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纪念童诗白先生

    童诗白先生是我国电子技术学科的奠基人，是著名的电子学科学家和教育家，也是我一生中在业务上受教最多、受惠最大的恩师。今年适逢童先生诞辰100周年，作为一个跟随先生二十多年的学生，我想借此机会回顾一下先生的生平志业，以表纪念。

    童先生的一生都和书有关：读书、教书、写书。童先生本人就是一本厚厚的书，一本充满学问和正气的书，值得我们反复阅读，从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智慧、灵感和力量。

    一

    1946年童先生结束了西南联大的读书生涯，开始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教书。两年后又远涉重洋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再次读书，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那时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当局严格限制旅美中国科技人员回国。童先生的博士论文涉及军工机密，而且他了解贝尔实验室相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因此他的回返更是遭到百般阻挠。但是先生满腔家国情怀，心意已决。他放弃种种优厚待遇，拒绝加入美国国籍，拒绝美国空军基地有关导弹研究的聘请。他不理睬校方的训斥，不顾忌移民局的威胁，不在乎联邦调查局不止一次的谈话和要求定期到有关部门报告行踪的监管措施。先生的一身浩然之气、铮铮铁骨，日月可鉴。所幸1954年周恩来总理为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留美中国科学家返回祖国开展了大量外交工作，先生终于获得机会，于1955年6月踏上了日夜思念的故土，重返清华教书。

    中国不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祥地，亟待打开通向先进科技的大门。童先生深感科教兴国的紧迫和自己责任的重大，他一回来，便在清华—中科院联合举办的我国最早的自动控制讲学班大显身手，同时立即着手创建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此后整整五十年，先生心无旁骛地在电子信息与自动化领域辛勤耕耘，担负起了无可替代的领军之责。

    童先生对全国电子技术课程的引领作用首先是通过写书实现的。先生认为，教材是课程内容的载体，课程内容体系的确立和改革最终都要由教材来体现，因此教材是课程之本。一定要把教材建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要任务，作为课程体系改革的抓手、动力和标志。

    先生写的书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紧跟科技发展步伐，掌控教学改革节奏。每当电子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先生总是以他敏锐的学术眼光和求新的进取精神，迅速写出新教材，反映前沿知识，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体系。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主编了我国最早的四种配套的《电子技术基础》教材，结束了当时只有苏联教材的历史，并且建立了整流－放大－振荡－脉冲的新课程体系。70年代初，面对晶体管取代电子管的重大变化，他和几位老师一起编著了《晶体管电路》及《晶体管脉冲数字电路》，解决了我国电子工业起步时面临的燃眉之急。当集成电路兴起，分立的晶体管器件被淘汰，他又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及时主编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组织编写了《数字电子技术基础》，形成全新的课程体系，与国际接轨，为国内高校领路。当集成电路从小规模上升到大规模/超大规模的新台阶时，他又于1987年和2000年两次对教材内容进行更新，对课程体系进行优化，进一步提高了教材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启发性。童先生这些不断问世的新书，携带了电子科技发展的印记，留下了先生学术创新的足迹，也记录了我国电子技术课程建设与改革的历史。

    记得童先生说：“‘文革’结束了，我们不能把书架上的书拿下来掸掸土接着用，要赶紧跟上世界科技的发展，给学生最新的教材、最好的课程。”先生“掸掸土”的形象说法，让我们理解了他的思想，也感受到了他行胜于言、勤勉敬业的作风。那些年，我们常常在学校图书馆四楼阅览室看到先生的身影，他广泛阅读国外最新期刊，孜孜不倦地研究技术发展动向，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之道，潜心推进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即使在年过八旬且视力衰退之时，他仍凭借娴熟自如的英语，高度关注着发达国家的最新资讯。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系统研究一个世纪以来的电子技术发展史，高屋建瓴地思考和总结其内在规律。和童先生相比，我们这些从事电子技术研究和教学的后人，无论是学术高度还是科学精神都难以望其项背。童先生是一座至今还没有被同领域后来者逾越的高峰。

