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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农村的生产工具仍以铁器为主，而粮食加工则停留在石器时代。
村庄
1971年初春，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我们从城南搬到了城东北，来到王林施村。王林施村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柑橘，除了原产于黄岩的早橘、槾橘和本地早以外，还种引进来的朱红和无核桔。无论如何，这次迁移把我们娘俩进一步下放，母亲从中学到了小学，我则从“名校”樊川小学到了村办的王林施小学。不过这样一来，我和母亲也第一次成为了校友。
记得母亲第一年教的是四年级，比我读的高一个年级。她是小学里唯一的公办教师，其他老师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包括校长，他是一个瘸腿的单身汉，极富心计。可是，调皮的同学有时也会乘他不备，跟在后面模仿他走路的姿态，令人捧腹。我读五年级的时候，校长终于从远方的村庄娶到了一个媳妇。
多年以后，我在瑞士日内瓦湖湖畔一座叫拉芬尼①的小村庄，度过了如梦如幻的三个星期。我和几位欧洲作家住在各自标签为大文豪福克纳、海明威、纳博科夫和加缪等下榻过的客房里，四周被无尽的绿色和鸟鸣所包围。这一经历无疑强化了我对村庄的概念，可是，我小时候的王林施村却连一片绿地也没有，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
小学校舍全是平房，东西和南北均不足百米，操场的一角有一个沙坑，上体育课时同学们用它来练习跳高或跳远。全校只有一扇门，没有传达室，却有围墙。没有喇叭，没有舞台，没有会议室，仅有的一个礼堂也是半敞开式的，每逢村里开大会，都要借用这个场地。做广播操时，体育老师吹着口哨或扯大嗓门喊，全校同学和老师都能听见。学校难得开一次运动会，即便开也没有中长跑项目，短跑比赛设在村头的石板路上。
这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生活在真正的村庄，我的意思是与村民们住在一起，而在委羽山时村民和学校老师基本上是分开的。我们的房东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太太，她和村里多数人家一样，姓施。老太太的丈夫早已过世，有一对儿女，儿子在杭州工作，偶尔有五元十元的汇款寄来，女儿嫁在邻村，不常来探视。
施老太太的平房位于全村的中心，紧挨着晒谷场，和小学也只隔着一条小路和一座菜园子。三间平房总的使用面积大约有四十平米。老太太住东间，我们母子住西间，中间是公共用地，包括门厅、灶台、餐厅，说是餐厅，也就一张桌子、几只方凳、一个碗柜和一口水缸。
说到菜园子，虽只有六七米长，两三米宽，却种了许多蔬菜。有青菜、茄子、丝瓜、南瓜，还有芥菜。因为老太太腿脚不便，菜园基本上由母亲料理。芥菜在南方并不常见，我们用来炒年糕，那味道很鲜美。还有腌茄子，爽口极了，这是施老太太的手艺，离开王林施村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而芥菜作为温州菜馆的一道特色菜，如今我在杭州也能吃到。
著名的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多卷本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了“四大发明”以外，中国人率先使用而后传递到西方的一些工具和技术。例如，独轮车（比西方早九至十个世纪）、铸铁（早十至十二个世纪）、河渠闸门（早七至十七个世纪）、瓷器（早十一至十三个世纪）、弓形拱桥（早七个世纪），等等。
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李约瑟的书中还谈到我儿时在王林施村见过的一些东西，例如（后面的数字表示西方落后于中国的时间）：
活塞风箱 约十四个世纪
风筝 约十二个世纪
竹蜻蜓 约十四个世纪
船尾舵 约四个世纪
龙骨车 十五个世纪
石碾 九至十三个世纪
提花 四个世纪
这七项发明中，除了风筝、竹蜻蜓和船尾舵，其他恐怕已经或即将进入博物馆了。
