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启示

    大遗址是指遗址或遗迹等遗存本体与其相关联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的有明确地域范围的综合性景观场所。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与实践结果，是该民族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深层文化和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等表层文化的集合反映。从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角度来说，大遗址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民族保护发展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和任务，我们应坚持保护与传承为主，发展与创新为要的理念，走出一条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新路子。

    《中国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研究》一书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学、地理学、管理学、规划学、社会学等融贯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对国内外遗址和大遗址保护历程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构建中国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的必要性；基于对大遗址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辨析，提出了大遗址景观论；在价值论、系统论、控制论、人地关系论和有机更新理论的指导下，对大遗址的价值、保护技术措施、展示与解说、保护利用模式、保障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讨，构建起了适合我国大遗址保护的基础理论与方法体系。

    作者刘卫红对西安地区遗址保护利用现状和成功案例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分析。被誉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西安，是中华民族的发祥之地，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自公元前11世纪西周建都沣、镐，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余年，是中国六大古都中建都历史最长的一个。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历史地理条件，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古代遗存。从距今110万年左右的蓝田猿人遗址到围寨而居的临潼姜寨、西安半坡遗址，再到规模宏大、机制完善、享誉世界的汉、唐都城遗址和明清府县遗址，几乎各个时代都有极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反映了西安历史文化发展的完整性和延续性。这些遗址既有聚落、宫殿、城堡、城防、陵墓，又有居室、作坊、桥梁、市场、栈道和宗教寺观等，遗址类型丰富多样，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而在这之中又以人类文明开端的新石器时代和周、秦、汉、唐四大王朝的遗址数量多、类型多样，文化价值和内涵丰富。

    为保护好这些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安市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在经济社会发展异常艰苦的背景下开始了遗址保护工作，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西安地区遗址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城市历史文化环境风貌得到有效保护。刘卫红总结发现，西安地区遗址保护与利用成功的范例中，存在着一种“多业共生”模式，有效地解决了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社区及居民发展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中典型的有以曲江新区、大明宫遗址、杜陵遗址及大唐西市遗址为代表的“休闲文化旅游社区”模式、“休闲文化公园”模式、“休闲文化农园”模式和“商贸文化旅游”模式。

    《中国大遗址保护理论与方法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创新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回顾国内外大遗址保护发展进程，总结我国大遗址保护成绩，并指出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大遗址保护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即大遗址基本概念及价值认知评价体系、大遗址保护理念原则及保护技术措施体系、大遗址保护展示方法体系和大遗址解说体系、大遗址保护利用模式体系和大遗址保障管理体系。

    二是客观考察国内外价值认知的演变过程，分析指出我国大遗址价值认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大遗址保护的影响，以国际理念为指导，结合我国文化传统和大遗址特性，从价值类型、价值指标、评价要素和评价内容四个层面，构建起以历史、科学、艺术等文物价值为主的本体价值评价体系和对遗址实践、改造后成果与意义认识为主的包括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在内的衍生价值评价体系。

    三是在研究分析国内外保护原则及保护技术措施利弊得失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大遗址保护应遵循的原则（整体性原则、真实性原则、可识别性原则、可逆性原则、原址保护原则、最小干预原则、修旧如旧原则）和保存、修复、迁移、环境整治及重建等应采取的保护技术措施，并从实践层面论述了每一原则和技术措施的实际运用。

    四是提出大遗址展示、解说与利用是大遗址价值实现的重要途径，并以大遗址景观论为指导，结合大遗址保护的目的和目标，构建起大遗址展示、解说与利用模式体系。首先，在对大遗址展示重要性和存在问题分析的基础上，以大遗址景观论和保护利用、价值导向等理念为指导，根据大遗址展示对象的多元性，提出了保护陈列展示法、意象展示法、地脉强化法、文脉延伸法、文化展示法等展示设计方法，构建起静态与动态、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与自然相结合的大遗址展示体系。其次，借助旅游学，从解说对象、解说受众、解说内容、解说媒介、解说方式等层面对大遗址解说系统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阐述。

    五是基于对西安地区遗址保护利用成功案例的总结分析，以产业集聚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理论的框架体系，对其内涵、特征、效应和形成原因、机制、模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同时结合西安地区大遗址特性和保护现状，以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理论为指导，提出了“田园文化城市”“文化影视公园”“田园乡村”“休闲社区公园”等保护与利用模式，以期推进我国大遗址的保护。

    六是在对大遗址保护管理存在问题分析基础上，从保护管理体系（大遗址管理体制、登录制度、社会参与制度、监督管理制度、保护规划制度等）、法律制度保障体系、资金保障体系和教育科研体系对大遗址保障体系进行了探讨，以实现大遗址保护事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本书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时代我国大遗址保护在理论和方法体系上做了新的研究与探索。这些研究与探索为大遗址保护、展示、利用提供了理论、原则上的指导和方法、措施上的支持，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较强的应用性。与以往大遗址研究成果相比，这部论著在创新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本书的研究成果将从三个方面推动我国大遗址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一是将有利于破解大遗址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效保护大遗址本体与周边环境。二是将有利于实现大遗址自身的良性发展和促进遗址所在区域文化、经济的发展。三是将有利于大遗址“亮”起来，“活”起来，更好地彰显其文化、社会、经济价值。这是一部理论性和实用性兼备的著作，对于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实践及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