    先生写的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种类多，数量大。先生亲自主编的教材达12套，19本，800余万字。先生还组织指导其他教师编写教材、专著和翻译国外教材十余套，编写校内讲义十余种。由于这些教材都是国内最高水平，而且每每填补空白，满足急需，故犹如雪中之炭、久旱之雨，深受各高校和广大读者欢迎，因此其发行量之大也是惊人的。先生有多本教材的发行量在百万册以上，其中《模拟电子技术基础》一书还创下了国内同类教材发行量的最高纪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么多种教材不是互相孤立的，而是在先生统一的顶层设计之下互相配套，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材体系。它们中有关于基础理论的，也有关于实验技术的，还有关于课程设计的；有基本的教科书，也有对应的习题解答，还有全国试题汇编；有本科层次的各类教材，也有适用于研究生的《现代电子学及应用》和《电子电路故障诊断理论基础》等。如果没有对教育规律的深刻理解，如果没有忠诚于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构建这样的一个教材体系是不可想象的。

    许多人都夸赞先生是高产作家，其实我更愿意称颂先生是一位精雕细琢、追求完美的艺术大师。他写书从不粗制滥造，而是精益求精，极为严谨。每个章节，每个段落，每句话语，每个用词，他都反复推敲，力求准确，一丝不苟。就像在不断“迭代”，直到满足条件、逼近理想目标为止。先生常说：“写书写文章难免有错漏，检查改错就像‘捉虱子’。查改了一次两次以为不会有错了，可是实际上会发现还有问题，所以要不厌其烦，严谨仔细。”我想，这不就是唐代诗圣杜甫在其传世名句“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不惊人死不休”中道出的认真严谨的写作态度和刻苦用心的经验之谈吗？先生的精心，造就了著作的精致，也就使之成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

    先生令人佩服之处还在于他工作效率极高，查文献一目数行，想问题从容不迫，进退自如。我觉得，古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似乎就是先生写书过程和境界的最好写照。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先生的教材屡获大奖，先生主持的“电子学课程的改革与建设”荣获首届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唯一的本科特等奖，都是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

    二

    再说童先生的教书，也是绝顶的高超。

    先生讲课思路清楚，深入浅出，循循善诱，步步深入，不仅有纵向分析，还常有横向拓展，以便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先生教态端庄，举止洒脱，气质高雅，风度翩翩。而且难得的是先生天赋异禀，有一副浑厚圆润而富有磁性的好嗓音，使他的讲课变得更有魅力。学生反映，听先生讲课像是在海上冲浪，与其说是紧张，不如说是享受。“文革”中后期“复课闹革命”，校内传出童先生要讲电子学的消息，各系学生争相前往，结果教室爆满，不得不几易课堂。即使如此，最后大教室的墙根下仍然站满了听众。

    先生的启发式教书，除在讲课中体现，在指导研究生或青年教师时同样十分明显。先生提出问题，也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先生引出思路，也让学生通过交流讨论明确“主导思想”。师生之间，不是“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而是像梅贻琦老校长在《大学一解》中所描绘的“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那样，童先生是前导的大鱼，学生们是尾随从游的小鱼，一起在知识海洋中遨游探索。小鱼“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这种从孔孟开始古已有之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梅校长作了解读和倡导，到童先生这里则发挥到了极致。

    先生教书，从不忘育人。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先生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常常在很自然的语境中引导学生寻找人生的意义，实现应有的价值追求。有一事让我印象深刻，90年代初每次博士生招生面试，先生总要问考生：“你为什么要读博？”然后又总会善意地提醒：“如果想当万元户，就不要来我这里了！”万元户是那个年代大款富豪的代名词。先生的意思，不是说年轻人不应该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而是说读博士可能挣不了大钱，做学问难免会清贫寂寞，对此要有思想准备。先生告诫学生说，在学术的殿堂里，要静得下心，沉得住气，经得起诱惑，持守好内心的一片净土。一旦选择了走科学的道路，确立了为我国科技现代化而奋斗的志向，就不要被荣华富贵或贫困卑微所扰乱和改变，也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