我们用得最多的是活塞风箱，这是母亲和老太太炒菜烧饭时我干的体力活。木制的风箱除了活塞还有活门，它通过压缩空气产生气流，使得炉火旺盛。所谓的活塞其实就是一个能往返运动的厚木板，木板四周打了许多小孔穿入麻绳，捆扎上一圈鸡毛，起到活塞环的作用。木板在鸡毛作用下在箱中处于悬浮状态，既减少了木板运动时的摩擦力，又增加了气密性。
说起捆鸡毛，这是个巧活，要捆得均匀，量也要适中。好匠人捆出来的风箱，风力既大，拉起来也轻松。再来看活塞板，它与两根木拉杆连接，拉杆长度略长于木箱，伸到外面。通过连续反复推拉连杆使活塞木板在箱子里往复运动，产生的风力从出风口间歇吹出，那里有一个活门。
说到活门，那也是个很关键的零件，它是一块能左右摆动的薄铁片，设置在木箱内侧的出风洞口，相当于单向阀门。它必须保证，无论活塞板是推进还是拉出，都把风由内向外吹出。值得一提的是，炉灶上一大一小两口铁锅旁边，还有一个加盖的圆柱形空间，是专门用来加热洗脸水的。在没有供热系统的年代，算是一种聪明的节能小发明。
提花是妇女们做的活，施老太太虽说是小脚女人，牙齿几乎掉光了，却是个织布能手。她用的是梭子机，脚踏的机器靠几个两头削尖的长方形梭子把不同颜色的丝线织成带子。每个梭子用不同颜色的丝线，通常是蓝色、白色和黑色，织出来的大多是对称的线形几何图案，如长方形、三角形、菱形等的组合，很少有圆弧或其他弯曲的花卉图案。
施老太太不常织布，有人定做时才做活，印象里她织得最多的是婴孩背带。也就是说，当她织布时，意味着村子里又有妇女快要生孩子了。相比之下，我母亲的手就没那么巧了。她只会纳鞋底，虽然带着金属顶针防护，仍时常刺到手指，这时候我就用唾液去涂她手指上的血丝，村里人说那样能消毒。母亲也不大会织毛衣或手套，我的手因此每年都生冻疮，有时烂得吓人。
毛泽东在一首咏史词里写道，“人猿相揖别，只几块石头磨过。”的确，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类大部分时间都处在石器时代，直到青铜器出现为止，据说长达两三百万年。依照考古学家的分类，石器时代又分为旧石器和新石器两个时代（有的甚至还分出中石器时代，以弓箭的使用为标志）。其主要区别在于，旧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而新石器时代则使用比较精细的磨制石器。
在20世纪70年代，当西方社会已然或正在现代化，中国农村的田间生产工具仍以铁器为主，而粮食加工和道路建设则停留在石器时代。需要指出的是，铁器时代是青铜时代之后的一个时代，在中国，其标志性生产工具是铁犁。
下面我要说的是石磨，它由两个大小相同的石头圆盘、一个碾轴组成，上面那个盘侧面连着一根木棍。石磨有两种，小的可以用一只手推动，主要用来碾碎黄豆。大的结构比较复杂，通过一个木架和绳子，把木棍和一根高悬的横梁连接，人们不停地推着它转圈。米从上圆盘中央的孔里流入，被碾成粉末。南方人吃大米，石磨并不常用。但在磨粉机普及以前，逢年过节必不可少，尤其是过春节，家家户户用它做年糕。
磨粉是第一道工序，起初，孩子们抢着推磨，但兴致头（黄岩方言，意为兴趣）维持不了太久，推磨需要毛驴一样的耐心。事实上，北方人使用石碾，真的会让毛驴蒙上眼睛代替人行走。他们依靠一个圆柱形的碾砣，在一个更大的石盘上滚动来碾碎粮食。
接下来，要把米粉放进蒸笼，这是妇女们干的活。蒸前先把米粉放在盆里，加适量的水，搅拌，放入糖、芝麻之类的，再用纱布包好。最后，要用到石臼，俗称捣臼，这是做年糕的第三道工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年糕好不好吃就在此一举了。
正因为重要，加上有断胳膊少腿的危险，大人不许小孩参与。捣臼时，一般需要三四个男子一起干，他们先把热气腾腾的粉团倒进洗净的石臼。一个有经验的男人蹲在地面，不断快速地用手翻转石臼里的糕团，并不时让手沾湿。其余的男人一只脚站在一块一米多高的石墩上，另一只脚合力踩踏与石板平行的一根木头，再迅速把脚移开。木头的另一头连着一个木棰，通过中间偏下的一个轴子，做上下往复运动。踩的人哼着号子，木槌砸在糕团上发出的声响传得很远，慢慢地，年糕的香味就出来了。
与踩年糕相似的是踩龙骨车②，即木制水车，干旱时节村民们用它来抽取池塘里的水浇灌秧苗。戽水的木板用木榫连接成环带，由槽、梁、架、档、杠等组合构成，可以拆下来搬运。水车一般有二至四个脚踏，需要多人合力工作。因为危险性不大，这样的机会孩子们有时也能获得。
