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陈香）子学产生于文明勃兴的“轴心时代”，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精华，结合时代新因素创造出来的新学术。自诞生以来，子学便如同鲜活的生命体，在与社会现实的不断交互中自我发展。当下，它正再一次焕发活力，呈现出新的生命形态——“新子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子藏》总编纂方勇先生立志于中国文化的当代重构，倡导“新子学”研究已有十载。近日方勇先生文集《方山子文集》出版之际，其“新子学”研究又一次引发学界关注和热议。
《方山子文集》精装31册，由学苑出版社于今年6月正式出版，包括《藏山集》《子藏纪事》《“新子学”构想》《卮言录》《上林集》《存雅堂遗稿斠补》《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庄子十日谈》《庄子书目提要》《庄子学史》《庄学史略》《庄子诠评》《庄子纂要》《庄子今诂》《孟子今诂》《墨子今诂》《荀子今诂》《周汉文钞》《书径掠影》等，皆方勇教授手自校雠，前后历时八载，充分体现了其学术“致广大而尽精微”的特点。该集可大致分为《庄子》研究系列、《子藏》系列、“新子学”系列、文化普及系列、地域文化研究系列和杂纂六个系列。《庄子》研究系列包括《庄子诠评》《庄学史略》《庄子学史》等七种，从注解、学史梳理、文献搜集、史料整理、书目提要到文化普及，展现了方教授由约而丰、多层次展开的庞大庄学研究体系；《子藏》系列主要包括《子藏纪事》，是对《子藏》这一巨型文化工程建设过程的编年式史料搜集与整理，有裨于子学爱好者对这一文化盛事的全面了解；“新子学”研究系列主要包括《“新子学”构想》，该书汇编2012年“新子学”构想提出以来相关重要文章和资料，是对“新子学”近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及长远发展的展望。
在方勇教授看来，商周以来的传统知识系统，实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王官之学。它是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文化精英，承上古知识系统并加以创造发明的礼乐祭祀文化，经后人加工整理所形成的谱系较为完备的“六经”系统；一为诸子之学。它是以老子、孔子等为代表的诸子百家汲取王官之学的思想精华，并结合新的时代因素独立创造出来的子学系统。“六经”系统包含了中华学术最古老、最核心的思想智慧，因而在历朝历代均受到重视，西汉以后一直被尊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思想而传承至今。子学系统则代表了中华文化最具创造力的部分，是个体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深邃思考，是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技术等诸多领域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入开掘。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文化的两翼，为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奠定了深厚思想基础。
方勇教授强调，子学之“子”并非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之“子”，而应是思想史“诸子百家”之“子”。“新子学”研究应结合历史经验与当下新理念，加强诸子学资料的收集整理，将散落在序跋、目录、笔记、史籍、文集等不同地方的资料，辨别整合、聚沙成塔；同时，深入开展诸子文本的整理工作，包括对原有诸子校勘、注释、辑佚、辑评等的进一步梳理；最终，要在上述基础上，阐发诸子各家各派的精义，梳理出清晰的诸子学发展脉络，并用诸子的思想去解决现当代的实际问题。
此外，近代以来，中国学术文化被迫进入一个长期动荡的转型过程。传统被放弃，现代学术开始完全西化；接着，又全盘苏化；之后，挟“全球化”的雷霆，西化之风暴再次袭来：方法革命接踵而至，新词汇、新理论层出不穷，学界成了西方文化理论的倾销市场。面对这样的学术发展历程，人们当然会感慨万千。
“‘新子学’主张的提出，就是对这一困境的反省。要在学术的洪流中辨清方向，我们有必要反观自身，既对传统学术文化有所反省，也对现代的学术文化方向有所反省。”方勇教授表示，其关节点就是要突破两种不同的学术分类法，找到自己的理解框架。今天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有两个，一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源出中国早期的目录编纂学，是过去最基本的学术分类。另一框架则是民国以来的现代学制，其中中国学术多划归人文科学范围，也就是常说的文史哲学科。今天的大多数研究还是在这样的学科框架下进行的。而“新子学”要在复合多元的学术森林中找寻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之真，用批判的视角去看待现代的学科体系，重新划定研究对象，调整研究思路，补上学科框架下剪裁掉的东西。“新子学”还要努力推进具有中国气派的现代学术的生长。
“方勇教授自1999年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以来，潜心学术，成果丰硕。方勇教授创建先秦诸子研究中心、创办学术刊物《诸子学刊》、启动《子藏》编纂工程、提出‘新子学’的学术理念，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文贵良教授提出，方勇教授的学术研究三位一体——底层是广博的文献整理，中层是独特的阐释创见，顶层是开放的文化关怀，三者形成了他“新子学”构想的学术大厦。而这一学术构想，正是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晚清学人在中西文化碰撞中所开始的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延续，更是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主体性的尝试之一。
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陈鼓应先生为《方山子文集》作序。他对方勇教授推动子学发展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子藏》“为今后诸子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谓功德无量”；“新子学”理念的提出和以“新子学”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的持续召开、《“新子学”论集》的出版，“有学术创新与思想变革意义”，“为诸子学整体发展提供坚实而富有生机的新力量”。陈鼓应指出，古人的智慧如何与当下现实相结合，应是“新子学”下一步重点研究的方向。
“‘新子学’重在创新，与时俱进，重视诸子学在新时代的应用，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不能用古人的智慧解决现在的问题，那还是做古董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双棣如是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陆永品梳理了方勇教授的学术发展轨迹，谓之学以立其诚，《庄子学史》筑其基，《子藏》壮其功，“新子学”伟其业，并概括其治学特点一是重文献，二是通义理，三是境界大，四是有担当，五是有恒心。陆永品认为，在诸子学近代以来的发展中，胡适先生开现代学术风气之先；魏际昌教授着力于诸子学的文学研究与源流分析；方勇教授注重文献搜集与学史梳理，兼以“新子学”理念为纲领。这是一条代代相传的学术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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