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唐诗

    文学史上有一个现象，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最终往往落入烂书袋。

    鲁迅在《门外文谈》里说：

    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留传下来的。这一润色，留传固然留传了，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

    他在1934年2月20日给姚克的信中说：

    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

    不止鲁迅这样说，胡适在《〈词选〉自序》中也说：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

    四言诗如此，楚辞如此，乐府如此。词的历史也是如此。词到了稼轩，可算是到了极盛的时期。姜白石是个音乐家，他要向音律上去做工夫。从此以后，词便转到音律的专门技术上去。史梅溪、吴梦窗、张叔夏都是精于音律的人；他们都走到这条路上去。他们不惜牺牲词的内容来迁就音律上的和谐。

    胡适1952年12月20日在纪念傅斯年逝世两周年的会上讲《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说傅斯年也是这样看的：

    他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同时每一种文学都经过一种生、老、病、死的状态。从民间起来的时候是“生”，然后像人的一生一样，由壮年而老年而死亡。这个观念，影响我个人很大。说到这个观念，我们常常想起孟真贡献最大的就是他的思想。中国文学无论是小说、词、曲、诗，都是来自民间，慢慢的才跑到上层，影响到士大夫阶级。但到了士大夫手上以后，就慢慢的老了，死了。

    古人的作品能够留传到今天的，大都是一些杰出的文人的创作。经过长时间的淘洗，那大量的“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今天已经无从看到；对于文学的新形式都是出于民间这一点，也难以确说了。

    使鲁迅胡适们没有预料到的是，现在已经有了实物为证：当年的文物工作者萧湘先生1978到1979年在发掘长沙铜官窑遗址的时候，发掘出了不少破损的瓷器，可是在那些瓷器上面题写有诗作，其中有一些是有名诗人写的，更多的是不知名作者的作品了。萧先生觉得，这些诗，是货真价实的唐诗——唐朝人创作、摩写、烧制在唐代瓷器上。于是细心整理，辑成《唐诗的弃儿》一册。这就是文学史上这一个公式的铁证。

    这是一本新发现的唐诗集。其中多是清新可喜的五言绝句。也有七言、六言的，当时很少；多有很高的格调。读者自会欣赏，无需我举例了。

    有一个问题：诗中的用字，有些似乎不及后来的规范，是不是错别字？例如“霞珠不直钱”一句，“霞珠”当是“瑕珠”。指有瑕疵的珠子，“不直钱”当是“不值钱”，这里是不是错了字？关于这个问题，胡适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他1960年11月20日复苏雪林的信中解释《红楼梦》抄本的别字问题的时候说：

    所谓《原本》，都不过是随写随雇人抄了去卖钱换粮过活的抄本；所谓“别字”，也往往是白话文没有标准化的十八世纪的杜撰字，我们不可拿二百年后的白话文已略有标准化的眼光去计量他们（例如“下凡造历幻缘”，“造”字后人多作“遭”，但我们不必把“造”看作别字。“熨斗”作“煴”，“忒”作“特”，“打官私”，也不是别字。又如“名公”作“明公”，“拭泪”作“试泪”，可能是抄手之过）。

    比《红楼梦》更早了一千年的唐诗难道不应该这样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