我第一次蹬上水车时生怕掉下去，把手和胸伏在杠上，两眼直盯着脚踏，和大人们不合拍，结果走得很累。后来在大人的指导下，我消除了害怕心理，用双手轻轻地扶着木杠，身体重心微微下移，脚步有序，才慢慢跟上节拍，但仍然比较费劲。
说了那么多石器和木器，现在该聊一聊金属器皿了。施老太太家有一个令我羡慕的取暖用的铜炉。至于铁家伙，我记忆最深刻的并非犁、锄头、镰刀之类的农具，而是铁环。这是一种铁制的圆形的空圈，原本是圈在水桶、脚盆甚至马桶上的铁箍。当木桶废弃不用后，就把它卸下来，再用粗铁丝做成一把带钩子的铁棍别住铁环，便可在路上驰骋起来。
当然，滚铁环也很讲技巧，从握手的姿态来看，与打乒乓球一样，分成直握和横握，通常横握时铁棍倾斜的角度更大一些。滚铁环的水准也有高低之分，不会滚的人走不了十米铁环便倒地，会滚的人又稳又快，即便拐弯时也游刃有余。以上这些，应是我对王林施这座村庄的物质记忆了。
①拉芬尼（Lavigny），法语意为葡萄园。德国著名出版商海因里希·勒迪-罗尔沃特在此村有座夏日别墅，他的遗孀简为纪念丈夫，生前立遗嘱并设基金会，每年邀世界各国作家、诗人来此度假写作。
②叫翻车，一种提水工具。最早见于《后汉书·张让传》，书中记载：186年，东汉宦官毕岚作翻车，用于取河水洒路。
早晨去上学前，我准备好饭盒和米，还有两只小玻璃瓶，一只盛着猪油，另一只盛着酱油。
粮食
“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最早记载在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的名著《史记》里。唐代学者司马贞在为《史记》所做的索引里注释道，此语源自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管仲。他的原话是：“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无论如何，古人心中的“食”，多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粮食之意，而非今人所诠释的“吃”。
据我了解，在中国许多地方，1961年和1962年两年出生的人口总数，不及1963年一年的新生儿。这是因为，经过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产量大幅下降，艰难活下来的人多不愿再添人口。但到了1962年夏天，情况开始好转，于是人们又纷纷孕育新生命。
其实，粮食供不应求的现象此前就出现了。1955年，中央政府发行了第一套全国粮票，粮食供应定量配给的政策就此出台。虽然省级政府也发行粮票，但对每个城市户口的总定量都有统一规定，只不过各个地方略有差异。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黄岩县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是这样的：小学生二十四斤，初中生和妇女二十七斤，高中生二十八斤，成年男子三十斤。
换句话说，我们母子两人的总定量是每月五十一斤，这里的斤是指市斤，一市斤相当于半公斤，即五百克。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定量是指大米，因为江南主要栽种水稻。在北方，由于粗粮较多，定量的标准也相应高一些。例如山西省，成年男子的定量是每月三十七斤。
不难想象，每个家长（尤其是母亲）为了让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总是把自己的口粮节省下来。我上学的时候，学校里经常举行忆苦思甜活动，宣传红军战士的英雄业绩，他们在长征时常常饥不择食，甚至连皮带都煮了吃。相比之下，我们还只是少吃点大米而已。学校的作文题也少不了艰苦奋斗这类主题，还有就是对万恶的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批判，似乎那样一来，饥饿感也能减轻了。
批判归批判，每次和母亲一起进城我最渴望的一件事就是下馆子，也就是去饭店吃一顿。如果她不答应，那我们就去吃烧饼①。那是青年路上的烧饼店，在烤炉里现烤现卖，分为肉馅和菜馅两种。如果她答应了，那我们就去吃面，我们每次去的那家老倌店在劳动北路，也就是连接永宁江大桥的主要街道上，与百年中药老店——“沈宝山”（创建于1880年）相距不远。我记得面馆的店面很窄，只有一间，里面却很深，朝西的门口兼做灶台。
