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100年

    ■张梦阳

    100年前的冬天，《晨报副刊》主编孙伏园到北京阜成门内八道湾11号拜访鲁迅先生。他是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打算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办个“开心话”栏目，刊载与汇聚一些可笑、幽默的文字，让人们在阅读报纸时获得轻松快意。他就是来向鲁迅先生约稿的。鲁迅答应了，写他酝酿很久的《阿Q正传》，当晚写出了第一章序。从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阿Q正传》在北京《晨报副刊》分章连载，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

    这样，阿Q就诞生了。如果不枪毙，长寿的话，如今已经一百三十多岁了。

    《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登到第四章时，当时主编《小说月报》并兼记者的沈雁冰，即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就以大评论家的慧眼，洞察到刚问世四章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在回答读者疑问时明确指出：

    至于《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人们对事物的最初直感，往往会比以后由于种种压抑而被扭曲的认识包含更多的真实成分，何况是沈雁冰这样的文学天才呢！他这段对《阿Q正传》的最早评语，实质上已经包含了后来百年间《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方面，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真义！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属于同一性质的艺术典型。“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一语，正反映了这类艺术典型的普遍性特征。

    《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完毕一个多月之后，直接了解鲁迅创作意图的周作人，以仲密的名义在《晨报副刊·自己的园地》专栏中发表了《〈阿Q正传〉》一文，着重透露了《阿Q正传》的主旨：“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新名词称作‘传统’——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阿Q“是一个民族的类型”。“他像神话里的‘众赐’(Pandora)一样，承受了恶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含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各种意见，提炼精粹，凝为个体，所以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并透露了阿Q的生活原型：“灰色的故乡里，我也亲眼见到这一类角色的活模型，其中还有一个缩小的真的可爱的阿贵，虽然他至今还是健在。”

    《阿Q正传》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茅盾在《读〈呐喊〉》中所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的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的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

    1926年5、6月，敬隐渔首次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发表在《欧罗巴》杂志第5期和第6期上。很快就受到世界大文学家罗曼·罗兰的赞扬，说“阿Q的苦脸永远的留在记忆中”。1925年6月，一位中文名字叫王希礼的前苏联人，拟把《阿Q正传》译成俄文，并请鲁迅写了序。1929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传播到世界上并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品。

    作家自己的陈述，是理解作品本意最可靠的根据。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自己陈述《阿Q正传》创作主旨时，说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毫无疑义，这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和本意。与周作人的意见是一致的。

    1927年11月10日，沈雁冰以方璧名义在《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发表了《鲁迅论》。这篇论文是20世纪20年代鲁迅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文中对阿Q典型性的研究也作了进一步的升华：“《呐喊》所能给你的。不过是你平日所唾弃——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唾弃一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说不定，你还在这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影子！在《仿徨》内亦复如此——虽然有几篇是例外。或者你一定不肯承认那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影子，那最好是读一读《阿Q正传》。这篇内的冷静宛妙的讽刺，或者会使人忘记了——忽略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而认为只有‘滑稽’，但如你读到两遍以上，你总也要承认那中间有你的影子。你没有你的‘精神胜利的法宝’么？你没有曾善于忘记受过的痛苦像阿Q么？你潦倒半世的深夜里有没有发生过‘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的，阿Q式的自负？算了，不用多问了。总之，阿Q是‘乏’的中国人的结晶；阿Q虽然不会吃大菜，不会说洋话，也不知道欧罗巴，阿美利加，不知道……，然而会吃大菜，说洋话……的‘乏’的‘老中国的新儿女’，他们的精神上思想上不免是一个或半个阿Q罢了。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我希望这将来不会太久——也还是如此。”

    沈雁冰的这段论述是异常重要的。其良苦用心在于提醒人们不要以为《阿Q正传》只有“滑稽”，而忘记了篇中的精要的意义——“精神上的胜利法”，忘记从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开出反省的道路”。这实质是阿Q典型性中的精义，离开这个精义，就不可能读懂《阿Q正传》，不可能从中获得教益，也不可能使阿Q典型研究沿着正确的途径向前进展。

    然而，一般读者对鲁迅的这一本意却是不易接受的。连载过程中，不仅大评论家沈雁冰“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有的读者也疑心是与自己相关的作者在骂自己。

    涵庐，即高一涵，在1926年8月21日《现代评论》第4卷第89期上发表的《闲话》讲过这样的情形：《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等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看来阿Q一诞生，就引起人们的自我联想。

