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泰(TonioAndrade)的《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引入了“竞争国家体系”和“挑战—回应模式”,将世界军事历史变迁解读为一种“战国式互动”:战争推进了人类火器技术的发展,紧张的备战状态和巨大的战争压力驱使人们不断进行火器技术革新,“战国式互动”影响的不仅是火器技术,还包括整个人类社会。
中国与欧洲的火器演进图谱
硝烟率先从欧亚大陆东端燃起。火药技术诞生于中国唐代,进入宋代以后,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奠定了人类早期的火器军事格局。历经初期五花八门的火器形态之后,宋代火器逐渐形成稳定的技术范式。宋金战争和宋元战争中,双方军队使用了火枪、火药箭、霹雳炮、铁火炮等轻型火器,火器登上军事历史舞台,成为战争常见的武器装备。元末明初以来,中国火器技术发展迅速,火铳兵占明军一成以上。为了保证火器供给,明朝成立军器局和兵仗局,分别生产碗口铳、手把铳、铳箭头、信炮、神铳、斩马铳等火器。完备的军工系统为朱元璋提供了可靠的战争资源,使明军在鄱阳湖大战、苏州围城之战中占据优势。由于大规模使用火铳,欧阳泰将明朝称为“火药帝国”。
与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喧闹场面相比,欧亚大陆西端的战场则较为安静,火器从14世纪才广泛应用于战争。不过与中国火器技术的长期摸索不同,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得到的火器技术,无论是火药配比,还是火器制造,技术已相当成熟。
西洋火器发展迅速,14世纪后期,出现了可以发射短箭和铅丸的“罗舒特炮”和“坦能堡炮”。此时欧洲进入巨炮时代,各类超级火炮动辄达到千磅以上,可以发射数百磅重的炮弹。巨炮彻底改写了欧洲的战争形态,古典城墙在巨炮面前不堪一击,连号称坚不可摧的君士坦丁堡也坍塌在巨炮轰击之下。15世纪后期,火炮技术进入经典火炮阶段,这类火炮炮身更长、重量更轻、精度更高、威力更大,奠定了三百余年的欧洲火炮基本形态。自此火器技术发展的天平日益向欧洲倾斜。
尽管欧洲火器技术发展迅速,但是中国并没有被甩开,甚至还出现了二百余年“齐头并进”局面。这一阶段,中国等东亚国家向欧洲学习先进火器技术,引进了佛郎机铳、火绳枪、红夷大炮等经典火器。佛郎机铳由葡萄牙传入中国,实现了后膛装弹、可换弹壳等功能。通过中国人的本土化“魔改”,佛郎机铳形成了多个衍生类型,可以应用于海战、城防、陆战等各种战争情境。火绳枪是欧洲步兵的主力枪型,16世纪40年代传入日本,其后传入中国和朝鲜,在东亚各国得到广泛应用。16世纪中叶,中国引进红夷大炮,这种前膛火炮体型巨大,火力威猛,在明末战争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鸦片战争是中欧火器演进史上的重要分水领,以此为界,中国和欧洲出现了北宋以来最大的一次技术分流。19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火炮技术、单兵武器、城防建设大多停留在17世纪的水平,在西方人看来,这无异于一把“生锈的剑”,而同一时期的欧洲火器已经成为寒气逼人的“利剑”:海洋战场,英国海军使用臼炮轻松击溃清军战船;陆地战场,英军的轻型野战炮使清军尸横遍野。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政府被迫走上自强道路,兴建了一批西式实业,组建了北洋海军。然而,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强大的火力系统未能赢得战争优势,中国军队迅速落败,也为黑火药时代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争划下句点。
现代影视作品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古代火器战争的场景。这些作品体现了当代社会对人类火器发展进程的认知、感受和想象。《南汉山城》中,清军红衣大炮的威力得到充分展现,朝鲜军队对火绳枪的改造与应用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影武者》再现了日本战国时期的长筱之战,武田胜赖的骑兵对阵织田信长的火绳枪兵,最终一败涂地,黑泽明将这一悲壮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怒海争锋》以拿破仑时期的英法海战为历史背景,全景呈现了风帆战舰时代复杂的缆索技术和强大的侧舷火炮。
两次火器技术分流的主要原因
欧阳泰认为,人类火器技术的发展进程一共经历了两次分流。黑火药时代早期,从9世纪火药诞生到14世纪火器广泛用于欧洲战争,中国火器技术处于领先状态;14世纪后期到15世纪后期,双方火器技术出现不同的发展倾向,中国长于战场上的火器运用,欧洲则擅长制造攻城大炮,截至16世纪中叶,中国军事革新放慢脚步,欧洲火器则加速更新,双方发生了第一次技术分流;16世纪中叶,中国学习改进了欧洲的加农炮和火绳枪技术,双方各自进行军事革新,这一情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初期;18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军事革新大幅放缓,西方火器技术突飞猛进,产生了影响深远的“军事大分流”。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军事分流的发生?欧阳泰的答案非常直白,他引用拿破仑的名言,“当一个国家遭遇军事挑战时,它将回应以革新”,这一过程被学者们称为“挑战—回应模式”。在欧阳泰看来,竞争环境导致了人类技术的快速革新,随着战争频度和烈度的下降,生死攸关的挑战消失,革新的动力也就不复存在了。欧阳泰将世界战争史与军事革新史做成年表,以战争频率为背景,对比了军事革新活动,结果发现,历史上战争较多的时期,军事革新就更加活跃。