面馆里只有三种面（或许还有其他面，但我们只点过三种），也就是光面、猪肝面和鳝丝面。所谓光面就是清汤面或阳春面②，虽然没有浇头，但厨师事先准备好一锅讲究的面汤，顾客来到时，放一把湿面进去浸泡几分钟后捞起来就成。鳝丝面是用黄鳝丝抄的，而猪肝面只是在光面里加几片猪肝而已。至于故乡的名吃姜汤面③，儿时的我却从未听说，大概那时是给做月子的妇女吃的。后来品尝到了，果然鲜美。
湿面是相对干的米面（米线）而言的，是麦子揉成面粉后从机器里绞出来的。其实细细的米面也是机器做的，可是故乡人却只管湿面叫机器面。我们去的那家面馆只有机器面，我记得很清楚，光面一毛一碗，猪肝面和鳝丝面售价分别是两毛五和四毛。
多数情况下，母亲会点1+1，也就是一碗光面加一碗猪肝面。不用说，她老人家总是吃光面，声称不爱吃猪肝，那时尚没有胆固醇的概念。当然了，我会夹几片猪肝到她碗里。只有在特殊的节日，母亲才会买一碗鳝丝面，那味道鲜美极了。而无论买什么面，最后面汤都会喝干。吃过几次以后，我自己也会点了，现在想来，那家面馆就是我儿时的麦当劳或肯德基。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不仅粮食定量供应，食用油、肉类和布匹也是如此。政府定期颁发油票、肉票和布票，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时猪肉的价钱，六角五分一斤（大米是一角三分六厘一斤）。有意思的是，那时猪的各个部位价钱基本一致，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那么猪肉分类的多寡是否与物质丰富的程度成正比呢？在哥伦比亚的超市里，我亲眼见到，牛肉的分类多到七十多种。
无论如何，卖猪肉的师傅在那个年代比较吃香，做老师的可能有机会沾光。假如他或她的学生家长正好是那位师傅，那就有可能买到最好的部位。那时候没有冰箱，母亲把买来的肉放在锅里熬成油以后，剩下的猪油渣就是我的零食了。猪油通常盛放在玻璃瓶里，一瓶猪油可以炒一个月的蔬菜。
说起零食（黄岩人叫零嘴），那就十分可怜了。麦芽糖最常见，甜得有点腻牙，但我还是爱吃。每次货郎挑着担子进村，他的小手鼓摇得叮咚作响，把孩子们的口水都引出来了。虽说从他那竹叶包起来的大圆盘里，切割下橡皮擦大的一小块只需两三分钱，母亲仍舍不得。为此她鼓励我平时把牙膏皮（壳）和晒干的橘皮积攒下来，与货郎换取麦牙糖，那样一次往往能切得一大块。
我还记得，那些家里实在没东西可换的小朋友，也会借货郎的手鼓摇几下。如今，爆米花在自己家里用微波炉就能做，它甚至成了酒吧里销量仅次于花生米的下酒菜，可那时候货郎挑着又黑又重的爆米花机在各个村庄四处转悠，也难得觅得一笔生意。谁家愿意用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再贴钱去换这空心的食物呢？
夏天来临，王林施村唯一的冷饮是绿豆棒冰（若是进城还可以买到洋菜糕，味道比现在的果冻鲜美）。到了冬天，我们在燃烧的灰堆里烤红薯。每逢过年，则有芝麻糖和冰糖葫芦。说起冰糖葫芦，我儿时从没有机会品尝，还一直以为就是从冰库里取出来的荸荠。
成年以后我才知道，冰糖葫芦是将山楂用竹签串成后蘸上麦芽糖稀（遇风迅速变硬）制成的，因此不分地理、气候。相传南宋一位皇帝的宠妃就是靠吃冰糖葫芦治好使其日见憔悴的怪疾。至于芝麻糖，那是我的最爱，每逢过年母亲会从集市上买来一两斤，那种又香又脆的味道真是好极了。记得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他晚年读的书也是他年轻时爱读的。将来有一天，我或许会说，我现在喜欢的零食也是童年时的最爱。
现在来说说穿衣，既然使用了布票（男女定量并无区别），这就意味着，每人穿新衣服的机会很少。如果家里兄弟或姐妹比较多，那么大家轮着穿，在同伴面前亮相的衣服也就多了。可是，我们家人口太少。自打记事起，我就没有过穿新衣服的喜悦。但这不等于说，母亲没给我买过或做过新衣服，而是我不记得了。
事实上，王林施村我们的一个邻居家里有四姐妹，老大就是个裁缝，她和我母亲关系不错，很有可能给我做过新衣服。我还记得她的丈夫是入赘的，之所以记得这些，是因为他们蹒跚学步的儿子非常可爱，我和他的小姨子们争先恐后地抱他玩。
在那个年代，衣服的主要功能是遮体和御寒，但也能满足一定的审美需求，也就是说，它也是一种精神食粮。胭脂是妇女们仅有的化妆品，雪花膏和百雀羚是两个不同档次的品牌。对孩子们来说，除了电影以外，主要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看连环画，也叫小人书。
