代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空中楼阁。主权独立国家进行自主的现代化探索才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经历了两个甲子的血与火的洗礼，凤凰涅槃，今日之中国现代化，应该是走在了正确的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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