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帝国：罗马城的突围

    纵观罗马从建城直到晚期共和的六百多年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充满了暴力冲突和流血斗争，这在许多典籍中都有描述：有国内不同帮派社群间的冲突，也有与国外各种势力间绵延不断的战争。笔者研读了一些罗马史方面的书籍，如蒙森的《罗马史》、波里比阿的《罗马帝国的崛起》，以及戈兹沃西的《凯撒：巨人的一生》，并从中总结出了如下的结论：罗马能从共和国成长为帝国，与这一连串冲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能从这样的艰难险阻中冲破重围，主要归功于罗马共和国极强的内部向心力。

    与之相对的，是与罗马长期以来亦敌亦友、同样充斥着暴乱与战争的希腊化世界。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崩解之后，几个继业者帝国从原先广阔的国土上站立起来，但互相之间争斗频繁，总体而言没有哪一家能脱颖而出。希腊化世界呈现出长期的弱势均势，慢慢分崩离析。但是，罗马走出了一条与之截然不同的道路，最终结果也因此而迥异。

    兼容并蓄的扩张政策

    在罗马人建立王政乃至成立共和国的过程中，诸多城市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紧密群体，这是罗马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性。

    如《罗马史》中所说，地中海沿岸的诸多民族组成的原始文明，虽然血脉和语言都不尽相同，但可称之为一个整体文化圈。罗马人最初的社群就由三个原先独立的民族Ramnians、Tities和Luceres组成。罗马城所在的位置显然不适合先民们建立永久定居点——这里土壤并不肥沃，台伯河还常常泛滥，随时会将沿岸地区化作沼泽。罗马的先民之所以没有选择南方，而宁愿在这样一个自然条件下建城，首先是因为这里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罗马城早期主要沿台伯河延伸，领土南北窄而东西长，这样的区域很利于罗马成为台伯河内河航运的中心，并能为拉丁世界的海商提供便利条件；同时，台伯河是天然的屏障，加上沿海建立的岸防，使罗马人能够防御北方相邻的蛮族和西方的海盗，保卫南方的拉丁世界。

    波里比阿在《罗马帝国的崛起》中提到，罗马城从建立之初就显得不同于拉丁联盟的其他城市：这里是一座联合城市，有着不同的民族和比较密集的人口；而在拉丁世界的其他地区，人民更倾向于以散居的方式在乡村和田野间度过日常生活，最多在节庆和祭典日到规模较大的要塞集结。罗马人从在一座较高的山丘上建城以来，就由“RomaQuadrata”（位于巴拉丁区）开始，逐渐向四周的郊区扩张，不断建立新的殖民地。其中较大的有：由几块小型郊区组成的城区修布拉区、被称作“外围建筑”的新兴城区伊斯奎利亚区以及较为低矮的奎瑞纳尔区。整合后的罗马人修建了处于城墙外面的外堡，以防范北部不断袭扰边境的凯尔特族。可见，罗马城刚建立的时候是作为“文明之盾”存在的，沿着台伯河建立的这座要塞城市有效地保卫了南部更多的拉丁联盟城市，使其免受北方蛮族入侵。因此可以想像，在文明刚刚成型的时期，所有日后罗马的城市，都一定程度上尊重并感激这个北方的盟友。

    罗马的扩张方式也有利于社群的稳固。比如巴拉丁区和修布拉区的罗马人（“山罗马人”）整合奎瑞纳尔人（“丘罗马人”）的时候，双方的合并方式并非是将整个奎瑞纳尔社群完整地并入罗马范围内，而是摒弃原有的奎瑞纳尔族群关系，将其分为小部分插入罗马的三十个保（这是当时的一种分法，将公民分为三个族，每个族十保）中。与此同时，罗马人为融合进来的奎瑞纳尔人保留了相当的文化独立性，这从他们允许奎瑞纳尔的信仰符号与自己的共同出现就可见一斑。这样，奎瑞纳尔人很难在日后形成较为集中的叛乱，因为他们在整体上处于散居状态，但他们会感到自己受到了尊重，因而对自己实质上处于更低的层次不会感到太多不满。

    罗马人接下来在亚平宁半岛的扩张和征服中，也采取了有力的策略：他们在征服了一个个社群后，并未按传统做法将其居民全数卖为奴隶，而是允许他们保留一部分自由，并与罗马的公民们保持联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这些居民甚至还有机会成为罗马的“依从者”——因为对于非罗马城本地自由民，但文化相近、本质相似的外国人而言，只要与罗马的自由民缔结婚姻，在愿意放弃原先住地权益的情况下，他们就有权利迁往罗马居住，成为一名“依从者”。这些人虽然在法律上与罗马家庭是一种从属关系，作为被主宰的一方存在于罗马城中，但他们实际上已经拥有大多数自由民的权利。也就是说，罗马这座商业化的大都市，实质上允许所有拉丁联盟的外国人在此居住。这样，这些同属于拉丁世界的城市就被相对对等的公民权联结在了一起。罗马人就这样逐步以兼容并蓄的手段整合了周边的许多拉丁社群，从王政时期发展到了共和国时期。