可是，那时的小人书不仅全黑白，而且几乎都是样板戏等电影的翻版。除此以外，就是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系列故事了，印象里有《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西游记》里的故事则以《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最受欢迎。当然，还有一些是政治读物，如批林批孔故事，《夜半鸡叫》等忆苦思甜系列。不过，我们没钱买那么多小人书，大多是和小朋友们相互传阅。
生活虽然清苦，但人照样会长大。自“文革”开始以后，所有学校都“停课闹革命”，后来上面又下达了“复课闹革命”的指示。先是中小学复课，等到70年代初期，连高校也复课了，可是学生不是通过考试入学，而是由工厂、农村和部队推荐上来的，称为工农兵大学生。那时候为了节省教育经费，我们那里小学只上五年，初中和高中各上两年。
1973年夏天，十岁的我小学毕业了。那年破例进行全区统一的初中入学考试，虽说王林施小学一点都不出名，我平时的学习也并不十分突出，没想到数学成绩居然（并未公布）名列全区第一。原先我母亲还担心家庭身份影响我的升学，结果却证明她多虑了。
秋天来到，我开始到邻村的王林中学上初中了。王林是公社所在地，与王林施隔着两三里地，走路需要一刻来钟。午餐在学校里吃，可是，食堂里的师傅只给老师做菜。事实上，即使卖给我们菜，我和多数同学也不会买或买不起。
每天早晨去上学前，我准备好饭盒和米，还有两只小玻璃瓶，一只盛着猪油，另一只盛着酱油。到学校后，先去食堂洗米盛水，然后把铝制饭盒盖紧，放在一个叠层的大蒸笼里。上完课后，我们立刻赶到食堂，等着蒸笼一层层揭开，一只只饭盒被同学们认走，那情景颇像机场的行李提领处。只不过饭盒比行李难认，我们需要在上面刻写自己的名字。
猪（酱）油饭是我在王林中学读书时吃得比较多的午餐，有时母亲也会改善我的伙食，放一只鸡蛋或一块肉冻在饭盒里头，或在一只瓶子里装上腌好的萝卜，让我带到学校里吃。不知为何，这些细节我记得很牢，而老师上课的情景却没有什么印象。我在王林中学一共读了三个学期的书，只记得三位老师。
教数学的陈贵香老师是城里人，性格开朗，经常在课堂上表扬我，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施梅娥老师是民办教师，她因为年轻美丽而留在我的记忆里。施老师原来是王林施人，后来嫁到了王林，可能因为新婚燕尔的缘故，她总是穿着得体打扮入时，但神情较为腼腆、严肃，难得一笑。最年轻的是教音乐的张文黎老师，那年她刚高中毕业，她因为是“黄中”子弟，后来我们接触较多。
多年以后，我在西子湖畔见到了陈老师，她的外孙女考入了我任教的浙江大学。陈老师依然有一颗好奇之心，师范毕业的她竟然和小外孙女挤在浙大学生宿舍的同一张床上，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而在一次回乡省亲时，我专程拜访了施老师，她已经年过花甲，两鬓斑白，在我的相机镜头里，一如往昔的矜持，那时她早已经做奶奶了。
两位老师都记得我小时候的样子，但当我问起当年王林中学食堂里的景象时，却直摇头。在她们的心目中，学生们的成绩和品行永远是第一位的。她们可能记得某一个学生的某次捣蛋行为，另一个学生某篇作文或某道数学题做得出色，但不会记得饭盒里头的食物，也不会记得他们饿肚皮时脸上的表情。
①据史书记载，烧饼是东汉军事家、外交家班超从西域引进来的。《续汉书》有称：“灵帝好胡饼。”胡饼便是最早的烧饼，至晚在唐代便盛行了。
②据考证，阳春面是上海人先开始叫的，他们习惯称阴历十月为小阳春。又因为光面以前每碗售价一毛（十分），故名阳春面。
③姜汤面是台州名吃，它是一种米面，浇头丰富，有虾干、肉丝、笋丝、香菇、金针菇、荷包蛋、豆腐皮子、青菜、蛏子等，还有微辛浓郁的汤汁。
（本文摘自《小回忆》，蔡天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8月增订版，定价：49.8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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