    童先生本人就是一个淡泊名利、不计较得失的高尚贤达之人，他潜心于学问，醉心于科学，将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地献给了电子技术教学事业。他在默默的工作中展示自身的价值，在艰苦的努力中享受成功的喜悦。他做了学生的表率，成了学生的良师益友。榜样的力量润物无声，强过说教千百倍；学生的品格潜移默化，在从师学习过程中逐步得到升华。正是因为身教重于言教，先生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爱戴。

    先生教书，还特别强调教学和科研的融合。童先生认为，不搞科研，教学就不会有深度，就上不了水平，或者会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搞教学，且不说丢了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科研工作也往往会缺少知识的广度，或者缺乏系统扎实的理论功底。所以在电子学教研组成立不久，童先生就带领大家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展数控机床、工业自控等研究，后来又创建了我国第一个自动化仪表与装置博士点，深入开展电子电路故障诊断和可靠性理论、电子电路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微机应用、电力电子等研究工作，承担了大量重大科研项目。童先生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使这里出现了教学科研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可喜局面。

    科学是严肃的，科学家却可以是活泼开朗、很文艺很浪漫的，尤其是当科学和艺术结合的时候。童先生喜爱音乐，精神生活十分富有。他小提琴拉得极好，弹钢琴是他的最爱，兴之所至，还会亮出其美妙的歌喉。他早在赴美留学之前就已是清华音乐室的常客，是学校管弦乐队的主力。先生不仅精于文艺，而且能打一手好网球；虽过古稀之年，仍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出现在网球场上。

    三

    童先生之于我个人，真是师恩如山，师恩似海。我从1973年起，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得到先生细致耐心的指导和教诲。从参加晶体管电路习题解答部分编写工作，到参加中央电大教学辅导、编写辅导材料和播讲辅导课程；从参与教材编写的外围工作，到翻译出版美国著名教授Millman的微电子学教科书（另一位译者是孙昌龄老师）；从为工农兵学员讲课，到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六个班主讲电子技术基础大课；从申请电子电路CAD和电子系统可靠性课题，到赴西德学习之前反复选择学校、导师及研究方向；从作为副导师协助先生指导博士生，到自己成为博士生导师，我的业务一步一步向前走，都归功于先生的悉心栽培，都浸透着先生的心血和汗水。

    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校对大课教师的要求很严。对我们这批在“文革”中毕业、尚未赶上中高级职称评定的青年教师，教务处不同意担任重要基础课程的主讲教师。为此，童先生亲自到学校去介绍我的情况，为我做担保，同时又在我备课时给予许多具体指导。我给自动化系77级和电机系师资班合班上的那次大课，教务处长从头至尾听了一个学期，作了深入的调研和质量监控。最后课程圆满结束，在学生评价打分时获得全校各基础课/技术基础课的最高分，处长终于松了口气。老先生对青年教师的信任提携，教务管理部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传承。

    童先生担任全国电子技术课程指导小组组长多年，常安排我跟随参加一些会议或活动，给我创造机会开拓视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课程指导小组决定编撰《电子技术基础试题汇编（模拟部分）》和《电子技术基础试题汇编（数字部分）》两本书，我任副主编，负责模拟电路部分的筛选、分类和统稿。这部书不是简单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道试题，也不仅仅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要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教学基本要求，分析题目的特征，如试题分值、限定时间、难易程度、题目类型、答题方式、章节内容等，建立评价体系，给师生以指导。为便于计算机检索，还要编出试题特征码。这是课程建设中一次新的尝试。我所涉及的部分有154万字，约2000道题，工作量巨大。而且由于评价体系复杂，又要求准确性和权威性，所以困难重重，有几次我都觉得自己快坚持不下去了。每到这种时候，童先生就给我以极大的鼓励，还亲自复审稿件，为我指点迷津，解决疑难问题。是童先生替我撑起了一片天。此后我回想自己的业务成长道路，我得到过很多老师和同事的帮助、指导，但是对我帮助最大、指导最多、时间最久的，唯童先生一人。常有人说，人生相逢是缘分，而我想说，与童先生相遇是我的幸运。