    向心力成为制胜的关键

    向心力较强的罗马人，有着比希腊人更为牢固的同盟，并依仗这一特点获得了雄厚的后备兵源和牢固的城市群联盟。

    就在罗马的东方、亚得里亚海对面、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化世界，众多城邦早期的分立局面和罗马建城初期如出一辙，但后续的轨迹却大不相同。希腊人之中没能形成一个有效而强大的统合政权，最有希望的提洛同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也在战争中分崩离析。长期以来，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诸城邦不是像西边的邻居那样走向统一，而是维持着独立，并因为资源局限和向心力不足而在马其顿人和日耳曼人的先后蹂躏下，一个个覆灭。

    罗马人从建立共和国到成就帝国，在近六百年的时间内先后被高卢、日耳曼和凯尔特民族入侵多次，同时东方的马其顿、北非的迦太基和利古里亚海的海盗也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居然能冲破如此重重围困建立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因为他们有希腊人不具备的某些特质

    我们不妨从罗马与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入手进行分析。决定这场战争的外部因素，主要有军事力量、指挥体系、人才谋略等。从军事力量看，罗马当时在北亚平宁有四万以上的部队，后续的战役中也获得了更多的部队，到坎尼战役已有超过八万名步兵。虽然骑兵处于劣势，但罗马重装步兵的威力是举世皆知的，因此这可以算是一个优势因素。从指挥体系来看，罗马人则是处于完全的下风——一直以来，罗马的高层官员都有着每年一选的制度，于是这些罗马军团便由当年的执政官指挥。此时的军团虽然军力处于优势地位，但将领和军士们之间并不熟悉，指挥者们不清楚麾下士兵的能力，士兵们也对指挥者抱有一定程度的不信任，再加上屡次的临阵换帅——仅以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亚平宁的时期为例，自公元前218年到公元前216年，罗马军在特雷比亚战役中的指挥官是老西庇阿，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中的指挥官是盖乌斯·弗拉米尼乌斯，坎尼战役中则是由保卢斯和瓦罗共同担任指挥，这种格局必定导致指挥的混乱。从人才谋虑来看，对手汉尼拔被誉为“战略之父”，其个人魅力和军事能力无可置疑，而罗马的弗拉米尼乌斯等人则更适于被称为政治家而非军事家——这样的军政一体有些时候的确会导致军队指挥层能力平庸，就像后来的克拉苏，以共和国首富身份起家的他，凭借绝顶的财力辅助自己的政治活动，堪称成功的政治家；而他在公元前53年任执政官期间远征帕提亚帝国，非但没能建功立业，反而在卡莱一败涂地，父子双双死于异国。

    这样看来，罗马人似乎除了军力之外均处于劣势。从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战争便不难看出，在共和国晚期之前，罗马人真正赖以击败敌人的，并非是多么完备的军事指挥体系，或者是多么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部队素质，更不是将领们的指挥才能。除了强大到足以在拉锯战中拖死对手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外，团结的城邦群体以及公民为国家奉献的精神意志，才是制胜的关键法宝。

    公元前218年，著名的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率部队奇迹般地翻越阿尔卑斯山，奇袭了亚平宁北部。此时的罗马有两支与汉尼拔军力对等的主力军，一支在伊比利亚进攻殖民地新迦太基，一支仍在抢夺制海权，准备从西西里出发远征北非，因而难以做好应对。必须承认汉尼拔所率部队数量居于劣势，但罗马军队因为疲于应对英修布里人和波伊人的叛乱，难以集结北亚平宁的军团对抗汉尼拔南下。仅仅为了压制住蛮族部落的这次叛乱，罗马军团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此可以说此时是汉尼拔征服拉丁世界的最好时机了。

    在特拉西梅诺湖战役之前，汉尼拔曾对罗马共和国除罗马城以外的城市许下诺言，称他要做的“仅仅是征服罗马城，而非整个意大利地区”（虽然当时意大利不像今天这样是一个国家概念，但该地区的自然边界却是相对确定的），并作出承诺会在战后解放城邦，为每一个社群恢复其祖先原有的独立与自然边界。当然，作为软硬兼施的另一方面，他的临时盟友们——凯尔特人的骑兵部队，也在驻扎的弗拉米尼乌斯部队周围的罗马城市中实施劫掠，由此对曾宣言要保护各城邦的执政官施加压力，最终确实引得各城市怨声四起。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实力较强而被罗马城猜疑、长期以来被严苛对待的特雷西亚镇，也没在汉尼拔向卡普亚进军时倒戈，没有给予他援助或打开城门，而是依旧保持着对罗马人的忠诚。这样的向心力令人感叹。

    诚然，这样的向心力也是有极限的，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汉尼拔连续三次大胜罗马，并在公元前216年最终进入南亚平宁。坎尼之战后，以亚平宁南部为据点，许多原先忠于罗马的城市纷纷投向迦太基人，其中包括罗马当时的第二大城市卡普亚。此时可以说是罗马人最危难的关头——他们的主力军在先前的连续溃败中消耗大半，同时许多城市的倒戈也使敌人得以在半岛站稳脚跟。这种情况下，要想将迦太基人驱逐出去，不但需要整个共和国团结一心，更需要已经举棋不定甚至倒戈的南方诸城的配合，这显然是个难如登天的任务。