欧阳泰指出,国家之间恒常的敌对状态,对于发展动能十分重要。混乱与稳定之间的平衡推动了技术创新,宋朝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宋朝的“战国”体系经历了西夏、辽国、金国、蒙古等主要对手,每个国家都实力雄厚,宋朝与各国之间形成了大体稳固的地缘政治结构。两宋时期紧张的地缘政治关系引发了大量军事技术革新。元末明初以来,全国烽火不断,激烈的竞争环境再次推动技术发展,刺激了火器制造和军事管理。然而,永乐皇帝去世之后,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逐渐减少,军事革新也趋于迟缓,第一次分流由此出现。
第二次大分流的原因也十分相似,1760-1830年,中国的战争频率和战争规模处于较低水平,历经康熙时期的几次战争之后,国家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长期安定的局面使国家缺少军事创新的动力,军事技术、武备水平、城防建设远低于欧洲强国。
与中国相比,欧洲的情况刚好相反。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之间发生了频繁的战争,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长期处在不同程度的战争与对峙当中,不同规模的战争塑造了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生态。面对无休无止的军事对抗,为了谋求生存,欧洲各国竭力推进军事技术创新,藉以击败敌人,保障国家安全。复杂的政治军事格局催生出巨炮、经典火炮、火绳枪、侧舷炮、臼炮、野战炮等先进火器,这些火器的广泛应用不仅推动了欧洲国家的中央集权,也加剧了海上强国的殖民扩张。
18世纪,科学理论与军事技术结合,释放出恐怖的战争力量。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科学与技术尚未建立联系,火器技术发展仍然按照传统改良方式进行。然后,当科学家把数学、力学、机械学、弹道学等理论应用于火器技术之后,西方军事工业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孕育出一批性能优良的新式武器。根据牛顿力学和波义耳的气体定律,本杰明·罗宾斯和莱恩哈特·欧拉研究了弹道科学和空气阻力理论,研究成果直接导致新型高效火炮臼炮和榴弹炮的诞生。与此同时,根据弹道科学,欧洲炮兵可以准确判断炮弹的爆炸时间,极大地增强了可爆炮弹的杀伤力。
关于中西分流的其他解释是否成立?诸多解释中,学界与民间讨论最多的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常见的说法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官员和知识阶层过于重视道德层面,轻视工艺、战术、技术,讨厌学习西方世界,选择闭关自守。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只要回顾中西火器技术交流史就可以发现,相当数量的儒家官员对于研究西洋火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积极引进佛郎机铳、红夷大炮、火绳枪等先进武器,同时加以改进。晚清时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儒家官员更是大力引进西洋武器,拓展国家的洋务事业。由此看来,尽管儒家文化对于中西交流的历史影响不容忽视,但是仅凭儒家文化来理解两次军事技术分流,显然是不够的。
站在时间线上:当代视域下的火器发展史
当代中国处于第二次分流的什么阶段?亦或双方早已合流?会有第三次分流发生吗?这些问题作者没有提及,却值得追问。自然科学这个重要变量引入火器设计制造当中,使得第二次分流之后的合流变得极为困难。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第一次分流之后不久,中国开始仿制改进西洋火器,双方军事技术出现了长期并行的局面。然而,第二次分流之后,中国的追赶变得极为艰难,单纯依靠依样仿制已经不再可能,要想真正生产出西洋火器,必须一板一眼地学习西方基础科学知识,将科学理论运用于技术研发当中。这项工程涉及军事、教育、工业、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与世界尖端军事科技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次分流之后,自然科学逐渐从技术的辅助者转变为技术的引领者。分流之前,火器技术发展主要依靠技术本身的创造与改良,因而许多技术革新都是由工匠完成的。随着第二次分流的出现,科学成为影响火器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在武器研发中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很多军工领域都是依据科学理论设计武器方案,然后再通过技术实施得以完成,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原子弹。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武器技术是否会发生第三次分流,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代科学的发展态势和各国对尖端科学的掌握程度所决定的。
纵观当今世界政治军事格局,“挑战—回应模式”还适用吗?回答这个问题,必须结合现代战争形态和武器发展水平来看。现代武器具有巨大的攻击性和杀伤力,战争造成的破坏远高于传统武器,因此,伊拉克、叙利亚等屡遭战争打击的国家很难独立发展现代武器装备。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战争形态是不利于人类武器技术革新的。
然而,“战国式互动”仍然以某种特殊的形式存在,日本与韩国、中国与美国、美国与俄罗斯、以色列与伊朗、印度与巴基斯坦,当今世界充满着各种类型的竞争与对峙关系,受到这些关系的影响,各国努力提升本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和工业制造实力,补齐自身的战略短板。如何回应挑战?如何面对竞争?如何承受压力?这些问题成为任何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完成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