    鲁迅依循《开心话》栏目的风格，将先前用于《狂人日记》《药》等作品的笔名“鲁迅”更换为了“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第一章“序”的话语风格也与先前的含蓄深敛、凝炼沉郁不同，加进了许多幽默和风趣。表面依照传记通例，但具体内容却完全抽空式处理，姓氏、名号、籍贯等无从确认，与传统史传的严肃“崇高”生成反讽，也与先前严峻深刻的批判大相径庭。所以人们很注意其中的“滑稽”，不可能像沈雁冰那样敏锐地感到其主旨。在鲁迅去世后《阿Q正传》改编中加进逗人发笑的滑稽、噱头和自己的东西，使之浮浅化、庸俗化，是对鲁迅本意的大加扭曲。

    鲁迅生前就看到了这点，始终耽心人们不理解他的本意，造成种种曲解。早在1930年10月13日致王乔南的信中就说过：“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及电影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近六年之后，鲁迅逝世前两个多月，又有人想把《阿Q正传》搬上银幕，鲁迅在1936年7月19日致沈西苓的信中说了经过十四年观察所得出的看法：“《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搬上银幕以后，大约也未免隔膜，供人一笑，颇为无聊，不如不作也。”

    由此，提醒我们只有准确理解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才能从中得到启悟，“开出反省的道路”。否则，只能适得其反。

    20世纪20、30年代的阿Q典型研究史已经证明：从鲁迅的创作主旨与《阿Q正传》的实际效应出发，紧紧抓住阿Q典型性中的精义——精神胜利法进行开掘和拓展，才会逐步理解这篇不朽名作的精髓，促使研究工作沿着正确的途径向前进展。反之，就不仅不可能推动研究，而且不可能读懂作品。例如1928年3月1日《太阳月刊》3月号发表的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虽然是出自名家之手的著名论文，与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其他论文相比，是颇有理论分量的，然而由于把阿Q的思想理解得过于狭隘，认为只代表了“在辛亥革命初期的农村里一部分人物的思想”，只把阿Q当成辛亥革命初期落后农民的典型，因而就必然得出了“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的浮浅结论。可见深刻理解阿Q精神胜利法的普遍性与长久的反警作用，该是多么重要啊！

    1928年6月11日《语丝》4卷24期，发表了一篇署名青见的文章《阿Q时代没有死》，意图反驳钱文，但是却从南方农民程度比北方高、阿Q时代在南方死了、在北方没有死的角度进行驳论，结果不但没有驳倒钱文，反而承认了钱文的理论根据，就显得很没有力量了。

    由此得出的教训是，要理解《阿Q正传》的本意，就不能局限于阿Q的阶级身份，必须有所超越，达到人类的精神层面，紧紧抓住“精神上的胜利法”进行剖析，才能把握其中真谛，不致误入歧途。

    20世纪40年代，许多作家都热衷《阿Q正传》的评论。周立波、艾芜、张天翼等现代作家，认为：阿Q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丑陋和苦难所构成的一种奇特（Grotesque）的精神现象的拟人化”。这一观点，往前追溯，与周作人的“提炼精粹，凝为个体”说相一致；向后归理，则与冯雪峰的“精神寄植说”相联通，属于同一大类。

    然而，这一类观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之初就已受到驳难。1940年2月16日《文艺阵地》半月刊第4卷第8期上闻歌的《杂论阿Q》就是最早的发难之文。该文表示不同意把阿Q看作“代表世界性的一般民族弱点”的典型，也不同意视为“中国民族劣根性的象征人物”和“旧中国的典型人物的代表”，而认为阿Q的典型，决不会像上面的笼统，应指出他是一个农民，又并非纯粹的农民，他的气质中有大量的非农民性成分渗透着。

    忠诚的鲁迅研究家王冶秋先生早在40年代就警惕到浮浅的阅读是不可能理解《阿Q正传》本意的，必须严肃地多遍地苦读这部圣书才可能吃透其本意。他在《〈阿Q正传〉——读书随笔》中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人们阅读《阿Q正传》时的接受过程：

    这篇民族的杰作，绝不是看一遍所能消化的：

    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哑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

    第三遍：鄙视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

    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

    第六遍：阿Q还是阿Q；

    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

    第八遍：合而为一；

    第九遍：又化为你的亲戚故

    旧；

    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四舍；

    十一遍：扩大到全国；

    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土；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这实质上是在讲接受美学——克服浅薄倾向层层深入地理解《阿Q正传》本意的过程，已经成为阿Q研究史上的经典说法。说明《阿Q正传》绝对不是“滑稽小说”，不是轻易能读懂的，必须十多遍地反复读下去，才能引起精神反思，接受其中的思想精髓。鲁迅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王冶秋的十四遍读法，形象地表现了这种“开出反省的道路”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一开始，冯雪峰就承接茅盾、周作人的理解讲述了《阿Q正传》的真义。

