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

    李敬泽年轻时才情惊人，酒量更惊人。

    拎着破纸袋子踅进胡同，坐在路边烤串摊子边的李敬泽，是最真实、最放松的李敬泽。夜色如墨，月光似水。浸润在墨水或者说水墨里的李敬泽，一手烤腰子，一手烤毛蛋，酒至微醺，睥睨天下，多大的酒杯都敢端，多强的对手都敢招呼，多大的阵仗都不害怕。李白斗酒诗百篇，李敬泽斗酒，岂止百篇？我们跟他开玩笑，他在文学批评里的才气、力气、胆气，都是这个时候操练出来的。

    年岁渐长，李敬泽才气愈加四溢。可是，朋友们不太习惯的是——与四溢的才气相反，他的胆气却日渐内敛，人也日渐矜持。围巾变成了领巾，香烟换成了烟斗，大汗衫变成了大西装……酒呢？不行不行！那真的不行！提起酒来，他便将手伸到西装口袋里，使劲往外掏，一个写着法文的小药盒，一个写着日文的小药盒，一个写着德文的小药盒，一个写着拉丁文的小药盒，一个写着西班牙文的小药盒……知道你懂英文，他的口袋里偏就没有英文说明。

    “最近在吃药，医生说，滴酒不能沾。咱得听医生的，对不对？你说说？”他笑眯眯地说。

    于是，我们看见了——李敬泽的“狡黠”。可是，我们也许看不见，李敬泽的温暖、智慧，全在他的心里。

    1984年从北京大学毕业踏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门，此后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李敬泽将他的所学所爱，全部奉献给他的事业，奉献给中国文学的发展与繁荣。这其中，从1990年到2016年，有二十六年的时间，他贡献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

    正是在这里，李敬泽从一麻袋一麻袋海量的信件里寻找中国文学成长的种子，一个字一个字掘采爬梳，认真思考文学期刊的目标读者、差异化生存样式，期待见到更多的新面孔、新视角。他是个好编辑，作家的知心朋友。作为《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乃至主编，李敬泽究竟写了多少期“卷首语”，可能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在这寸土寸金的地界儿，他像一个挥汗如雨的老园丁，让这曾经荒芜的园子姹紫嫣红。

    他为读者推荐年度作品，毫不掩饰他的“偏见”：“我的一个偏见是，不喜欢那么四平八稳、中规中矩，一个长篇或中篇，看个开头就看得到结尾，不是我眼睛毒，而是他太老实。另外一个偏见，是喜欢年轻人或者陌生人，不是说年轻或者陌生就一定好，但一个人年轻或者陌生，总是负担少一些，杀气腾腾地冲出来，或者跃跃欲试地去恋爱，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世界，总要比老江湖更澎湃、更放浪，可能也更有创造力。”初读刘亮程的《凿空》，他真实地记录了他的惊喜：“《凿空》是有声音的书。寂静和声音，或许是这部书一个隐蔽的主题。《凿空》中的声音很遥远，远自新疆，但这种远不仅是地理上的；遥远的声音，也是微弱的声音，是穿过了这个世界巨大的嘈杂、这个世界的无限热闹，然后游丝一样侥幸、偶然地来到我们耳边的声音。”李敬泽欢欣地看到，各种新生力量在这个园地里冒出来，“有两种新人，一种是一出手就像个老作家了，很好，但是，我们也期待着另外一种新人，他真是年轻，他出手时我们看不出来路，料想不到他会把我们带到哪里，这样的人，让我们不踏实，但是，就如前面所说，他也让我们感到我们很可能是做对了，是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那个对世界有新话、独特的话要说的人。”这些偏见、惊喜、欢欣里，何尝不是遍阅“千里马”的“文学伯乐”的温暖和智慧。

    中国有个成语“绵里藏针”，李敬泽的文章则从来都是“绵里藏刀”。古代的兵书里有“三十六计”，李敬泽的文章之道却常常在“三十六计”之外，连环相扣、环环相生数不清的“刀”与“计”，在他倒转的笔锋里。

    毕飞宇评价李敬泽，他的阅读量惊人，海量的阅读帮助他建立起了很纯正的美学趣味，我信任他的趣味。此言不虚。李敬泽的履历简单得无话可说，他的阅读却丰富得杂花生树。傅斯年劝诫中国考古学者“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放在李敬泽身上倒是十分贴切。他说古道今，口角生风。他旁征博引，百无禁忌。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他读书常与作者争辩，跨越地域时空，扶听众和看客起身不要跪，要给全世界的思想装上“防滑链”。

    李敬泽眼中带风，手不释卷。他读古人的记叙，思绪跳荡在字节之外——脱去了皮囊的灵魂啊，他们在忙什么？下地狱或上天堂或在荒野上游荡？那些孤魂野鬼，它们所渴望的，不过是转世为人，再得一具皮囊。温暖的、逸乐的、疼痛的、脆弱的、可耻的皮囊。他读古人的诗词，看得见他们文字中的孤苦与寂寞，一个人的岁月天地、宇宙洪荒。他在李商隐的“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看见了地老天荒，以及华丽的、澄碧的、寒冷的、坚脆的如水晶琉璃般壮观玄幻的大世界。他读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拱手谦逊“小子安敢！”心里却想着也要写一本《春秋战国名人录》。他读《圣经》，在耶路撒冷找到耶稣受难前被囚禁的“鸡鸣堂”，却看到了早已经潜伏在他心底的结局——最后的晚餐散了，耶稣和门徒们向橄榄山，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曾经是彼得或者如彼得一般懦弱。

    李敬泽首先是优秀的评论家。他以笔为犁，掘采爬梳，为中国当代文学培养了庞大的队伍、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贾平凹曾经列举坊间流传去北京不可或缺的三大盛事——登长城、吃烤鸭、见李敬泽，并不是笑言。李敬泽还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他的散文、随笔、杂记、小品文无不妙趣横生。从理论到体系，从解构到建构，从纪实到虚构，从理解到意义……这些在批评家的文章里硬邦邦的概念，在李敬泽的文章中却显得异常深沉、宽厚、柔软。他用他的散文，构筑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他从早到晚叼着烟斗，夤夜无聊去吃烤串，沐手焚香苦练瘦金体，无论春夏秋冬以围巾为饰——更匪夷所思的是，他满腹的才华变成了行云流水的任性，满腔的热忱变成了睿智老辣的和颜悦色，满纸的锋芒变成了四两拨千斤的恬淡从容。杜甫有诗曰：“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李敬泽从故纸堆的陈芝麻烂谷子里，找到为常人所忽视的沉甸甸的真金，又从涂满金粉的假古董里，捡拾起沾满岁月风尘的秦砖汉瓦。

    这是多年阅读与思考练出的慧眼，是生命与智慧成就的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