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爱玲作品互证的《药渣》

    近阅94岁的上海吴钧陶老先生旧作《药渣》，他因自小患病，饱受折磨，整个青少年儿童时期，堪称一部患病史，吃药无数，“药渣”一语，在自嘲的表面下是人生的沉痛。幸而生在富裕人家，使他有条件看医生。而此过程，近乎一场有经费支持的对民国医疗水平与医生行医状况的调查。结果，有德无方的医生负疚而退，谋财误病的江湖郎中现出原形。当治病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医生成为主要“社交”对象，他如同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对于痛楚的感觉钝化，以至可以细致地记下惊心动魂的治疗过程，更能够做到在医生问病中走神偷闲，观察医生，从医术到长相。

    《药渣》中写了多位医生，其中一个是在作者病了将近十年时由人介绍来的推拿正骨谢剑新医生。吴钧陶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的编辑、翻译家，在写这部自传时，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因长年患病失学的青年，但对文字的感受与操控能力已充分显示出他的文学天分。吴钧陶在书中，对在他生命中（准确说是病程中）初次出现的每一个医生都会加以描绘。谢医生有性格，相貌也奇特，关键是他的医术令患病多年而困居斗室的吴钧陶得以步出户外，这应是吴钧陶在他身上愿意多费笔墨的原因：

    民国三十三年的夏天。六月末尾的前一天，我的小室的门口出现一个体积和重量看上去都满可观的人……

    我将我的病史简略地背上一遍——痔漏，开刀，腿肿，骨坏……

    他低首、弹目、蹙额，那样凶狠地听着，好像他一贯视病人——或疾病如仇似的，或者，好像我不该生这个病似的……

    他庞大，但是并不高大，所以看上去是厚厚实实滚滚壮壮的——像发得挺好又挺结实的硕大的荞麦馒头……

    他的头肥硕，浑圆，光光的，如某作家形容一个书中人物所说的：像一个膝盖……

    “馒头”与“膝盖”都是生活中引起张爱玲特别兴趣的东西，在她的各篇作品中不时提及。当然出彩的是拿它们作比喻，比如小说《留情》中的米晶尧“连头带脸光光的，很齐整，像个三号配给面粉制的高桩馒头，郑重托在衬衫领上”。看来吴钧陶是将三号配给面粉换成荞麦的了。而张爱玲的另一篇名为《等》的小说，描绘的就是一个推拿诊所里的医患众生相，她给那医生取名叫“庞松龄”，给他画的像是：“生着阔大的黄狮子脸，粗颈项，头与颈项扎实地打成一片，不论是前面是后面，看着都像个胖人的膝盖。从来没有过这样慎重的膝盖……”吴钧陶说的那个“某作家”，不是张爱玲还能是谁呢。但疑问是，给吴钧陶治病的谢剑新医生与张爱玲的庞松龄外貌相似只是巧合吗？而且两人都是推拿医生。《药渣》后两页有句话揭开了谜底，吴钧陶有天去谢剑新诊所，谢医生对他说，“刚才女作家张爱玲来看病，穿着对襟花袄，西装裤，引人注目”。原来谢剑新的诊所，正是张爱玲小说《等》的取景地。

    张爱玲虽然文学想象力过人，但其小说多各有其本，《等》亦如此。而《药渣》关于谢剑新诊所的真实写照，成为《等》索隐的印证与注脚。比如《等》里写的就医人物有穿衣扣钮扣都由姨太太帮忙的高先生及其照顾丈夫微至极端的高姨太，生活在上海小弄堂里孤陋寡闻对外界一无所知的王太太，女中丈夫而不受丈夫待见的童太太等，《药渣》写的是：“经常来这里的是太太、姨太太、老态的中年人，以及上了年纪的老爷型的瘦人、矮人和其他不健康的人。她们和他们前来按摩以松散筋骨，或者好像只是因为有这样的习惯，仿佛到时候要吸一支烟一样。”至于诊所的环境，吴钧陶与张爱玲都提到了一张供病人坐的沙发，《药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长沙发”，《等》则是“倾陷的破呢沙发”。而在治疗中的表现，庞松龄与谢剑新更无二致，《等》描写得生动、具体、细致，而《药渣》则仿佛是在对《等》的描写作总结：“来这里的人大部分是经常光顾的。谢医生应付得颇为得法，同太太们谈太太们的先生，同先生们有分寸地谈时事、天气、市场、谣言，一面揉捏，一面闲聊。”

    另外，从谢剑新诊所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也可为认定《等》取材于谢氏诊所、张爱玲曾经去过该诊所提供佐证。《药渣》说：“谢医生的诊所离我家不远，福煦路八百多号。”张爱玲当时住在赫德路（今常德路），赫德路的南段即起于与西摩路（陕西北路）相交的福煦路（延安中路）。谢诊所原址仍在与爱文义路（北京西路）相交的西摩路上，而爱文义路的西头即为赫德路。可见这两处地址均离张爱玲住处不远。

    吴钧陶与张爱玲两家相距不远，他又天天去诊所，且常在诊所作长时间的等待，可惜与张爱玲终归缘悭一面。健谈的谢医生与他说起张爱玲，想必知道他是喜爱文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