    1951年11月1日，《人民文学》第4卷第6期上，冯雪峰发表了一篇引起长期争议的论文：《论〈阿Q正传〉》。

    在这篇论文中，冯雪峰首先对鲁迅的历史身份与独特价值作了这样的认定：“鲁迅由于他自己所选定的历史岗位，是政论家，是战斗的启蒙主义者，所以他越是像他对付杂文一样，以一个政论家的态度，战斗的启蒙主义者的态度，去对付他的小说，则他的小说也就越杰出，越辉煌。否则，就要因为不能高度地显出鲁迅自己的这种特色，而那作品在鲁迅自己的作品里面也就要显得比较地逊色了。这是只要拿他的《呐喊》中的主要的作品和他的《仿徨》中的作品，加以比较，就能够显然判明的。”从这样的认定出发，冯雪峰对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一、阿Q从一方面说，与其说是一个人物的典型化，那就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性格化和典型化。

    二、阿Q作为一个流浪的雇农来看，固然也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然而阿Q并不完全是中国雇农的典型或流浪的雇农的典型。一个简单的证明就是阿Q这形象的主要的特征，对于一切的阿Q主义者，一切“精神胜利法”者，一切自欺欺人者，都是非常性格化的，非常活生生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

    三、阿Q主要的是一个思想性的典型，是阿Q主义或阿Q精神的寄植者；这是一个集合体，在阿Q这个人物身上集合着各阶级的各色各样的阿Q主义，也就是鲁迅自己在前期所说的“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

    这就是著名的“思想性典型说”与“精神寄植说”。观点一提出，立即遭到驳难，冯雪峰本人也感到这篇文章“论得太空泛，并且有的在解释上是错误的，所以在《论文集》再版时就抽掉了”。

    随着冯雪峰的收回观点和对他的无情批判，另一种庸俗的阶级论观点泛滥了。《用土改医治阿Q》《结束了阿Q的时代》《武训与阿Q》之类题目的文章反复出现在报刊上，牵强附会地使阿Q与现实挂起钩来，纷纷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有的定“二流子的典型”，有的定“农民的典型”，有的定“没落人物”的典型，主要根据是阿Q说过“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有的认为是“讽刺士人”。与这种观点相反，有的研究者从另一极端出发，认为阿Q是农村无产者的革命典型，以为土地改革之后，农民翻身，阿Q就不存在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之类的精神现象也一去不复返了，反对把阿Q的精神胜利法当作“人性的普遍的弱点”。

    把阶级论绝对化、庸俗化，不仅导致阿Q典型研究误入歧途，而且在整个文学理论领域造成了混乱。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何其芳在1956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论阿Q》。

    该文主要观点是：阿Q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不只是存在于当时的落后农民身上，而是在当时许多不同阶级的人物身上都可以见到。以文学名著中的诸葛亮、堂·吉诃德等不朽典型为例证，说明某些性格上的特点，是可以在不同的阶级的人物身上都见到的。这样某一个典型人物的名字，就成了他身上某种突出特点的“共名”：诸葛亮成了智慧的“共名”，堂·吉诃德成了可笑的主观主义的“共名”，阿Q则成了精神胜利法的“共名”。批评文学研究中把阶级和阶级性的概念机械地简单应用的现象，这就是阿Q典型研究史上的“共名说”。

    在学界把阶级论推向绝对化、庸俗化的左倾氛围中，何其芳敢于对文学研究领域普遍存在的典型性等于阶级性的观点提出反驳，对阿Q典型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疑难提出独立的解释，的确表现了难得的理论勇气和独立思考精神。

    何其芳的《论阿Q》问世以后，在学术理论界产生了强烈反响。1956年12月15日，李希凡在《新港》第12期发表了《典型新论质疑——关于阿Q典型问题的商榷》，认为何文有把问题引向另外一种简单化的倾向，把阿Q典型性格“最突出的特点”——精神胜利法当作某些人类普遍的弱点，而不是特定的时代、社会、民族和阶级的产物，忽视了产生阿Q主义的物质基础，忽略了这个“特有的时代背景”，抽去了活生生性格具体的精神状态，使它们成为“阿Q精神”的概念，“只是语义上的代替”，“把它抽象成某种人类精神的普通弱点”，“把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导向抽象的人性论的陷阱”。

    何、李之争各有所据，需要理论上的细致分析，不过不可否认的一个历史作用，是使阿Q典型研究不再停留在给阿Q划定阶级成分这种稚嫩行为上，而如上世纪80年代重一出山就投入阿Q典型研究的著名文学理论家、鲁迅研究家陈涌同志在1981年9月巴黎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报告会上宣读的论文《〈阿Q正传〉引起的争论》所说：阿Q研究已上升为鲁迅研究的理论核心，牵涉到“文学以至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