    但是罗马人做到了。国民踊跃参军，富人们主动将财产贡献给军队作为配给，诸多城市表现出的向心力和在战争的危难关头对国家的信心，一次次为他们重新建立了军队。而适度的政策、许诺和一定的敲打，则使南方诸城没有长期配合汉尼拔的行动。于是，汉尼拔的终极目标——摧毁意大利地区城邦的紧密结构并彻底毁灭罗马，基本上没能达成。不同于希腊，这里的诸多拉丁社群和拉丁化的社群根本没有离开罗马之意，甚至位于南部的一些小型社群也仍然在对抗着迦太基侵略者，全然不像汉尼拔期望的那样——被他的军事行动激发出对罗马压迫的不满与反抗意识，并最终摧垮联盟，群起而攻之。

    杀一儆百是必要之举

    罗马人当然也不只是以仁慈的手段拉拢盟友和内部的社群，对于一些曾经宣誓效忠但又倒戈的城市和社群，罗马人一向不惜给予严厉的惩罚并以此警示其他社群。

    蒙森在《罗马史》中详细记述了一些罗马人给予变节社群严苛惩戒的例子，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西西里岛叙拉古人的经历。第一次布匿战争初期，在西西里岛的伯罗奔尼撒移民、叙拉古之主海罗认识到，迦太基人虽然试图联合西西里麦萨那人和叙拉古人，但他们已经不可能挑战罗马人的权威了，因此他果断放弃与迦太基站在同一阵线的想法，于公元前263年与罗马缔结和约。

    于是自麦萨那战役之后，罗马人在西西里岛上便获得了一个识时务的重要盟友——海罗王和他的叙拉古人。在这之后，罗马人与迦太基人连续在西西里岛附近展开多次海战，罗马凭借自己更强的生产力和更加团结的公民阶层——许多富人捐钱，穷人则成为劳力——筹备出一支支强大的舰队，最终在持续了24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中击败了迦太基人。

    海罗王在这场战争中几乎一直坚定地站在罗马人这边，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作战基地和海军船坞，因为贡献卓著而在罗马人整合意大利地区自然领土时被允许保持主权。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海罗王已在公元前216年去世，他的孙子海罗尼慕斯上位。掌权后的海罗尼慕斯全然不做长远的战略考量，只因罗马人落于下风就背叛了这个结盟近半个世纪的盟友，立刻与迦太基缔结和约。虽然他在次年就遇刺身亡，但木已成舟，罗马人在重新夺回战争主动权之后对这个变节的社群进行了相当蛮横的报复。罗马指挥官马西拉斯允许士兵们劫掠这座城市，并大肆屠杀市民，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阿基米德。后来叙拉古人以此上诉元老院，但元老院并未交还掠走的个人财产，也未恢复这个社群的自由主权——背叛者的代价就是成为纳贡社群。

    除了盟友，在罗马共和国内部，虽然一部分城市比较坚定地在元老们的带领下投向了汉尼拔，但它们不仅数量较少，并未对汉尼拔的行动提供很多实质性的帮助，还因此自掘坟墓，最终得到了报应。公元前211年，卡普亚这个罗马第二大城在战争前期向汉尼拔投降，并屠杀了城内所有来自罗马城的殖民者。在两年的围城后，该城终于被重新夺回。这一次，罗马人决定悉数摧毁这里的政治结构，永远杜绝这样的反叛行为。他们几乎将卡普亚的所有高级军官都残酷处死，元老们也被迫自杀；这样杀鸡儆猴的举措极大地动摇了投向汉尼拔的诸城的意志，稳固了这些城市对罗马的向心力，为罗马的再统一打好了基础。

    这些举措使罗马和迦太基的对峙出现了形势调转。其实早在战争初期，迦太基这个老牌海权强国就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即使在战争中后期汉尼拔转入南部，迦太基人仍然完全有能力从叙拉古、安达鲁西亚和马其顿向远征军提供兵力补助，但迦太基人却很快走出了坎尼之战的狂热，重新对海洋另一岸的战局持保守态度，不愿意全力支援汉尼拔，其中以高层为甚。与汉尼拔资源的捉襟见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马人在战争的前五年蒙受三场大败并损失近七分之一的适役人口后，仍能组建起10个以上的军团在本土作战。据考证，当时全世界的罗马军队共计约20万，因此可以说，当时共和国内几乎所有青壮年男子尽服兵役，其中亚平宁半岛上除罗马城外的其他城市居民占据了很大比例。显然，罗马诸城的命运被绑在一起，共和国的其他城市绝不会让罗马城孤军奋战。

    罗马人真正优于希腊的，其实就是这近乎牢不可破的拉丁同盟。这个大社群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或许会有一小部分倒戈，但主体部分却不会像希腊那样因为形制松散而被逐个击破，而是同仇敌忾，共同抗争。这样的同盟使得力量能够集中，最终使罗马共和国击败了无数次的外敌入侵，走过风风雨雨，建立了罗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