    童先生不仅对我如此，对教研组其他中青年老师也都是尽力扶持，帮助他们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先生指导别人写了论文或完成了科研课题，常把自己的名字排在后面甚至干脆不署名；先生写书时会拆分章节让年轻人上阵，让大家都得到锻炼，大家都有功劳。但为确保书稿质量和文风统一，他最后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全部稿件，甚至几乎重写。他就是这样甘为人梯，甘做铺路石子，甘当小字辈的坚强后盾，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能够奇峰突起。

    四

    童先生的为人为学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他自身真的就是一本博大精深的教科书。这次纪念先生百年诞辰，我们重读先生这本书，有了许多新的感受和认识：

    我们读懂了，“童诗白”不只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代表着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表着一种高尚的精神情操和道德风范。我们读到先生的言行举止，看到的是恢弘的清华精神和中华文化的根脉。我们读到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做法，看到的是教育的根本和未来的方向。先生是大师，是脊梁，是表率，先生的著述与思想都将作为宝贵财富而载入史册。

    我们读懂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要想做成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就要像童先生那样自强不息。先生做事，目标明确，锲而不舍，追求卓越，精益求精，淡泊名利，克己奉公。先生的精神还表现在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却又“无问西东”，虚心学习别国长处。

    我们读懂了，在团队中要学会与人相处，做人要像童先生那样厚德载物。先生谦逊良善，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助人为乐，处处以身作则。在先生的团队里，长者提携后辈，青年尊敬前辈。事实告诉我们，教学科研工作要想健康发展，一靠领军人物，二靠和谐团队。

    我们读懂了，一个教育工作者最宝贵的品质是对教育教学的热爱、忠诚与坚守，是对教书育人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脚踏实地，无怨无悔。用内心宁静抵御外界喧嚣，用聪明才智把握教育规律，用辛勤汗水收获桃李满园。

    我们读懂了，从事基础课程教学的教师，要做好读书、教书、写书三件大事。读书是终身的，停止了阅读就停止了进步。教书是一门艺术，在讲台上达到条理清楚、重点突出、引人入胜的三个境界需要台下的扎实功夫。教书有一件要务，即必须和科研融合，这是“核心价值”，需要加倍努力和付出。写书是理论和实践成果的总结与提炼，它基于历史的积淀，反映当今的水平，培养未来的栋梁。写书就要学习童先生，尊重科学，坚持思考，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及时跟进新科技，永不止步求完美。

    在纪念童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我还想借此机会感谢健在的童师母——郑敏老师，今年7月18日她也过了100周岁生日。郑老师集诗人、哲学家、教授、歌唱家于一身，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闻名于诗坛，是“九叶派”诗人中如今唯一在世的一叶，被誉为“中国当代诗坛的常青树”。郑老师的成就斐然可观，同时她扶助了童先生一生。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的，童先生的“军功章里有她的一半”。多年来，郑老师对我们这些童先生身边的学生和教师一直十分关爱。每次和郑老师聊天，我们总能增长知识。有一次她聊起结构和解构的关系，既有诗人的激情和独特视角，又有哲学家的深邃和逻辑思辨，令我这个理工学子茅塞顿开。郑老师现在身体很好，头脑清晰，她的女儿童蔚告诉我，她如今完全活在诗意的境界里。她时常会大声呼唤“诗白”，问“诗白哪儿去了”，并不显得烦躁，而是流露出一种对最亲近、最理解的人的惦念。日前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高秀芹副院长发文说，“郑敏先生百岁，声音还那么好听”，“诗人生命之树长青”！我不由得想起郑老师那首广为流传的诗作——《金黄的稻束》，耳边传来了她仍然年轻却发人深思的声音：“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愿童先生和郑老师的坚实厚重的金色稻穗也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延续在和他们有过接触以及无数没有接触过的人中间而得以永恒。

    最后，我谨用宋代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中的词句敬献给童先生以作纪念：“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想说，童先生的品格和修养像云山一样高耸，令人景仰；童先生的学问和智慧如江水一般涌流，恩泽久长。童先生的英名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心房。

    （本文为《童诗白先生纪念文选》序言，发表时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