    “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了一篇论阿Q的奇文：1979年10月，《文学评论丛刊》第四辑发表的支克坚的《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主要观点是：“用一个否定的农民典型来揭示小生产经济、封建宗法统治和闭塞性对现代中国革命所造成的最严重的障碍，是鲁迅通过《阿Q正传》，对于时代和文艺所做的他独有的贡献。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旧必须严重地来注意这个问题：不能做阿Q式的‘革命家’，不能像阿Q那样‘革命’！”

    四十多年后，回眸这篇论文，倍感其深刻性。

    20世纪80年代，阿Q研究的思维空间大为拓展。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吕俊华的《论阿Q精神胜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内涵》。吕著能够汲取变态心理学等西方学术理论，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出别开生面、独具深度的论析，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可惜吕著作为汲取西方理论的初次尝试之作，还有明显的消化不良症，这不仅表现在引文过多、罗列庞杂上面，主要在于分析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内涵时，没有紧密结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与阶级状态，没有着重探讨使阿Q一类人物出现心理变态，在阶级压迫、经济剥削下产生奴性、成为奴才的物质原因。再者，吕著把自尊当成产生精神胜利法的出发点，几乎主要分析都是以自尊心理为理论根据，似乎并没有抓住根本。根本是什么呢？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

    1984年2月，《鲁迅研究》（双月刊）第1期发表了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引起很大反响。

    该文主张用系统论研究阿Q性格，认为阿Q性格是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谬性的象征。

    唐弢等鲁迅研究前辈认为林文对阿Q性格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却惟独忽视了精神胜利法，是一个失误，提出批评。

    笔者认为林文能引入新的方法与新的分析，的确启人拓展思维空间，开辟新的思路。关于阿Q性格是“人类‘前史时代’世界荒谬性的象征”的论断启人深思，关于阿Q性格普遍性的层次问题和引起各国读者共鸣内在原因的分析也颇有道理。然而，林文与前面评述的吕著一样，有明显的消化不良症，用图解的方式把阿Q的性格元素分解得过于琐细，过于抽象，而脱离了人物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与艺术创作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过程，的确并非分析艺术作品的适当途径。把阿Q定为轻度精神病患者，也是不恰当的。而把精神胜利法淹没在阿Q性格系统的总论中，看不到精神机制对性格的制约作用，则更是林文的缺憾。

    进入21世纪后，值得注意的阿Q研究论文是汪晖的《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3期）。此文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把《阿Q正传》定性为国民性的寓言，不是农民的典型。分析道：“如果阿Q是一个民族的形象、民族的魂灵、国民性的象征，那么，《阿Q正传》的写作就是寓言式的。”它的寓言性源于人物创造的高度的概括力。

    汪文更可贵的是还把《阿Q正传》定性为“革命的寓言”。指出：“如果说《阿Q正传》是对作为开端的辛亥革命的一个探索，那么，这个开端也就存在于向下超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阿Q正传》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寓言。”既然确定鲁迅是寓言式地反映“革命”，也就从根本上堵死了《阿Q正传》是表现辛亥革命失败的平庸思路。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其中最突出的是陶东风的《本能、革命、精神胜利法——评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陶文不同意汪晖的主要观点。在对六个瞬间的解读上，也存在分歧。认为：阿Q式的“革命”——身体造反、感官享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革命，阿Q式的“革命”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都是“现实法则”与“官方正史”规训的产物。中国革命只有超越动物性造反、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革命。

    为了纪念《阿Q正传》发表100年，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发的长篇论文《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和出版的专著《阿Q新论》基础上，重写了《论阿Q的精神反思意义》，发在《文学评论》2021年第三期上，又重写了30万字的《阿Q——100年》，即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认为《阿Q正传》有两条线索：明喻是精神胜利法，暗喻是阿Q式的“革命”。阿Q是一位与世界文学中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奥勃洛莫夫等典型形象相通的着重表现人类精神弱点的特异型的艺术典型，可以简称为“精神典型”。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本意是：以阿Q为镜像，使人们看到自身的精神弱点，进行深刻的精神反思，“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暗喻的阿Q式的“革命”，是希望以后的政治革命文明化，结束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走上健康、文明的道路。这一条历来分析较少，有必要深入下去。

    《阿Q正传》发表100年了，关于阿Q的争论也进行了100年。牵扯到哲学、人学、阶级论等许多根本性的理论问题，阿Q研究方兴未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